1966年夏，一场以“文化”冠名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无数的教育工作者惨遭劫难，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卞仲耘，她是运动开始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卞仲耘同志的故事。

卞仲耘是安徽省无为县人，生于1916年。

卞仲耘家里原来并不富裕，她的父亲早年到钱庄做学徒工，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后来自己开了一家钱庄，家里逐渐富裕起来，这让卞仲耘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文化教育。

1937年夏，高中毕业的卞仲耘没有考上大学，进入一所小学当老师，一边教书，一边补习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然而，当时时局动荡，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大片的领土，卞仲耘也跟随学校辗转于各地。

1938年春，卞仲耘随安徽省芜湖女中师生迁移到长沙，为了实现自己保家卫国的理想，卞仲耘来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打算前往延安抗大学习，并填写了表格，此时，卞仲耘的同学拉她参加奔赴前线的“战地服务团”，卞仲耘便前往武汉投身抗日宣传，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

从1940年开始，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战地服务团在国民党军队中无法坚持，卞仲耘打算考大学继续深造，考入迁到陕南的西北大学读书。

当时，卞仲耘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学校发现后被勒令退学，此后，卞仲耘又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和齐鲁大学，于1945年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共产党的解放区，在《人民日报》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终于投入到党和人民的怀抱。

1949年，卞仲耘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先后担任学校教导员、教导主任、校中共党总支书记和副校长等职务，在卞仲耘担任学校副校长期间，由于没有校长，实际上，卞仲耘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

1955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张贴了攻击北京市委、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几天后，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也开始在学校张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工作组进驻学校后，宣布支持起来“造反”的学生，卞仲耘等学校领导全部“靠边站”，一些附中女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到台上进行批斗，批判发言时，突然有学生手持军事训练用的刺杀木枪上台，几下将卞仲耘捅倒在地，刚刚倒地的卞仲耘随即又被学生拽着头发将她拖起来。

丈夫王晶垚想让妻子离开北京，回老家安徽暂避，卞仲耘却不同意，她认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说：

“为了人的尊严，我决不能逃走。”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再次向学校的5位负责人发难，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首当其冲，卞仲耘等学校领导被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等等。

批判大会结束后，卞仲耘等人被红卫兵从批斗台上拉下来进行“游街”，一边走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随即又被强迫挑走操场上的一堆沙子，已经被折磨得没有力气的卞仲耘哪里挑的动，于是便遭到狂热女生的殴打，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

这场狂热语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续两个多小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渐渐失去知觉，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等到晚上卞仲耘被校工送到医院时，卞仲耘已经死亡多时了，就这样，卞仲耘的生命被定格在了50岁。

1973年，卞仲耘突然获得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学校革委会按照相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作为赔偿金，1978年6月，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作出《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并在八宝山为卞仲耘举行了追悼会。

2014年1月，已故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文革时全国闻名的红卫兵宋彬彬，就文革期间批斗老师行为，向母校老师和校领导致歉，当年被批斗致死的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发文表示道歉虚伪，拒绝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