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作为一个在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的“老资格”，当年在鄂豫皖苏区三年的游击战争中，他还是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可为何在短短11年之后，他却突然被处决，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后来有人表示高敬亭当年是被错杀，那么究竟是谁下达了这个命令？

多年后，为何只有一个邓子恢站出来承认，表示这事儿他有一定的责任？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高敬亭当年被错杀的始末。

要说当年的高敬亭，那也绝对是个有“党性”的铁血人物。

早些年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和陈昌浩就先脱离了大部队，准备一起回陕北向中央述职。

可就在临行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却迫使陈昌浩和徐向前暂时分别，先由徐向前先行赶回陕北，跟中央说明情况，陈昌浩则继续留在原地养病。

没曾想，等陈昌浩病愈后，心里却打起了不该有的小心思。

为此，陈昌浩曾秘密潜回湖北，想要找当时部队已经发展壮大了不少的高敬亭，联手干一番大事业，比如改弦易帜，和当时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但面对陈昌浩开出的诱人条件，高敬亭不仅不为所动，还毅然决然地拒绝了陈昌浩的合作请求。

之后更是为了避免中央误会，在其所率领的南方红军游击队，被正式改编为第四军后的第一时间，他就向毛主席报告了之前陈昌浩暗中拉拢自己的这件秘事。

在当时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电报中，高敬亭是这么说的：

“我方于9月5日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总指挥部，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由陈昌浩同志亲自授意送来的。”

这份电报虽然简短，看起来也像是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汇报，但其中所蕴含的信息，只要主席和党中央在收到电报后仔细揣摩，就能将其中的端倪窥得一二。

于是不久后，陈昌浩就在组织内部被冷落了起来，而高敬亭则得到了组织的高度认可，并对其委以重任。

让其带领着第四军，也就是当时大家口中的“四支队”，陆续参加了棋盘岭战役、肥西周家老围子战役、庐江、无为县城战役等数次战斗。

也就是在这些战斗中，高敬亭所率领的部队，不仅肃清了自己势力范围附近的全部敌伪武装，还从他们手中缴获了不少的武器装备。

在当地百姓的拥护下，在这一带顺利开辟了一片新的革命根据地。

因为受过正宗的马列主义和中共思想教育，所以高敬亭很是明白和看重群众的力量，也深刻地知道何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所以在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之后，为了能更好地巩固根据地的群众基础，高敬亭一刻都没有闲着，反而是以最快的速度，派出了很多的干部，深入到乡野民间，开始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之后靠着群众的支持，高敬亭的四支队很快就在这里完成了扩军，将部队规模直接提升至8000人以上，一跃成为了当时新四军当之无愧的主力部队。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高敬亭的内心逐渐发生了变化。

根据资料记载，自从鄂豫皖地区的国共合作开始以后，随着新四军四支队的不断发展壮大，高敬亭这个“老资格”的个性也一天比一天“鲜明”。

具体表现在，他不仅开始变得居功自傲，甚至还开始有意无意地反驳党中央提出的种种意见和建议。

甚至发展到后来，高敬亭还开始在部队大搞所谓的个人权威，秘密进行宗派活动，丝毫不把党和中央放在眼里。

再后来，高敬亭居然开始联合手下，拒绝接受，并恶意排挤中央从延安等地派到四支队的干部。

有的时候，即便是当时他表面上接纳了对方，却从人家进入部队的第一天起，就派亲信暗中对其展开监视，完全失去了一个党员该有的品性。

在此期间，郑位三、喻屏等被党中央派到四支队的将领，就先后被高敬亭排挤了出去。

除此之外，林英健、高志荣等人，也因为被高敬亭接二连三地为难，被迫从他掌控较为严格的七团和九团离开，转到八团去工作。

而这些，也很快就传回了位于陕北的党中央总部。

得知消息后，党中央对此很是重视和关切，毕竟高敬亭手中的这支四支队，那可是当之无愧的新四军的主力。

就这样一支部队，党中央是一定要对其行使绝对的领导权的，万不可由着他高敬亭一人胡闹，在部队中大搞所谓的“一言堂”。

如果放任高敬亭继续按照这个进度和趋势发展下去，那将来的新四军，极有可能会成为高敬亭一人的“私人军队”。

而高敬亭本人也会摇身一变，从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党员，变成一个和党中央对着干的“新军阀”。

这种局面，不管是我党还是我军，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考虑到这些，我党高层很快就对此做出决策，下令要求高敬亭率兵继续向华中的敌后挺进。

当然，此举除了能够按照党之前的既定战略方针，继续将革命的胜利果实发展壮大，也能趁机试探一下，高敬亭是否真的不再听从党的指挥。

果不其然，在收到党中央的开拔指令后，高敬亭却一直消极对待，以各种理由在当地按兵不动。

甚至还拿出所谓的“就地巩固”的借口，企图继续在怀宁、桐城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将自己的势力发展壮大。

即便是后来在党中央的反复催促下，高敬亭也不愿把主力都开出去作战。

甚至还在战前动员时，片面地强调不许在战斗中出现老兵伤亡等情况，大搞特搞所谓的“兄弟义气”，弃全国革命大局于不顾。

除此之外，为了巩固自己在新四军四支队的绝对领导地位，高敬亭还“闭门谢客”，严格抵触并限制部队增加新兵等政策。

当然，在高敬亭如此接二连三的“骚操作”下，很快他的这些作为就有了负向反馈。

比如部队的发展陷入停滞、周边群众的抗战积极性也日渐消退等。

更可怕的是，趁着这个机会，原本已经被消灭殆尽的敌、伪、顽三股势力，居然再次在皖东一带发展了起来，大有“卷土重来”的苗头。

眼看着皖东的形势越来越危急，党中央对新四军四支队的掌控也逐渐面临瓦解。

1938年5月22日，中央书记处在某次战后工作报告中指出：“务必动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所率领的支队，继续保持在党的绝对领导下。”

在随后的同年11月，为纠正高敬亭在思想和行为路线上所犯的错误，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专门从军部出发前往江北，试图以此来加强党中央对江北新四军的领导。

在此期间，根据党的指示，张云逸还曾对高敬亭进行过耐心的说服教育。

并跟四支队的其他将领、士兵们，讲明了脱离党的领导，部队将会招致的严重后果，让大家在思想上有了一定的转变。

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动身还没多远的高敬亭就又以生病等为借口，率特务连、手枪团等亲信返回自己的“大本营”。

见状，党中央知道必须使用更严厉的霹雳手段，才能让尚未铸成大错的高敬亭迷途知返。

1939年4月底，邓子恢、赖传珠、罗炳辉等人，直接跟随军长叶挺，浩浩荡荡地抵达了江北，并在此处重新组建了专管新四军的江北总指挥部。此举，无疑是想从权利上架空高敬亭。

在有了这些动作之后，党中央本以为高敬亭会自此收敛锋芒，继续听从党的指挥。

结果没曾想，在随后的战斗安排中，高敬亭竟无视江北总指挥部的作战部署，继续在原地按兵不动。

更巧合的是，在同一时间，高敬亭手下的七团长杨克志和副团长曹玉福，竟然趁机投奔了桂系军阀，给了我党和我军当头一棒。

很快，在四支队内部，关于反杨、反曹的斗争就如火如荼的展开了。而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两人当时的顶头上司高敬亭，自然也没逃过被牵扯其中。

不久后，关于该如何处置高敬亭的电报，就由党的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同时发送给了国共两党。

毕竟当时两党还处在抗日合作期间，对于高敬亭的处置事宜，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都有一定的话语权。

但本质上，由于高敬亭属于中共党员，这件事的最终处置决定，本该由中共中央拿主意。结果没曾想，最后高敬亭的生死，却是由国民党一纸电令拍了板。

原来，当时项英发出去的电报，询问的具体内容竟然是要不要立刻枪决高敬亭。

对此，中共中央的回复是：“先对高敬亭采取一些过渡的办法，当务之急是先将四支队掌握在党的手里，然后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到四支队开展思想工作”。

由此可见，对于是否要枪决高敬亭，我党是持反对态度的，总觉得高敬亭还有迷途知返的可能，还应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结果，国民党方面在收到这份电报后，立马同意了枪决高敬亭的决定。

毕竟这样一个难缠的对手，国民党之前那可是斥资千金求其项上人头而不得。

如今这有白白送上门的机会，他们怎肯轻易放过，势必是要将高敬亭置于死地。

就这样，在项英随后给党中央的回电中，直接引用了白崇禧的电报，表示：“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决定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还没等党中央再次回复，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高敬亭就在安徽肥东县的青龙场被枪决。

此事一出，对于国共两党来说，真可谓是“亲者痛、仇者快”。

毕竟虽然高敬亭在此之前犯下种种过错，但归根结底终究是我党内部的问题，如今却被国民党拿来做了文章，还因此错杀了一位有才能，极有可能改过自新的我方将领，当真是可惜。

1975年11月，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为毛主席修书一封，要求为自己的父亲平反。

毛主席得到消息后，也同意了高凤英的请求，并委派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着手调查此事。

之后经过汪东兴抽丝剥茧地调查，在高敬亭被错杀一事上，邓子恢，郑位三，戴季英等人都脱不了干系。

毕竟如果没有内部人员的默许，仅靠着国民党一纸电令，就能随意处死我军中的一位高级将领，那岂不是都将没有后来的我党和我军。

而事实上，到最后也只有邓子恢一个人站出来坦诚，表示在错杀高敬亭一事上，自己负有一定的责任。

可斯人已矣，再多的忏悔也无法让其重新拥有生命，当真是可悲、可叹！

参考文献：

1、中原抗日英雄谱 高敬亭——央广网2015-07-09 09:12:00

2、高敬亭——中国军网 2018-05-02 1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