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不得不下了一个艰难地决定，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壮举，可是在当时看来这显然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当时，国军采用“碉堡战术”一步一步压缩了红军的生存空间，红军的活动范围不断被压缩，如果继续和国民党死打硬拼，最终的结局就是全军覆没。

为了保留革命的有生力量，最终中央决定实行转移。

不过，中央苏区内的红军并非全部进行转移，而是预留了一部分军队继续在苏区内进行军事斗争，而中央带领主力部队8.6万人转移。

那么当时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还剩下多少人，这部分战士最终的结局如何呢？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央红军决定成立中央分局，其任务是：

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在中央苏区内继续进行斗争，使侵占苏区的敌人无法进行有效统治；随时配合中央红军大部队反攻苏区

同时，中央还划定了瑞金、会 昌、于都、宁都4座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带为苏区最后坚守的阵地。

很显然，当时李德、博古等人的想法也太过于乐观了，虽然此前我军有多次这样子的案例，可是“第五次反围剿”明显不同于之前几次。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率领8.6万主力长征，此时留守在中央苏区内的部队大约还有五六万人。

可是这人数看起来虽多，可是这其中有许多是伤病员，当时真正能够战斗的人员只有留守苏区的红24师以及苏区内的十几个独立团大约1.6万人，同时任命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陈老总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后来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伯里将这些留守部队称之为“死亡之师”。

同时为了能够牵制敌人，中央也把陈老总留了下来，在十大元帅之中，陈老总是唯一没有参加过长征的，一来是因为在长征之前他有腿伤跟着大部队也行动不便；二来是因为项英不通军事，面对国军围剿苏区的重大威胁，必须得有一个懂军事的干部留下辅助项英，而陈老总在红军早期的干部里面是属于军事比较出众的。

当时这部分战士的任务不可谓不重，一方面他们需要继续和敌人在苏区内鏖战，另一方面这些战士还要肩负保护这些伤员的重任，此时战士们恨不能把自己一批为三当成几个人来使用。

中央苏区大部队主力长征虽然前途渺茫，但是相比较起来，显然留守苏区的部队更是危机重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苏区成功转移，而留守苏区的项英则认为随着中央红军的转移，国军大部队必定会随之追击红军，这样必然会减轻留守部队的压力，因此他主张继续死打硬拼等到主力归来后前后夹击敌人。

对于项英的这个决定，陈老总是竭力反对，奈何当时项英是分局书记，决定权在项英手上，而项英也多次拒绝了陈老总的正确建议。

很显然，项英也和李德、博古等人一样过于乐观的估计形势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后，国军仅派出了薛岳和吴奇伟两个纵队追击中央红军，剩余的大部分兵力从北、东、西三面紧缩包围圈，分割苏区，分片“清剿”。

同时，国民党又联合了苏区内的地主武装，在苏区之内实行“白色恐怖”，妄图彻底消灭中央苏区的留守部队。

1934年10月26日，国军东 路军侵占长汀；11月10日，首府瑞金被攻占；11月23日，会昌陷落，此时中央苏区全部沦陷。

苏区沦陷之后，国民党在苏区内实行“白色恐怖”，许多村庄几乎被杀绝了：福建长汀县34户人家除去一八旬老太之外其余全被屠戮；赣州市10.8万烈士，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中央苏区沦陷后被敌人杀害的干部和群众。

直到遵义会议之后，中央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往“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而中央也在这时给中央分局发来了指示：命令苏区留守部队应在中央苏区以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在接到了中央的指示之后，项英终于听取了陈老总的建议决定率领剩余的部队突围在南方大山之中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2月，留守苏区半年之久的近万名指战员经过短期整编之后随即便按照中央分局的部署进行突围，这就是“九路突围”：

第一路由李莲才率领向闽赣边区突围；第二路由陈谭秋、谭震林率领的红24师4个连突围敌人封锁和张鼎丞部会合；第三路汪金洋和李天柱率领两支部队突围；第四路由龚楚、石衡中以及史犹生率领红71团从南禾地区出发伺机突围，突围途中龚楚被粤军发现，龚楚在突围过程之中打死石政委叛变投敌；第五路由徐鸿以及张凯率领的独立3团由于都南部出发，途中遭遇敌人追击，最终和李天柱部会合；毛泽覃率领独立一师从南禾丰出发到达福建长汀，和福建省委书记会合成立新的闽赣边界军区领导机关。王孚善率领400余人由会昌向寻安方向突围。阮啸仙、蔡会文、刘伯坚等率领独立6团2000余人在于都南部坚持游击战。中央分局由项英、陈老总领导突围，随后和蔡会文、陈丕显部会合，最终上了油山，从此以油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而除了这部分战斗人员之外，当时苏区还有3万多伤病员，这部分伤病员和留守部队一起突围显然是不现实的，可是如果留在苏区事后必定会遭到国民党的大屠杀，为了保护这片伤员，陈老总不顾腿伤挨家挨户上门和苏区的老百姓进行协商，希望对方能够接受这些战士，留在老乡家里照顾老人或者给人当干儿子、干女婿都行，而陈老总这诚恳的态度最终也打动了不少苏区百姓，而陈老总也为革命保留下了不少的火种。

在成功突围之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陈老总向中央汇报了有关情报，同时命令战士埋掉电台、烧毁密码本，从此南方八省的游击队彻底和中央失去了联系。

中央苏区留守部队加上伤病员当时总计有4万多人，可是真正能够突出重围并且坚持到新四军改编的战士却仅仅只有300人，红军长征起码还保留了十分之一的革命火种，可是留守部队却是只有百分之一。

而在突围过程和三年游击战争之中，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等人都在指挥战斗的过程之中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在狱中敌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也不能使他们屈服，最终被敌人残忍杀害。

而在残酷的三年游击战争中，身处敌后的红军战士生存处境也非常艰难，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红军战士甚至都不敢生火做饭，在恶劣的环境下，他们吃野菜、野草充饥，为了筹集生活物资，他们需要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和包围才能将物资筹集到山上，而后来毛主席也曾经感慨道认为“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比长征更困难”。

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建立了第二次合作。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将南方8省13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此时那300多革命火种到新四军改编时已经发展到了1万多人。

随后，新四军开始活跃在了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