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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曾国藩踏上了仕途的起点，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此后的十年，他的仕途如同坐上了火箭，一路飙升，十年间连升七级，这速度在官场中堪称奇迹。1843年，他升任翰林院侍讲，两年后，又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1846年，他更是被任命为文渊阁直阁事，这个职位可不得了，相当于皇家图书馆的副馆长，直接为皇上服务，某种程度上还算是皇帝的学友。虽然不算实权重臣，但绝对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一般来说，领了文渊阁直阁事的差事，往往就是成为皇帝亲信、踏入实权阶层的最后一站。

果然，1847年，曾国藩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同年，他还出任了钦派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不仅进入了中央权力核心，还获得了“钦派”的殊荣。1849年，他升授礼部右侍郎，同年又署兵部右侍郎；1850年，再兼署工部左侍郎。

清代的工、兵、刑、礼、吏等各部，就相当于今天的各部委，每部的最高领导是尚书，尚书下设左右侍郎，相当于尚书的副职。所以，曾国藩这时的官职，大致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文化部、国防部的副部长。年仅40岁就达到如此高位，足见曾国藩年轻有为，前途一片光明。

一个人的成功，往往不是偶然的，而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像武侠小说里的主人公，要练成绝世武功，一方面自身要有天赋，或者聪明过人，或者韧性过人；另一方面，还少不了高人指点、偶得秘籍、邂逅奇遇。

同样的道理，在官场也适用。身无长物就想平地飞升，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提升自我能力、练好“内功”是大前提，而外部因素则是官场成功的重要助力，高雅点说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通俗点说就是要有贵人相助。这一点，无论中外都适用，尤其在重人情、重交际的中国，更是官场飞黄腾达必不可少的因素。

那么，曾国藩的成功，究竟是如何“内外兼修”的呢？我们先来谈谈“内因”。回望曾国藩在官场的崛起之路，从1840年担任翰林院检讨，到1847年被授予内阁学士，这七年间，他一直在翰林院任职。

翰林院作为一个文职兼学术机构，其性质颇似当今的社科院。在这里，工作任务并不繁重，对于那些渴望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或许并非理想之地；但对于那些一心向学、致力于自我提升的人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良机。

翰林院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可以沉湎于舞文弄墨，轻轻松松地完成份内的工作，过着“隐于朝”的优裕生活；也可以奋发图强，抓紧这来之不易的闲暇时光，为将来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念之间，天壤之别。历史只看到多数一品大员出身翰林，却看不到多数翰林也不过是碌碌终生。而波澜壮阔的人生，只为那些有准备的人们展开。

曾国藩无疑是个有志向且精明能干的人，他绝不会轻易放过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或许是在翰林院七年的生涯中，他深切体会到了自己的不足，又或许他本就一心向学，不断努力地提升自己。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他在职期间不断“充电”学习。而曾国藩所专心钻研的，正是当时被视为儒学核心中的核心——义理学。

儒学源自孔子，当初只不过是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支。那时候，诸子百家中实力最强的当属纵横家，孙膑、庞涓、苏秦、张仪，个个都是名动一时的大人物；法家为秦国所独尊，为后来秦灭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当时的影响不敌纵横家，但因为抱对了大腿，后来地位也很是不低；墨家以墨翟为首，倡导和平主义的“兼爱”、“非攻”，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自然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

反观儒家，虽然弟子众多，四处游说，却从未得到过真正实施自家主张的机会。在诸子百家之中，不能算是最成功的第一梯队。这并不能说明儒家的主张水平低下，因为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秩序与仁政爱民，归根结底是要在一个稳定的政局中才能实现。

而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兵者诡道也”，玩弄权术诡道还玩弄不过来，看起来“一本正经”的儒家自然被看作是中看不中用的“唱高调”，所以实在是不合时宜。

到了秦灭六国，靠“霸道”夺取天下后，更是把倡导“平等”、“仁爱”的儒家看作眼中钉、肉中刺，于是就有了“焚书坑儒”。儒家从此就和秦朝结下了梁子。

从儒家掌握中国思想大权的那天起，往秦朝身上泼脏水就没有停止过。以至于今天我们提起秦朝，首先想到的就是屠杀和暴政；秦将白起坑杀赵国四十万战俘的恶名更是遗臭万年，而对于秦统一中国的伟业，倒只作泛泛之谈。

历史总是如此，时势造英雄，王朝更迭不息。继秦之后的统一王朝——汉，在夺取天下的道路上采取了与秦截然不同的策略。秦是诸侯争霸，以“霸”为旗号；而汉则是起义反抗暴秦，高举“义”之大旗。尽管汉高祖刘邦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仁义之举并不显著，但毕竟旗号迥异，指导思想也大相径庭。

刘家稳固天下之后，着手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亟需寻找一个与自己统治相契合的理论基石。此时，董仲舒应运而生，他推崇儒家思想为正统，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强化了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削弱了平等观念，使其更有利于维护政治的稳定。

董仲舒敢对儒家思想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造，也和秦朝焚书坑儒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流传下来的“正统”典籍少了，空缺的部分自然是大儒董仲舒怎么说怎么是了。从此，儒学正式登上中国文化的前台，一领风骚就是上千年。

早在曾国藩就读于岳麓书院的时候，就已经对儒家思想有了系统的了解。较之颇显抽象的理学，他更倾向于传统的孔孟之道，对具有励志性质的“出仕入世”思想更是情有独钟。成为庶吉士后，他数次给家里书信，都表达了自己对“内圣外王”理想的崇敬。

他认为，为官要做大官，为人要做大儒。他当时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可见当时曾国藩的决心之大，如此尊崇儒家思想，也就奠定了他后期成就清朝一代贤达的思想基础。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曾国藩在官场上才能步步高升。他不仅在学问上不断充实自己，还在人际关系上下了不少功夫。他深知，在官场上，光有才华是不够的，还得有人脉。因此，他广交朋友，与许多朝廷大员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关系网，为他在官场上的晋升提供了不少帮助。

当然，曾国藩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官场上，他也遇到了不少挫折和困难。但是，他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智慧，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这些困难。他的成功之路，充满了艰辛和汗水，但也正是这些艰辛和汗水，铸就了他一代贤达的光辉形象。

总的来说，曾国藩的成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不仅有才华、有智慧，还有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毅力。他在官场上广交朋友、积累人脉，为自己的晋升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他也深知自我提升的重要性，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步步高升。最终成就了一代贤达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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