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隋唐宋辽
二十五史
宣武帝时期，朝政日益腐朽
公元499年，北魏孝文帝去世，其子宣武帝元恪登基。这位新君主性格懦弱，政事全靠心腹大臣高肇主持。高肇趁机专权，权倾朝野，甚至可以决定皇位继承人。
这样强大的权力让高肇无法无天，他控制住具体政务后，北魏的朝廷发生了巨变。高肇架空宣武帝的权力，实际上掌控了整个政府。元详等宗室勋臣在朝中地位下降，深感不满。高肇为打击政敌，先后陷害北海王元详等重要宗室被赐死。
这样的政局让北魏宗室与权臣矛盾激化。元详之死成为宣武帝与部分宗室决裂的导火索。京兆王元愉、彭城王元勰纷纷遭到诛杀。可以说，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从此开始激烈对抗，积重难返的恶果也因此埋下。
与此同时，高肇专权导致朝纲松弛，政风日坏。北魏初定的好政被破坏殆尽，腐败成风。宗室贵族肆意贪污，士人也纷纷效仿。任城王元澄就公开表达对王肃的嫉恨之心。地方官吏如定州刺史元琛，更是依仗势力大肆索贿。可以说，这个时期奠定了北魏末年混乱的政治基础。
在刘腾等人把持下，北魏朝廷的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和公开化。朝中官员贪污已经司空见惯，买官卖爵也成为朝廷体制的一部分。吏部尚书元晖公开卖官，据称其“市曹”的行为轰动一时。北魏初定的政制已变得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胡太后沉迷佛法，动用巨资营造佛寺、佛塔。如永宁寺的修建就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这些浪费更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老百姓不堪重负。金钱的大量流失导致市场价格飞涨，民生凋敝。这样的朝政为北魏积累了深重的社会危机。
征战北燕
北燕的首位皇帝是慕容氏的养子慕容云，但是此时的北燕已经不是慕容氏的天下了，皇帝叫冯弘，是汉族人。
冯弘篡位登基，当上皇帝后他就杀了前任皇帝，他大哥的一百多个儿子，还霸占了大哥的宠妃冯氏，导致众叛亲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拓跋焘发兵攻击北燕，北燕完全招架不住，十多个郡都被北魏攻陷。
于是冯弘向南朝宋文帝求援，向其称藩，宋文帝非常高兴，答应出兵帮助，但是距离这么远，远水解不了近渴。
最后，北魏大军兵临城下，冯弘只得送出质子，献出美女无数，北魏才撤兵。
不过冯弘总觉得不放心，就派人向自己的附庸国高丽求援，在得到了高丽国王同意后，冯弘带领北燕宗室后宫、大臣和都城的百姓，连夜向高丽逃窜，逃到高丽的冯弘最后也没落个好下场。
至此，北燕灭亡。
击灭北凉，一统北方
在拓跋焘的连续攻伐下，北
方就剩下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北凉了。
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原是后凉吕光的大将，后来背叛吕光，拥立大臣段业为凉王，后来又杀掉段业，自己做了北凉国君。
他看着北魏逐渐强大，就向北魏称臣，拓跋焘封他为凉王。
后来沮渠蒙逊病死，儿子沮渠牧犍袭位，拓跋焘为了巩固关系，就把妹妹武威公主嫁给了沮渠牧犍。
可能是武威公主长相一般，沮渠牧犍不太喜欢她，只是把她像菩萨一样供着，却天天与寡妇嫂嫂李氏通奸。
李氏为了能长期跟沮渠牧犍在一起，胆大包天，竟然派人在武威公主的饭中下毒，最后还是在拓跋焘派去的御医的医治下才保住了性命，但是也落下了残疾。
拓跋焘非常生气，要求交出李氏，沮渠牧犍舍不得，就把她藏了起来，拓跋焘由此起了灭北凉之心。
439年六月，拓跋焘亲率大军，兵分两路，征伐北凉。
八月，大军抵达姑臧，沮渠牧犍派兵迎战，结果大败，最后没办法，只能开城投降，北凉灭亡。
至此，拓跋焘完成了北方的统一，结束了历史上的十六国时代，进入南北朝对峙时期。
太武帝拓跋焘的晚年
晚年的拓跋焘似乎征伐成瘾，对军事征服非常狂热，灭掉北凉后，他也没有停下征战的步伐。
多年的征战，攻伐四克，让他感觉就是无所不能的大帝，也就更加残暴，性情喜怒无常，想杀谁就杀谁。
这时正好有人状告崔浩，崔浩是三朝元老，拓跋焘重要的谋臣，结果一怒之下，拓跋焘杀了崔浩一族，还杀了连带有姻亲关系的其他三姓，有数千人。
诛杀了崔浩后，450年九月，拓跋焘带兵南征，这一年，南朝宋皇帝刘义隆认为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国力空前，想建功立业，就开始北伐，由此开始了南北大战。
拓跋焘进军迅速，连战连捷，几路大军兵峰直指建康，南朝刘宋军队根本招架不住，北魏军队很快就攻到了长江边上，苦于没有战船，渡不了江。
双方相持了一段时间，北魏的补给不足，就烧了江边的民房，退兵了。
拓跋焘回军途中到盱眙城，宋大臣臧质守城，拓跋焘向城内喊话，要尝尝南国美酒，结果臧质从城墙上吊下来两坛屎尿。
拓跋焘大怒，指挥军队把城围住，运土石把护城河填平，开始攻城。
魏军使用器械，士兵一轮轮的攻击，均不能攻破，死伤数万，时间久了，魏军水土不服，又病倒很多。
最后，拓跋焘只能退兵。
在南征过程中，太子拓跋晃监国，拓跋焘有个叫宗爱的宠信太监，以皇帝名义干了很多坏事，与太子手下关系紧张。
等拓跋焘回来后，宗爱就恶人先告状，捏造太子罪名，拓跋焘很生气，杀了太子身边的很多大臣。
之后，很快太子也忧虑而死，其实就是被吓死的，才二十四岁。
过了不久，拓跋焘时常追忆太子，非常思念。
这位大太监看在眼里，非常着急，害怕哪天皇帝把太子的死怪罪到自己头上，就夜里带人进入寝宫，杀掉了战功赫赫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一生征伐不断，赫赫武功，文武大臣都不敢仰视的拓跋焘，最后在睡梦中，死于一个太监奴仆之手，让人唏嘘不已。
契丹族
金辽大战
金辽大战
金辽大战
征战北燕
北燕的首位皇帝是慕容氏的养子慕容云，但是此时的北燕已经不是慕容氏的天下了，皇帝叫冯弘，是汉族人。
冯弘篡位登基，当上皇帝后他就杀了前任皇帝，他大哥的一百多个儿子，还霸占了大哥的宠妃冯氏，导致众叛亲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拓跋焘发兵攻击北燕，北燕完全招架不住，十多个郡都被北魏攻陷。
于是冯弘向南朝宋文帝求援，向其称藩，宋文帝非常高兴，答应出兵帮助，但是距离这么远，远水解不了近渴。
最后，北魏大军兵临城下，冯弘只得送出质子，献出美女无数，北魏才撤兵。
不过冯弘总觉得不放心，就派人向自己的附庸国高丽求援，在得到了高丽国王同意后，冯弘带领北燕宗室后宫、大臣和都城的百姓，连夜向高丽逃窜，逃到高丽的冯弘最后也没落个好下场。
至此，北燕灭亡。
击灭北凉，一统北方
在拓跋焘的连续攻伐下，北方就剩下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北凉了。
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原是后凉吕光的大将，后来背叛吕光，拥立大臣段业为凉王，后来又杀掉段业，自己做了北凉国君。
他看着北魏逐渐强大，就向北魏称臣，拓跋焘封他为凉王。
后来沮渠蒙逊病死，儿子沮渠牧犍袭位，拓跋焘为了巩固关系，就把妹妹武威公主嫁给了沮渠牧犍。
可能是武威公主长相一般，沮渠牧犍不太喜欢她，只是把她像菩萨一样供着，却天天与寡妇嫂嫂李氏通奸。
李氏为了能长期跟沮渠牧犍在一起，胆大包天，竟然派人在武威公主的饭中下毒，最后还是在拓跋焘派去的御医的医治下才保住了性命，但是也落下了残疾。
拓跋焘非常生气，要求交出李氏，沮渠牧犍舍不得，就把她藏了起来，拓跋焘由此起了灭北凉之心。
439年六月，拓跋焘亲率大军，兵分两路，征伐北凉。
八月，大军抵达姑臧，沮渠牧犍派兵迎战，结果大败，最后没办法，只能开城投降，北凉灭亡。
至此，拓跋焘完成了北方的统一，结束了历史上的十六国时代，进入南北朝对峙时期。
太武帝拓跋焘的晚年
晚年的拓跋焘似乎征伐成瘾，对军事征服非常狂热，灭掉北凉后，他也没有停下征战的步伐。
多年的征战，攻伐四克，让他感觉就是无所不能的大帝，也就更加残暴，性情喜怒无常，想杀谁就杀谁。
这时正好有人状告崔浩，崔浩是三朝元老，拓跋焘重要的谋臣，结果一怒之下，拓跋焘杀了崔浩一族，还杀了连带有姻亲关系的其他三姓，有数千人。
诛杀了崔浩后，450年九月，拓跋焘带兵南征，这一年，南朝宋皇帝刘义隆认为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国力空前，想建功立业，就开始北伐，由此开始了南北大战。
拓跋焘进军迅速，连战连捷，几路大军兵峰直指建康，南朝刘宋军队根本招架不住，北魏军队很快就攻到了长江边上，苦于没有战船，渡不了江。
双方相持了一段时间，北魏的补给不足，就烧了江边的民房，退兵了。
拓跋焘回军途中到盱眙城，宋大臣臧质守城，拓跋焘向城内喊话，要尝尝南国美酒，结果臧质从城墙上吊下来两坛屎尿。
拓跋焘大怒，指挥军队把城围住，运土石把护城河填平，开始攻城。
魏军使用器械，士兵一轮轮的攻击，均不能攻破，死伤数万，时间久了，魏军水土不服，又病倒很多。
最后，拓跋焘只能退兵。
在南征过程中，太子拓跋晃监国，拓跋焘有个叫宗爱的宠信太监，以皇帝名义干了很多坏事，与太子手下关系紧张。
等拓跋焘回来后，宗爱就恶人先告状，捏造太子罪名，拓跋焘很生气，杀了太子身边的很多大臣。
之后，很快太子也忧虑而死，其实就是被吓死的，才二十四岁。
过了不久，拓跋焘时常追忆太子，非常思念。
这位大太监看在眼里，非常着急，害怕哪天皇帝把太子的死怪罪到自己头上，就夜里带人进入寝宫，杀掉了战功赫赫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一生征伐不断，赫赫武功，文武大臣都不敢仰视的拓跋焘，最后在睡梦中，死于一个太监奴仆之手。
二十五史
隋代北周，文帝杨坚肇始基业，581年立国，618年亡国，二世而亡。世人或说隋文帝不该换太子，废杀仁慈守孝的杨勇，而错立了暴虐自大的杨广；或说杨广浪费民力，修运河、征高丽，下扬州，导致国困民穷天下纷乱；或说关陇贵族集团与杨氏集团意见不合，主动换掉了杨家。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二十五史
同时，杨家的门阀身份着实可疑，也是不能服众的另一个原因。杨坚上台重修家谱自称是东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九成九是攀附。所有关陇门阀都出自六镇军户，谁不知道底细？杨坚的母亲叫吕苦桃，看名字即是贫苦出身。他当皇帝后，其娘家舅舅，一老农民还从山东老家赶过来认亲。其父杨忠也是军户出身，如果真是贵族世家，不可能与吕家这样的平民结亲。而且杨坚的功勋实在无法在贵族门阀里站住脚，以外祖父身份抢占皇位，过于容易。以杨忠家贫苦军户出身的大将军，老婆还是一个平民女子，生出来的儿子杨坚就可以服众了？如果杨家的皇位能持续300年，那河北的五姓七家的名门望族都是白混的了。他们早就会按耐不住，自己亲自上场争夺！
而李渊的唐朝之所以能够迅速稳定局面，第一，汉族身份，虽然血统肯定鲜卑居多。但是大方向定位为汉，聚拢了人气。第二，自我标榜为名门李家的后代，自称西凉王后代。这又立了一杆大旗。好歹立了一杆大旗，起码追溯的时间比杨家短一点，似乎真实性更高一点，姑且就算名门吧。第三点，李渊的唐国公是八柱国仅存的一家，留在政府这一边的。李密早跑到瓦岗去了，成了敌人。那门阀们到底投靠哪一边？当宇文化及勒死杨广，率军西返长安时，跟随的大臣们跑得飞快，一多半想尽办法西入长安投奔李渊去了。甚至很多原本镇守山西的前隋地方官，根本不作抵抗的就投降了李渊。
中国人建立王朝讲究“师出有名”，普天之下，拿着地图一划拉，王气在哪儿？我要是个门阀官员，闭着眼睛也要回长安。唐公李渊才是我的明主啊！其他那些军阀都是些啥人，窦建德、王世充、杜伏威、刘黑闼、薛举之类，能成大事不？？用脚指头也能想出来。所以说，隋亡唐兴，历史必然。无论隋炀帝如何“作妖”，如何挽救，哪怕他什么都不干，躺平了，他们家都只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朝代。只要关陇贵族不灭，帝国的基础就永远不牢，肯定是一家掀翻另一家。杨坚的隋朝二世而亡也就成了无法回避的一次嬗变。
安史之乱是对关陇贵族的再一次挑战，这次没有新的门阀大旗的号召，就由寒门地主借用边军来完成逆袭。结果，安禄山史思明不堪大义，失败了。门阀政治继续苟延残喘了100多年。寒门地主不行？那就由地道的平民来实现这一切吧！黄巢举兵向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最终结束了门阀贵族在这世间的繁华。
二十五史
长安的地理位置、政治军事优势是历代统治者将其作为都城的主要原因。唐王朝前期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此地。掌握国家中心权力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的大本营在关陇、河东，尤其是关中地区，因此他们一定要抓住自己的根据地，所以定都长安是统治者稳定统治的不二选择。
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关中地区的经济劣势日益凸显，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盖关中之地农产物虽号丰饶，其实不能充分供给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需，而其地水陆交通不甚便利，运转米谷亦颇困难，故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还长安”。
在丰收的年份京师尚且需要华北及江南地区的粮食补给，倘若遇到荒年，朝廷甚至下令取消科举考试以及官员到京师的述职，来减少粮食的消耗，可见粮食的短缺程度。除此之外，移都就食便是当时解决粮食问题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唐长安仅8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长安城内居民三十余万户，一户以五口计算，达一百五、六十万人，加上宫内宫娥和宦官，上番的宿卫士兵，候选的官吏，流寓的外国学生等等，大概在一百七、八十万人左右。居民有唐王朝境内各族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这一数据有夸大之嫌，而学术界较流行的说法为百万之数。
人口数量与粮食的需求量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且需要考虑不同阶层的粮食消费情况，这无疑是有一定难度的。军队用粮主要是宿卫兵和战马的粮食消耗。11万宿卫兵，“人均每天耗米2升左右”，一个宿卫兵一年耗米约720升，即7.2石米，11万宿卫兵一年耗米约79.2万石。
11万宿卫军中北衙军约3万人，南衙军约8万人。北衙兵是由飞骑演变而来，一兵一马，南衙兵则是“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南衙军有马4.8万匹，共有马匹7.8万。
天下粮仓、漕运之便
“东都，隋置，武德四年废。贞观六年号曰洛阳宫，显庆二年曰东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皇城长千八百一十七步，广千三百七十八步，周四千九百三十步，其崇三丈七尺”。太宗第一次就食东都即改“改洛州为洛阳宫”，并令大力修建。
高宗第一次就食东都时“手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员阶品并准雍州。废谷州，以福昌等四县，并怀州河阳、济源、温，郑州汜水并隶洛州”，并称洛阳和长安是其东西二宅。
龙朔二年，“东都初置国子监，并加学生等员，均分于两都教授”。武则天改为神都，进一步提高了洛阳的政治文化地位。仓储系统是一个国家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国家安定与社会再生产、再分配的任务，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唐朝出现十多次从长安转移洛阳，离谱的“移都就食”究竟何原因
原创2024-03-13 16:43·萌眼探世界
前言
长安的地理位置、政治军事优势是历代统治者将其作为都城的主要原因。唐王朝前期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此地。掌握国家中心权力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的大本营在关陇、河东，尤其是关中地区，因此他们一定要抓住自己的根据地，所以定都长安是统治者稳定统治的不二选择。
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关中地区的经济劣势日益凸显，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盖关中之地农产物虽号丰饶，其实不能充分供给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需，而其地水陆交通不甚便利，运转米谷亦颇困难，故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还长安”。
在丰收的年份京师尚且需要华北及江南地区的粮食补给，倘若遇到荒年，朝廷甚至下令取消科举考试以及官员到京师的述职，来减少粮食的消耗，可见粮食的短缺程度。除此之外，移都就食便是当时解决粮食问题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粮食需求量增加
隋王朝统一全国后，立即清查隐匿人口，登记造册，开皇十年（公元598年），人口将近4500万。唐高祖时期，由于刚刚完成取代隋朝的历史任务，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当时的户口数仅仅是隋朝的“十分之一”。
到了太宗时期，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并稳定发展，人口开始增加，直到天宝十四载，达到唐代历史上的顶峰时代。
唐长安仅8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长安城内居民三十余万户，一户以五口计算，达一百五、六十万人，加上宫内宫娥和宦官，上番的宿卫士兵，候选的官吏，流寓的外国学生等等，大概在一百七、八十万人左右。居民有唐王朝境内各族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这一数据有夸大之嫌，而学术界较流行的说法为百万之数。
人口数量与粮食的需求量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且需要考虑不同阶层的粮食消费情况，这无疑是有一定难度的。军队用粮主要是宿卫兵和战马的粮食消耗。11万宿卫兵，“人均每天耗米2升左右”，一个宿卫兵一年耗米约720升，即7.2石米，11万宿卫兵一年耗米约79.2万石。
11万宿卫军中北衙军约3万人，南衙军约8万人。北衙兵是由飞骑演变而来，一兵一马，南衙兵则是“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南衙军有马4.8万匹，共有马匹7.8万。
“唐代—马粮料当三兵口粮”，一马一天需要米约6升，一年约21.6石，7.8万匹战马岁共需粮168.48万石。一年宿卫兵马共用粮约247.68万石。开元年间，“京师文武官员二千六百二十人”，官员的粮食消耗急剧增加，“以地租春秋给京官，岁凡五十万一千五百余斛”。
宦官、宫女、奴婢、官户、工户、乐户等都属于皇室人员，大约23万人，还是以人均每天耗米2升计算，一人一年耗米约720升，即约7.2石米，23万人一年共需米165.6万石。
除此之外，还剩约56万不需要政府直接提供粮食的普通百姓，一年约耗米403.2万石。综上，唐前期长安的粮食需求量达860余万石，政府的粮食需求量达到460余万石。
粮食产量可以通过课丁数乘人均田亩数乘亩产量进行计算。长安约有8万常住户，课丁数以每户一课丁计算；结合史料记载以及关中地狭人稠的实际情况，人均田亩数以60亩计算较为合适。
欧阳华等学者得出“唐代粮食亩产二石左右”的结论，京师自身的粮食产量应该是960万石。“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高宗以后粮食需求量增加，漕运的数量加大，可以平均每年100万石计，共有上千万石粮食。
按照这个标准，京师在无任何灾害的理想状态下，勉强能够维持自身的生存。但唐朝前期是灾害的频发期，显然不可能实现无歉收，“移都就食”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中地区环境恶化
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关中平原沃野千里，物产丰盈，有渭水自西向东奔流不息，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富饶之地，《汉书》中记载“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
由于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农业得到了较早的开发，先秦时期就成了传统农业的发祥地。也正是因为如此，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很早就遭到了破坏。从西汉末年开始，社会动荡不安，游牧民族不断入侵，再到东汉中期，胡人更加频繁地向关中地区迁徙，极大的破坏了关中地区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
尤其到西晋以后，经过胡羌等少数民族的长期统治，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几乎属于停滞状态。到了唐代，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问题日益严峻，贞观年间就“地狭人稠，耕植不博”。
土地承载力已经处于过饱和状态，强力开发获得利益的同时生态环境极度恶化。历史上关中地区几乎被森林所覆盖，唐代人口激增和土地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扩大耕地面积，北边的草原不断地向北退缩，大面积的草场和森林被破坏。
高宗开始，官僚机构庞杂，统治阶级生活竞相奢靡，日常生产生活就要消耗大量的木材，尤其是官员宅邸的营建，以长安城为例，城内宫殿完备，“仅大明宫、兴庆宫的修建就需要消耗森林25.5km²，而这两处宫殿群的面积仅占唐长安城总面积的5.5％。
按照这个基数可推论得出，建设长安城至少需要消耗1530km²森林”。相当规模的人口的日常生产生活也要消耗大量的木材。到“开元、天宝年间，关中地区已经找不到5-6丈长的松木了”。
地面植被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固化土壤、涵养水分、调节气候等多种作用。关中以及周围地区的植被系统被严重破坏，土地承载力处于过饱和状态，使得河水的流量不稳定，水土流失日益加重，出现了严重的土地沙漠化、盐渍化面积扩大等问题，之前的美誉一去不复返。
灌溉系统遭到破坏
唐代初期关中地区的灌溉系统也遭到极大地破坏。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灌溉系统是比较完善的，“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
仍以每亩产粮两石计算，就有890万石粮食，可谓是“沃野千里”，“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可是，自西汉到魏晋南北朝以来，经过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及统治，灌溉系统不仅长期得不到整修，还遭到了很大地破坏。郑白渠是关中主要的灌溉系统，使得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更加困难。
漕运花费巨大
隋末南方并未遭受重大战乱，北方人口为躲避战乱逃到南方带去大量劳动力和生产技术，使得唐朝的经济重心进一步转移到南方，然而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却还在北方，这势必会出现以南方的经济来补给北方的现象。
当时，江淮地区已经是我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区，关中地区漕运江淮地区的粮食，是京师实现自身补给的重要手段。高祖和太宗时期，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比较简单，“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
高宗和玄宗时期，“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可是漕运着实不易，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留一月已上。
至四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干浅，船艘隘闹，般载停滞，备极艰辛。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
隋炀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的中心在洛阳，从南方通过大运河运来的粮食经过洛阳才能到达长安，而从洛阳再到长安才是运输的关键，“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
而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而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陆之直，而河有三门砥柱之险”。
从洛阳到长安，需要经过陕州（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位于崤山怀中的三门峡是一个天然的障碍，从洛阳到陕州三百里的运输必须要经过三门底柱的险滩，这里水流湍急，一泻千里，从这里经过的船只经常发生覆溺的惨剧。
有三分之一翻船的概率，所以从洛阳到陕州的这段路程多采用陆路运输，运输费用相当昂贵。等将米运到陕州的太原仓后，再由黄河运往位于渭河河口的永丰仓，到了永丰仓之后，由于渭河不便返航，又用牛车运往长安。
洛阳到陕州仅仅一百五十公里，却要花费整个运输系统绝大部分的费用，远远超过所运输的粮食的价值，运进的粮食可谓是“一粒粮食一粒金”。
漕运江淮地区的粮食到长安是无奈之举，相较而言粮食运到洛阳方便一些，所以唐前期帝王选择带领官员、后妃等常驻东都就食。这也就好理解为什么在洛阳和长安同时遭灾的情况下，高宗和玄宗依然选择留在了东都。
天下粮仓、漕运之便
“东都，隋置，武德四年废。贞观六年号曰洛阳宫，显庆二年曰东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皇城长千八百一十七步，广千三百七十八步，周四千九百三十步，其崇三丈七尺”。太宗第一次就食东都即改“改洛州为洛阳宫”，并令大力修建。
高宗第一次就食东都时“手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员阶品并准雍州。废谷州，以福昌等四县，并怀州河阳、济源、温，郑州汜水并隶洛州”，并称洛阳和长安是其东西二宅。
龙朔二年，“东都初置国子监，并加学生等员，均分于两都教授”。武则天改为神都，进一步提高了洛阳的政治文化地位。仓储系统是一个国家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国家安定与社会再生产、再分配的任务，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洛阳的仓储系统非常完善。有著名的“储粮千年而不腐”美称的“天下第一大仓”——含嘉仓，它既有太仓的功能，又有转运仓的功能，远远超过长安太仓的地位。1971年洛阳市发掘的含嘉仓的遗址，实探粮窖259个。
由出土的铭砖可知一个粮窖可以容得下上万石粮食。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含嘉仓储粮“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除了含嘉仓，东都还有洛口仓、黎阳仓、回洛仓、河阳仓等大仓。在《旧唐书·李绩传》中就记载“初得黎阳仓，就食者数十万人”，可见其他粮仓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贯通南北东西，是全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舟车之所会，流通江汴之漕，控引河淇之运，利俗阜财，于是乎在”。
洛河贯穿洛阳城，城内河渠众多，以京杭大运河为依托，四通八达，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完善的储粮系统，加上其优越的地势条件，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漕运体系。“开皇三年（公元598年），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
隋炀帝时期，为了保证洛阳的漕粮供应，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再加上裴耀卿在通济渠口处修建的虎牢仓和东都的含嘉仓，使河渭漕运体系更加完善。
高宗时期，在隋漕运基础上，又新置了柏崖仓和渭南仓，形成了以东都为中心的粮仓转运系统，实现全国性的长途运输，保证了东都粮食的有效供应。
灾荒与就食
有关唐朝灾害的研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邓云特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的统计数据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唐代“享国二百八十九年，而受灾竟达四百九十三次。
计所患者，有旱灾一百二十五次；水灾一百十五次；风灾六十三次；地震五十二次；雹灾三十七次；蝗灾三十四次；霜雪二十七次；歉饥二十四次；疫灾十六次”。
另有学者统计唐代共发生灾荒731起，几乎平均一年要发生2.5次灾害，而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竟达136次。
关中地区有同一年发生多种灾害的情况，有连续几年灾害不断的情况。在诸多灾害中，水灾和旱灾是多发灾害，影响巨大。
二十五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