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作者：李霭君 陈澄波
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华民族统一战线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黄埔军校师生——李济深、宣侠父等革命前辈。
▲1935年7月，李济深（左二）为挽救民族危机，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斗争，与宣侠父等人，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图为他们在香港时的合影。
李济深（1885-1959年），字任潮，广西梧州人，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训练部主任。宣侠父（1899—1938年），浙江诸暨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党在白区工作的坚强战士和杰出的政治活动家，黄埔军校一期学生。
1934年，宣侠父化名杨永清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因被敌人盯梢，开展活动非常困难，正巧在香港的陈希周（陈铭枢侄子）和梅龚彬来信说十九路军陈铭枢和李济深要有大行动，请派能力强的政工干部到香港。于是，潘汉年就报请中央，派宣侠父到香港。1935年，宣侠父化名宣古渔，到香港进行统战工作，根据党的指示，争取到原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和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并通过“两广事变”，周旋在广西南宁、梧州、北海等地，主要驻扎在梧州，并在1936年9月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梧州市委员会。有力推动了两广地方势力逼蒋抗日，打开南方抗战局面，迎来了国共合作新局面。
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到香港避难。当时中国共产党派宣侠父、梅龚彬、陈希周做李济深等人的统战工作。在香港，他们分别找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了解情况，寻求救国之路。宣侠父对李济深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同党失掉了关系。我没有忘记在黄埔军校时您是我们的老师……目前日军长驱直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我希望能在校长您（李济深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的领导之下，做一点抗日工作。将来我找到了党的关系，还是要回到党的队伍中去的。”
李济深久闻宣侠父大名，又见其态度真诚恳切，便请他协助自己筹建民族革命同盟。当时想参加同盟的党派很复杂，但总体上左派力量稍占优势。宣侠父看准可以在抗日和反蒋这两点上促进其联合，再促进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等地方势力联合，孤立蒋介石，扩大抗日统一阵线。在李济深的协调主持以及宣侠父等的努力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大同盟）于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这是在抗日和反蒋的旗帜下成立的组织，共产党员宣侠父、梅龚彬、陈希周分别担任了不管部、宣传部、群运部部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接着，努力使同盟主要成员接受我党提出的三个原则：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抗战抗日义勇军，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参与“两广事变”
由于胡汉民在广州突发暴病身亡，引发了地方势力与蒋介石当局的矛盾，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名义举兵反蒋，在1936年6月1日发动了“两广事变”。随后，陈济棠队伍被蒋介石分化瓦解，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合作失败。蒋介石的军队剑指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提议借以全国抗日反蒋党派、团体、人士力量在广西成立联合政府。黄旭初、刘斐即衔李宗仁之命到梧州拜访李济深，告以“如粤局有变，广西苦撑到底，届时请任公主持一切”，邀请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参加，李济深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席的身份组成代表团，以蔡廷锴、宣侠父为主要成员，奔赴广西南宁。
当时广西笼罩着紧张的气氛，在一次南宁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上，李宗仁、白崇禧发表讲话，中心意思还是“焦土抗战，反蒋抗日”，李济深当即表示支持，并讲述了成立联合政府的意义。而亲蒋派反对参加联合政府，说谁要参加联合政府，必须用血来换取，坚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宣侠父当时坐在主席台上，意识到这是李宗仁、白崇禧演的双簧戏，两人口头上反蒋抗日，但默许右派发表反共言论，给蒋介石一个妥协的信号。宣侠父决定反驳，即席发表讲话，说：“现在国难当头，理应团结各阶级、各党派的一切爱国力量结成抗日统一阵线，以局部抗战推动全面抗战，在今天谁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坚持一党专政，谁坚持反共剿共，谁就是反对抗日，反共口号，就是汉奸口号！”几句话，言简意赅、义正词严，引起很大震动。散会后，有人问宣侠父，在这样的场合讲这样的话，是否太厉害了？宣侠父说：“不，一点也不算厉害。我们没更多的话，讲一句就要有一句的分量。”
“两广事变”后，中共中央派云广英（化名林秀先）代表红军到广西。云广英从陕北动身时，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任务说：“你到南方，在香港、广州或南宁一带，一定要找到宣侠父先生，你可同他谈工作，请他谈当地抗日斗争情况，他是进步人士，他会帮助你进行工作的。”周恩来当时没有向云广英公开宣侠父的共产党员身份，也不知道宣侠父具体在哪里。云广英到南宁后找到了宣侠父，宣侠父向他详细叙述了“两广事变”的经过，并协助云广英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会谈，明确指出，中共的方针是逼蒋抗日，不主张打内战。云广英还会见了李济深，李济深表示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云广英背熟信的内容，烧掉原信，回陕北复写向毛泽东汇报。云广英在宣侠父的协助下顺利完成任务回到陕北。
为组建新十九路军，李济深极力推荐宣侠父担任李宗仁、白崇禧的参议。在宣侠父的努力下，李宗仁、白崇禧同意十九路军以留广西干部团为基础，重建新军，组建六十一师，丘少琛任师长、宣侠父兼师参谋长，并进驻北海。1936年9月，有间谍嫌疑的北海“丸一药行”老板、日本人中野顺三在其药店内被愤怒的北海军民杀死，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北海事件”。日本海军命驻上海及青岛的多艘驱逐舰南下北海，驻防北海的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则宣布在北海实行戒严。宣侠父、金城希望丘少琛打击入侵军舰，促使华南抗日武装力量联合，打开抗日局面。宣侠父建议打响局部抗日战争，必将得到全国支持，以局部抗战推动全面抗战。但丘少琛没有接受宣侠父的建议，贻误了战机。
“两广事变”中，蒋介石一边调其嫡系大军威逼两广，一边通过右派拉拢桂系，给予利益引诱，李宗仁、白崇禧终于妥协。经过各方调解，“两广事变”就此结束。
在梧州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8月，李济深被迫离开南宁回到故乡梧州，他已完全看清楚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集团的把戏。后宣侠父也辞职回到梧州。李济深住在远离梧州市区的料神村老家，经常宾客满座，商谈抗日救国的事情。李济深十分支持宣侠父，为有利于宣侠父独立开展抗日民族救亡活动，李济深同意他在梧州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梧州市委，会员30多人，有教师、学生、商人、职员等。金城回忆：“宣侠父是梧州民族革命同盟会主任，我是组织部部长。我们主要搞学生运动，曾搞了几千人的游行。”
1936年10月，王亚樵被戴笠惨杀于梧州（由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成立常被国民党特务监控，香港英政府“差人”经常来骚扰。为了安全，1935年12月，李济深带着部分辛亥革命元老撤回梧州），李济深非常悲愤，对桂系更为不满。为此，白崇禧为安抚“恩人”李济深（李济深扶持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功不可没），把调出仅三个月的梧州民团指挥官兼行政监督陈良佐（中将，李济深同学、学生）重新坐镇梧州，确保安全稳定。1936年10月26日的大公报上，登载了记者10月8日到梧州李宅采访李济深的报道，面对蒋桂合流，灾难深重的祖国和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李济深感慨万千，愤然写下“国难沉疴已不支，回生起死计何之，求生死里无他术，流血抗争切莫疑。”可见李济深的爱国爱民之心。
李任夫（李济深秘书、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回忆：“1936年我和宣侠父同志一道住在李济深料神村家中。”住在李宅的还有胡兰畦（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她回忆：我陪同陈铭枢离苏回国，前往广西梧州李济深的故乡戎墟乡下……李济深作为革命同盟的主席受到人们的尊敬，一直有很多革命人士不远万里去找他……我在那里见了宣侠父，宣侠父告诉我，中共中央发出统一战线的号召，要走逼蒋抗日的道路……1936年12月14日的夜里，我同宣侠父正在书房里同李济深谈天，李济深的副官匆匆走进来报告说：“西安张学良把蒋介石扣留起来了，这是刚从梧州传来的消息。”宣侠父和李济深一起连夜分析这次事变发生后的形势。李济深又派胡兰畦专程去上海，送达四封要缄。第一和第二封是给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另外两封信是给张群、吴稚辉的。1936年底，李济深接受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主张，重新制定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纲领。据李济深晚年回忆：“我身边有位青年（宣侠父）很会写文章，后来在西安被胡宗南杀害了。”西安事变期间，宣侠父正在梧州李济深家处，协助其工作，草拟了对西安事变的通电等文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亟待有一位得力的同志承担西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工作。1937年3月，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的电示奔赴西安，就这样告别了李济深、离开了广西统一战线战场。
1936年至1938年，李济深、宣狭父等先后驻扎在梧州，在他们的引导下，梧州出现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少有的抗日救亡的热烈气氛，民族团结统一战线活动在广西甚为活跃。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也接受、支持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据共产党员靳为霖回忆：“这次游行示威（西安事变后12月24日示威游行），表面上是以梧州学生为主发动的，实际上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了梧州各进步团体参加……显示了梧州人民的团结力量，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
据共产党员何忌、刘毅生等回忆：“文化支部和《战报》（中共苍梧县委主办）的任务主要是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抗日。当时还请梧州民团指挥部专员陈良佐为《战报》题名。”共产党员吴精华在《回忆中共军警支部情况》说：“黄彰（时任中共广西领导人）等领导出入广州、香港各地时，梧州军警支部都派廖立本同志护送上船，免费乘船，做好有迎有送，保证安全。”共产党员林敬文在《回忆战时教育社在梧州》中说：“梧州共产党也提供《战报》给我们，《救国时报》是从李济深公馆搞出来的，陈良佐知道了也不公开干涉。”共产党员陈大荣在《回忆我在梧州的一些工作》中说：“‘七君子’邹韬奋、沙千里、钱俊瑞等到梧州，我们党组织曾邀请他们在北山公园的中山纪念堂作报告。这次报告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默许，特别是取得梧州民团指挥官陈良佐的支持。这次公开报告，听众很踊跃，影响深远。”
李济深、宣侠父等在梧州地区的活动，使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推动梧州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展，在军警、民团、工会学校、工商等成立“地下中共”。至1937年冬，全国抗日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等来梧州看到民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而感动，他说：“梧州已成为充满抗日斗志的城市。”可见，当时广西梧州区（近十个县）与香港、广州等地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一样，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宣侠父在广西期间还指导和帮助谢和赓（中共秘密党员）打入桂系白崇禧的身边（当机要秘书），为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
1937年3月间，根据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杨德华（黄埔军校学员）来到梧州，向李济深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十点主张以及中共中央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李济深、蔡廷锴亲笔回信毛泽东、周恩来，表示拥护中共抗日政纲。杨德华回忆：作为李济深、蔡廷锴的密使，由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介绍我到延安，经伍修权同志安排，在延安旧城石窑洞晋谒毛泽东，“我返回香港向李济深、蔡廷锴复命汇报后，李、蔡皆大欢喜。”
李济深、宣侠父和无数黄埔军校师生在抗战期间，力促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团结报》2024年5月16日文史周刊6版
【作者：李霭君 陈澄波
作者李霭君系民革中央联络部原部长，作者陈澄波系民革广西区委会原副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