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分区组
冀中军区第三十六区队，是一九四一年秋后第七军分区组建的三个地区队之一。一九四二年四月初，区队领导奉分区指示率三个连队执行护送任务到平汉路西，区队只留特务连、四连和区队部，大部由副区队长带领参加了“五一”反扫荡。七八月间，分区所属两个团和另两个区队先后转移到路西，三十六区队于八月底返回分区。这时，根据地已变成敌占区或若干小块隐蔽根据地。区队做为分区唯一的主力部队，在极端残酷的形势下，开展反清剿斗争，为地方党、政、群组织恢复工作，重建群众武装，度过最艰苦的时期做出了贡献。
一九四三年春，在路西新组编的三十二区队返回分区。冬季，分区又重新组建了四十五区队，在地委、分区领导下，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并带领县、区游击队和广大民兵一起开辟地区，恢复根据地，直至抗战胜利。
日本投降以后，三十六区队编为冀中三纵队十一旅三十二团。下花园整编时与三十一团合并为三十三团，仍由谷恒瀛任团长、李静任政委。回冀中编入冀中军区独七旅，不久组建独八旅，归独八旅建制。后成立二纵队编为六旅十六团，建国后改编为六十七军二O〇师五九八团(开始时仍由谷恒瀛任团长、李静任政委)，是二〇〇师的主力团，直到现在（1984年，魏江涛注）。
三十六区队成长和斗争的历程，由县大队、独立营、地区队到野战军，是在党领导下按照毛主席建军路线进行人民战争的光荣历史
一、三十六区队的组建和初期的活动(1941年秋~1942年8月)
一九四一年，日寇调其华中部队四师来华北，在“欲确保华北必确保冀中”的口号下，对我实行蚕食政策，在进行反复扫荡的同时，增设点碉、修路挖沟，并推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形势日益严重。为适应新形势下斗争的需要，上级决定，将地委领导的游击总队与分区合并，实行主力团、基干团、地区队、县、区游击队的武装力量新体制。一九四一年秋，分区组建了三个地区队。
三十六区队活动在藁城、无极、新乐县等地，故亦称藁、无、新地区队。它是由游击总队所属独立第三营、二十二团第六、七连及游击总队的教导队组建起来的。
干部配备是:
区队长:谷恒瀛。
政治委员:谷文凯(不久由廖鼎琳接任)
副区队长:谭云
参谋长:王宗凯
供给主任:唐清刚
卫生主任:李新儒
第一连连长:安廷玉(原二十二团六连)
指导员:王茂生(不久由陈英华接替)
第二连连长，甄义飞(独立三营九连)
指导员:曹月同
第三连连长:谷庆恒(后由赵秀峰接替，二十二团七连)
指导员:刘炳臣(后由刘廷源接替)
第四连连长:李增祥(独立三营十连与总队教导队合编而成)
指导员:高润溪
特务连连长:
指导员:姬振德(各连抽调组成)
全区队共有六百余人，枪五百余支，轻机枪五挺。
一九四二年四月初，由谷区队长、廖政委率一、二、三连护送冀中区党委一批干部过平汉路去北方分局党校学习。任务完成后，晋察冀军区指示携带拨给冀中的一批经费并掩护一批干部返回冀中。在过铁路时，被敌人发觉受阻。除一连副连长王文海带一尖兵班回到路东外，其余重返行唐地区待命。晋察冀军区指示，为避开敌人对冀中大扫荡之锋芒，部队暂在路西整训，将所携带的边币交回军区供给部。
留在冀中的区队部、四连、特务连，由谭云副区队长带领，参加了冀中“五一”反扫荡，在斗争中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掩护了群众，保存了实力，收容了一批我军在战斗中失散的人员，胜利地进行了反扫荡斗争。七月随分区主力转移到平汉路西和一、二、三连会合。
八月部队进行整编，将四连拨归十七团建制，取消特务连，改为侦察排和通讯班，直属区队部领导。
整编后，晋察冀军区程子华、唐延杰等领导同志亲自授予任务，区队立即返回冀中七分区，配合地方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开辟与恢复平原抗日根据地。八月二十八日夜，通过新乐县沙河大桥，回到冀中七分区。
二、坚持反清剿斗争(1942年9月~1943年4月)
区队返回后，在定县七级村和分区首长取得了联系。司令员尹诗炎、地委书记兼政委张达、参谋长苏锦章、政治部主任梁达三接见区队领导同志，介绍了当时斗争形势，决定区队配置在沙河、滹沱河之间的中心地区，交待了任务及活动方式等有关问题。
当时面对的情况是:敌人在“五一”大扫荡的同时，大量增设据点、修路挖沟，把我根据地细碎分割。据定县沙河南李亲顾区统计:在一百一十六平方公里七十二个自然村的地区内，就有据点和炮楼二十五个。平均每四点六平方公里二点九个自然村就有一个。各据点所在地有的有围村沟，炮楼周围在投弹距离上有围楼沟;有的还设有外沟和鹿柴，各封锁沟、墙间，只在炮楼处留有通路，检查过往行人，真是“出门上公路，抬头见炮楼”。敌人强迫群众彻夜巡更，还时常在我部队和工作人员可能通过的地方派小股部队设伏，给我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的活动造成极大困难。
日寇为巩固其占领地区的统治，极力扩大伪军，建立伪政权，成立大乡维持会和自卫团。各村设立伪村长、联络员，实行保甲制，每百家一保，十家一甲，一家有事十家连坐同罪。每家一户口册，除儿童外，每人一个附有本人照片的“良民证”。此外，还利用对我党有仇恨的坏人和秘密叛变分子，建立特务组织，监视我军及工作人员的活动。
实行所谓五次“强化治安”，敌伪特务人员以多点合击，一点追捕，设地道剔抉队，配合特务组织昼夜突然围村清剿。有时伪装八路军诈騙群众，搜捕我工作人员。抓丁、抢粮、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对抗日群众实行残酷镇压。在此同时,还搞奴化教育,讲什么“中日亲善”、“王道乐土”、“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等等，强迫党员、干部自首。
在这种残酷斗争中，我地方工作遭受严重摧残，党的组织被严重破坏，坚持斗争的同志转入地下隐蔽。县区武装及民兵游击队，大部分散隐蔽活动，冀中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敌占区或游击区。加之百年不遇的大旱，有的地区群众以糠菜充饥，部队给养困难，到了十冬腊月，战士还穿着单衣御寒。
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部队中有些同志产生了思想顾虑，形势对我十分不利。各级党组织针对这种情况，坚定地教育干部、战士，充分认清有利条件，树立胜利信心，坚持反“清剿”斗争，并改变活动方式，化整为零，寻找机会打击三五成群四出活动的敌人，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发动群众恢复抗日组织，积蓄力量。在组织上减少指挥层次，区队领导分别直接率领连队，廖政委带一连，谷区队长带二连，冰野副区队长(谭云副区队长调走)带第三连，分开单独活动。
连队实行大班制，每班二十余人，脱掉军装换上便衣，夜间行军不走大路走小路或地边，后边用树枝扫除脚印痕迹。每班配备一至二条大绳，过沟时使用，宿营时严密封锁，隐蔽在村边的基本群众家里，做到邻居不发觉，拂晓时不睡觉，防敌早晨合击。早饭后，无敌情时安排好警戒休息，下午在室内进行教育或训练，晚上或下午进行活动。要求做到忽集忽散，忽隐忽现。战术原则是:打了便走是上策，不利情况下打了不走是下策，大部队要能打能走，小部队要能打能藏。在党的一元化领导，县、区武装配合及地方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积极主动的开展活动。具体任务是：
1.宣传发动群众，恢复抗日组织。讲述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宣传日寇必败，抗战必胜，坚持斗争，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坚定胜利信心，鼓舞斗志。
当时有这样一首歌:“我们是做自由的人民，还是再受别人的奴役?我们是失败灭亡，还是生存胜利?这全靠今年，全靠我们自己!谁害怕困难他就将前功尽弃，谁害怕牺牲他就忘了多年来流血牺牲的烈士，谁不能坚持他就不能胜利。在今年决定着全人类命运，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决定着我们生存，我们胜利。我们要想活，就活过今年去，快举起抗战第五年的战旗，莫错过千载难遇的时机，吹起进军的号角，收复我们一切失去的土地。”以这种精神宣传鼓舞群众，把抗日组织和工作恢复起来。
2.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教育日、伪军和伪军家属，镇压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争取孤立或瓦解敌人。对一般伪军被俘后教育释放，夜间围住炮楼喊话，主要内容是:宣传国内外的形势。教育伪警人员不要当铁杆汉奸，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伤害群众，不要干坏事，当汉奸没有好下场;有时指名道姓进行教育，指出他是那村谁家的人，叫什么名字、干了那些坏事;同时还教育伪军家属，不要让自己的丈夫、儿子、兄弟干坏事，要掩护抗日工作。
随着斗争的发展，对教育瓦解伪军起到一定作用。对那些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别是秘密活动的敌特骨干分子，实行“单打一”的政策，查清事实逮捕后，公布罪状就地处决。定县息冢敌特务队长就是在地方党配合下，利用他到姘头家的机会，捉住杀掉的。有日军看守的岗楼，在日本反战同盟支部战友配合下进行喊话教育。
3.执行抗日的两面政策，教育改造和控制伪组织，利用它搞合法斗争。派基本群众打入伪组织内部，表面上为敌人做事，实际上为抗日工作，掩护抗日活动。通过他们迷惑敌人，对我部队情况以少报多，以无报有，转移向东报向西等。并且利用他们搜集敌人情报，为我武装斗争创造条件。部队则用武装斗争配合他们的活动，给他们打掩护，如敌人要粮拖不过去时，则以武装配合把粮搞走，使敌人无可奈何。
4.各种斗争紧密结合，摧毁敌保甲制度，烧毁良民证，打击零星四出活动的敌人。经过几个月的斗争，我中心区抗日组织逐渐恢复，大部分伪组织在我控制或监督之下，加上我处决了少数罪大恶极的汉奸，有些坏人在我教育后回心转意，有些则逃到据点或城里去了，这就有力地掩护了我地方工作的开展，为军队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初回到冀中对斗争缺乏经验，看到敌人表面点碉林立，沟壕交错，又考虑打仗后群众遭敌报复，人民也担心军队打仗受损失，因而除做些群众工作外，消极隐蔽较多，主动出击较少。
一九四二年十月，上级指示加强武装斗争，保卫人民生命財产。部队及时总结了回冀中后一个月来的对敌斗争经验，决定改变化整为零的战术，由大班独立分散活动改为相对集中活动，一个连有时两个连一起配合行动，采取村落隐伏战，打击四出活动、清剿、烧杀、抢掠之敌;部队每到驻地，根据周围敌情和敌人活动规律，制定作战方案，将部队配置在敌可能来的方向，既能隐蔽又便于消灭敌人;在村庄几个点上的院落和房屋里，分散设伏，一旦敌进村入院或进屋时，立即发起突然攻击，一点打响多处配合，消灭敌人后立即转移。这就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在局部上形成我优敌劣的态势;做到能打、能走，部队获得更大主动权。
定县王村战斗就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打的第一个胜仗，并成为新战术思想的转折点。
十月间，区队首次集中一、三两个连驻在定县王村，一连配置在街南，三连在街北。上午十时，鬼子和伪军进村写标语找梯子，鬼子闯进三连院落，三连立即向敌人开火，紧接着一连向敌合围、冲击，敌丧魂落魄奔逃，我边追边打边转移，打死鬼子三名，生擒伪军十余名，缴枪十四支。
战后部队转移到南紫荆，当日下午敌纠集新乐县一个治安军营，还用十八辆汽车运来定县敌人，对我形成包围，企图将我歼灭，经过半天激战，毙伤日、伪军五十余人，至黄昏我胜利突围，这次战斗，我虽然伤亡三十余人，但威震了敌人，使敌人感到冀中并不是他们的天下，两县的敌人合围也无济于事。人民看到子弟兵还在战斗，受到很大鼓舞，部队士气也更加旺盛。
用这种战法我一连在定县钮店全歼了到六家村写标语和开村民大会的敌人，打死鬼子四名、毙俘伪军九人，缴枪十三支;在富村打击了李家庄抢粮的敌人，歼敌五人;在沙里村打击了由无极东丈村夜间来搜捕干部的敌人，打死鬼子三人、伤俘伪军七人，缴枪七支。
据不完全统计，在十一月以后，一连共进行战斗二十六次，毙伤俘敌三百七十余人，缴获各种枪二百三十余支。有时一天连打几仗。经过这一时期的战斗，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三五成群的小股敌人，不敢轻易四出横行了，减轻了敌人对群众的危害，群众的情绪由开始怕打仗转到要求打仗了。
以连续转移和村落防御战对付敌人的追击与合击。敌人慑于不断遭我打击，改变了三五成群或少数人清剿活动，集中一点或数点较大兵力对我进行合击，所以扫荡反扫荡、包围反包围成了这一时期作战的主要形式。一般白天发生战斗或被敌发觉后,在有利形势下采取打了就走，连续转移。
一九四二年冬季，敌人已暴露其兵力不足，一个炮楼之敌，除在楼上打枪外，不敢出来阻击。我通过封锁沟时，派少数人以火力掩护，用搭人梯和大绳拉就能很快通过沟墙。一连在定县东里村拂晓遭敌合击，突围后连续转移五十多里，沿途遭敌五个炮楼的袭扰和定县出动敌人的追击，通过九条封锁沟，终于摆脱了敌人。
若下午发生战斗或遭较强大之敌合击，白天不能突围时，则利用村庄有利地形进行村落防御战，坚持到黄昏，利用夜暗相机突围。就是在村外围、村边、街道、高大建筑和制高点构成多道防线，首先利用村外高地、土堆、坟地及独立家屋等有利地形，派小部队控制，阻击敌人接近村庄;二是堵住街口，设置障碍，利用土围寨、墙挖枪眼、筑工事进行阻击;三是占领高房制高点，构筑交叉火力，并把院落隔墙打通，实施隐蔽机动，控制机动的预备队、火力队，随时支援敌威胁最大的方向，一旦敌突破一点，立即以刺刀、手榴弹白刃格斗，坚决把敌打出去。
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建制复杂，缺少重武器，只要正确部署兵力火力，利用有利地形顽强抗击，进行必要的反冲击，敌人一般突不破我防御，待天黑后再行突围转移。
突围时先派侦察员或少数人员，从敌间隙中潜出敌后，在外围策应袭扰，调动合围之敌，配合部队突围。突破口一般选在敌结合部，队形路线成一条线，突破正面不宽，动作肃静、迅速，万一被敌人打散，战士们都能按预先规定集合点自动去集合，使敌人十分震惊，使群众异常鼓舞。
一连在定县东王郝战斗，就是上午在钮店战斗后，下午三点转移至此变被动为主动打的一次村落防御战。我集中火力对付邢邑之敌，一举歼敌二十余人，俘日军二人，黄昏反冲击后转移。用这种战法进行战斗十多次，歼敌七百余人。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初，深北县划归七分区，根据地委和分区的指示，由谷恒瀛区队长率二连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初开进深北开辟地区。
第一天进驻深北县西北部禅院村，第二天下午敌伪数十人前来袭击被我击退。第三天进驻深北县西南部北庞村，早饭后敌伪三百余人合围，我与敌激战到深夜，毙敌伪百余人，于夜晚胜利突围，二连指导员曹月同同志英勇牺牲。这次战斗使敌人十分震惊，大大鼓舞了群众。
二连在深北、束晋地区战斗两三个月，打击敌人，发动群众，不仅挫败了敌人的反复清剿和五次强化治安，减轻了对群众的危害，更重要的是恢复了抗日政权和县区武装及中心区的民兵组织，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月，三十二区队从平汉路西返回七分区，部署在新乐、定县、藁无地区活动，我区队全部集中于滹沱河两岸的晋深极、安平、深北、束晋地区，至一九四三年五月，滹沱河南已形成大块的游击根据地。
三、打击敌人恢复根据地(1943年5月~1944年10月)
分区部队的增加，县区武装的恢复，地方工作的开展，敌人点碉的收缩，我活动区域的扩大，特别是青纱帐起来以后，形势越来越对我有利。部队除集中兵力对付敌之合围外，采取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的用兵方法。在地方党委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援下，依靠党对敌伪军工作和情报工作，主动地、更有计划地伏击敌人和向敌人据点进攻，配合地方开展各项工作，保卫麦收和秋收，反抓捕，反抢掠开辟地区，转化游击区，进一步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
以村落连环战打击敌之合围。这种战术是我区队在定县东内堡战斗失利后，在村落隐伏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东内堡战斗中，定县合围之敌，先包围村子，用火力封锁街口，然后进村上房搜，我定县大队仍按过去的打法，重点打击进院搜查之敌，当歼敌四人后，突围时却遭到房顶上、村口之敌截击，伤亡二十余人，经我一连策应后才胜利突围。接受了这一教训，以后我就以村落连环战对付敌人。就是我以二至三个连的优势兵力，分散在附近几个村宿营，统一指挥，集中作战，一部分暴露活动诱敌来攻，其余隐蔽附近村中。围村之敌进攻时，我暴露分队占领村边阵地进行抗击，待敌进至火力网遭到杀伤和压制时，隐蔽部队突然从侧、后出击，协同抗击部队歼灭敌人。
深泽县的中央、苦水战斗，就是县大队暴露活动抗击该县合围之敌，区队二连从侧后突然出击，歼敌三十余人。用这种战法共作战五次，歼敌一百二十余人。
一九四三年六月在地委和分区统一领导下，区队和安平县大队、晋深极中队、安平二、四、五区小队，组织了在安平、饶阳、博野、蠡县保卫麦收小战役。
十日敌人到滑岗村抢麦时，我二连在王岗将日本鬼子一个班包围控制在房子里，我指战员投掷手榴弹和烧房子，消灭了敌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只，步枪八支。在孟岗毙伤敌伪三十余人，缴获战马五匹。
十五日配合安平县大队在东里村毙伤敌十余人，打死小申中队长和一小队长。
十五日晚转移到蠡县城东南滑岗，十六日下午一时，敌步、骑兵二百余向滑岗进攻，被我打退。下午三时保定、高阳等地增来步、骑兵千余人，激战到下午五时，敌被迫停止进攻，形成对峙，我于黄昏撤出战斗。
这次战役计六天，打了五次仗，歼敌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五六十支，胜利地保卫了麦收。六月以来青纱帐起，敌人除较大合击外，只敢活动于据点和交通要道附近地区。
利用青纱帐在公路打伏击，袭击敌汽车。部队隐蔽在青纱帐、公路经过的村落中，以正面火力阻击，后面堵击，侧面部队拦腰冲击的战法。也就是待敌进到预伏点后，突然给予打击。
一连在深泽县北马伏击敌人。击毁汽车一辆，俘敌安平县警察署长一人，歼鬼子六人;
二连在束晋县念村伏击泊庄来的汽车，歼敌十余人，俘伪军家属二十人，缴物资一部，
二连诱伏定县至安国公路上史村炮楼之敌，该敌见民兵在附近活动即出来追击，侦察员化装民兵，用土枪截送粮大车引诱敌人，待敌进入我伏击圈突然开火，十三人均被歼灭;
一连在安平县大子文村西口伏击敌宪兵队，歼敌十余人，俘敌一人。
这种作战共进行了十一次。歼敌一百三十余人。获各种枪支一百余支。敌遭连续打击后，除有掩护地在公路活动外，单车及少数人不敢轻举妄动，达到了我切断公路交通，孤立据点的目的，为我攻占据点创造了有利条件。
部队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有计划地开展扩大抗日根据地，缩小敌占区的斗争。部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并采用蹬房喊话、召集伪组织负责人开会，或利用我军内的当地人拉关系，讲斗争形势，宣传抗战必胜、日军必败的道理，要他们为抗战的胜利作贡献。
有些伪人员在我接连打胜仗的军威下，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做了一些好事。在他们的配合下，我地方工作人员很快进至晋县、安国、博野等交通要道和县城附近的敌占领区。
我区队一连进至距晋县四里之周家店敌“模范大乡”，在那里建立起我抗日政权，县区武装利用缴获的武器武装起来，有计划地进行反抓捕、反抢掠的斗争。这类战斗进行八次，歼敌一百三十余人，缴枪七十余支。
六月二十七日，由分区参谋长苏锦章和地委常委王乐天等同志组成的分区滹沱南指挥部,计划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集中三十六区队、晋深极、安平、束晋三个县大队。进驻束晋小章村(区队二连住何庄，束晋大队住宋村，均距小章村三华里)，此时由深泽、束鹿、晋县出动三千余敌人，对我进行袭击，将小章村团团包围。我不到六个连的兵力，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后因敌人为调整布置。战斗一度沉寂下来。下午四时，敌人又一次发起攻击，枪炮声、冲杀声响成一片。我指战员坚守阵地。顽强抗击，再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这一天，我以伤亡六十余人的代价毙伤敌三百余人，战斗至深夜十点钟，我部队一枪未发，秘密突围。
第二天，敌人从石家庄增兵千余人，携野炮四门，拂晓开始向小章村进行火力袭击，结果把他们自己的部队打死一百多人。上午九时许，敌人会合后，发现他们自己人死伤一大堆，还以为是我军从地道里消灭的，灰心丧气地撤走了。
区队严格执行党对敌伪军的政策，并在地方干23部协助下，大力开展敌伪军工作。我敌工人员经常深入敌营内部，开展政治攻势，并对他们的家属亲友进行宣传。分区还派了反战同盟支部的日本朋友东忠、中山两同志，经常配合部队袭击炮楼，对敌宣传。在军事斗争节节胜利和广泛地政治攻势下，敌伪军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争取了部分伪军反正。
一九四三年三月中旬，深泽县何庄炮楼经过内部关系，以刘锡忠为主的伪军将其小队长王xx打死，毅然率领小队全副武装四十多人反正。六月上旬，深泽何庄炮楼吕志斌小队长及王小敏等又率小队全副武装四十余人反正。区队把他们和刘锡忠小队合编成晋深极中队。
六月中旬，深泽县大兴炮楼的戴常琳将伪军班长解除武装，率全班二十多人全副武装反正，编进晋深极中队。中队长为刘锡忠，副队长为吕志斌。区队又派去指导员苏俊义(后来在孟家庄战斗中牺牲)，副队长邢世泰，属三十六区队指挥。
一九四四年元月，束鹿县小冯炮楼的伪小队长薛济生，经过我军和地方干部的配合教育，毅然率领小队七、八十人全副武装反正，薛暂任中队长。二月，安平县西蒲町伪军小队长李云生率领五十余人全副武装反正，李暂任中队长。接着，束鹿县垒头村炮楼的伪小队长高风山，率领五十余人全副武装反正。继之，香屯等地炮楼伪军也携械纷纷投诚。这一时期，反正伪军总计四百多人。
三月，根据七分区首长指示，将这几个反正的中队合编为抗敌大队，并任命薛济生为大队长，刘玉泽为副大队长，直接归分区领导。
打据点攻碉堡是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的主要作战目标。我充分利用冀中的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敌炮楼被分割的局面，采用化装袭击、掩蔽袭击、强攻(火攻、坑道攻)等战法，向敌据点、炮楼进攻。
敌碉堡砖木结构比较坚固，高数层而控制四野，四周有射孔，周围有围沟和墙，并布有各种障碍物，易守难攻。但敌楼顶、枪眼易受我火力封锁，敌炮楼下面的伙房是我进沟后很好的掩蔽处。一些靠近村落又便于我接近的炮楼，沟内没有水井，院内没有灭火设施，是我实行火攻的有利条件。
每次战斗我们都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分析强点和弱点，避强击虚，克敌制胜。安平县的南寨炮楼就是二连配合安平二区小队利用敌吃饭的机会，由内线李大轩控制楼顶，我突然发起袭击，一举攻克，歼伪军一个中队。打死中队长，俘五十余人，我无一伤亡。
打安平县角邱据点时，二连和安平县大队利用据点的翻译内部策应，在中午敌下炮楼吃饭时，歼日军六名，缴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步枪六支，子弹二万余发。
一、二连攻无极县固现炮楼，袭击未成改为火攻，上午九时许，我早已埋伏在敌炮楼附近的一连一排，在排长段延美的带领下,乘伪警备队长从伪大乡公所返回炮楼，刚刚踏上吊桥的时机，一拥而上，尾追进院，敌队长仓慌钻进炮楼，封閉楼门，命令伪军投掷大量集束手榴弹，阻止我前进。段延美同志急中生智，指挥战士们在炮楼下点起熊熊烈火，据点外在我一、二连的机枪火力支援下，当地群众参战运柴，搬运大量柴草，烧得炮楼上的敌人鬼哭狼嚎，告饶求命，有的被烧死，有的被摔伤，三十多人举旗投降。战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打破了敌人乌龟壳保险的迷信。
深泽北白庄炮楼，也是用火攻逼迫伪军一个中队缴械投降的。其他如用特制的木架加湿棉被实施爆破，所谓土坦克，攻克博野邓庄炮楼，歼敌一个中队。
一九四四年四月，根据晋察冀分局关于扩大地区队编制的指示，我区队新组建了第四连，连长段延美、指导员吕建民。四连以军事围困、坑道爆破与政治攻势巧妙配合攻克博野县沙窝据点。
沙窝据点处于博野、蠡县中间，地形开阔，强攻伤亡会大，采取了以伪小学做掩护，地上封锁围困，进行地下坑道爆破。并让头天攻克冯村岗楼时俘虏的伪小队长喊话，以自身经历说明顽抗只有等死。
经过一天一夜坑道挖到岗楼下，炸塌了岗楼一角。浓烟滚滚，尘土飞扬。乘敌人惊恐之际，我大喊:“爆破手暂停，敌人不投降马上点第二个。”敌人听说，更吓破了胆，连喊:“别再炸了，我们交枪!”三十多个伪军从炸开的洞里举着双手出来投降。
攻点夺碉作战共进行十九次，歼敌九百八十余人，缴各种枪七百五十余支。至一九四四年夏季，七分区共攻克逼退敌碉点九十五个，使敌人龟缩在交通要道和主要城镇。
四、向敌交通要道和城镇进攻时期(1944年10月~抗战胜利)
一九四四年十月，冀中军区重新恢复，当时三十六区队领导人是:区队长谷恒瀛，政委李静(廖鼎琳调任分区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梁璞，政治处主任高占杰。
根据形势的发展，为迎接新的战斗，部队在安平县一带开展战前大练兵。
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提高三大技术。练射击提高射击技术，培养特等射手;练投弹，不仅练投远投准，而且练投高、投准，在相当于敌炮楼高度的树上，设一圆练投高;练刺杀，用石滚子压过的高梁杆捆紧制成刺杀靶，要求连续突刺几十次，甚至百次以上。为了提高三大技术，练臂力用手托砖、水平举枪,最多的可举到万次以上,还练越野赛跑等。
在政治上深入开展了时事和政治委员制度教育，进行了抗战胜利前途和《评中国之命运》大讨论，广泛开展了尊干爱兵活动和军事民主，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进一步密切了广大官兵关系，并采用墙报比赛、比武和“兵演兵”等多种形式相配合，掀起了练兵竞赛高潮，提出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杀敌立功运动”的号召。
经过练兵，部队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进一步加强了党的观念和组织纪律性，培养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斗力，为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打下了基础。
接着，由上级统一指挥，有计划地组织了向敌进攻的战役，夺取敌人占领的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这一时期的主要战斗有:
束鹿县旧城战斗。二、三连利用内线策应，歼伪军一个大队，活捉副大队长李慕清，缴获各种枪三百余支。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全区队与安平县大队、区小队配合袭击安平县城，消灭伪军一个团部、一个大队，俘伪军四百余人，缴机枪一挺，各种枪四百余支，马十五匹。另外，县大队还打进了伪县政府，活捉伪县长温庚宇及其秘书。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三连化装袭击清苑县北大冉据点，歼灭伪治安军二百六十余人，缴各种枪二百余支。
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分区统一指挥下，和兄弟部队紧密配合，组织安(平)饶(阳)战役，在安平县韩镇铺截击饶阳县弃城撤退之敌，经过一昼夜激战毙伤日伪军二百五十余人，俘伪军三百余人，并围困和解放了安平县城。
深泽县城守敌怕被我歼灭，绕道无极弃城而逃，深泽县城亦告解放。
一九四五年七月，在上级统一指挥下，以运动战的形式进行安(国)、博(野)、蠡(县)战役，连克冯村、沙窝、韩村、候村等据点，打击了安国向常家庄进攻的敌人，歼日军七十多人，并一度攻入安国县城。
日本帝国主义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于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区队奉命向保定之敌进攻，接受敌之投降。正当我向保定地区进攻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抢夺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我军的受降工作，遭到日、伪、顽合流抵抗。根据上级指示，改变夺取大城市的方针，首先歼灭中、小城镇分散薄弱和向大城市集中之敌人。分区部队改编为三纵队十一旅，三十六区队改编为三十二团(大团)，开始执行新的任务。
五、残酷环境下的供给、卫生工作
一九四二年八月，部队从路西返回冀中。当时环境很残酷，敌人不断强化治安，碉点林立，敌人还经常化装八路军，使群众遭到损失。部队的活动方式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当时，白天有村庄也不敢住;有时为了缩小目标，尽量少住房，一个连只能在村子的一角住一两家;青纱帐倒后，部队只好在院内、门道、露天宿营。部队活动分散、隐蔽、流动性大，而且处于没有后方的情况下，供给和卫生工作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我们依靠群众，采取变通的办法，克服了困难，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后方。
(一)供给工作
供给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部队的吃饭穿衣，武器弹药和医药供应问题。
1.吃饭。吃饭问题采取就地解决的办法。部队活动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如白天住青纱帐时，就派侦察员到村里找维持会，由维持会做好饭送来。晚上进村住，就在群众家吃饭。部队住在那个村，就吃那村的粮、烧那村的柴。部队在转移前，由司务长开一白条，盖上连队印记，证明吃多少粮,烧多少柴,到一定时期，村里把这些条子交到区政府报銷。菜、油、盐就由司务长花钱买。这种供给办法一直实行到一九四四年冀中行署恢复为止。行署恢复后就实行粮票制。
当时环境虽然残酷，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但由于群众热爱子弟兵，他们说:“有日本鬼子吃的，还能没有八路军吃的。”他们有什么好吃的，都尽量拿出来给部队吃，所以部队在吃饭问题土没有发生过大问题。
2.穿衣。随着环境的改变，部队脱了军装换成了便衣。一九四二年从路西过来时，因为快到冬季了，单衣没有换。到了冬季，每人发一套青棉衣裤，一件老百姓的青灰棉长袍，两双布袜子和一双棉鞋等。这种冬装是由专署根据部队的人数和活动地区，事先分配到县、区、村，在老百姓家做成后，由部队供给处助理员到各村收上来再发给部队。
由于情况复杂，有的连队(二连)，到十二月还没有穿上棉衣。到了一九四三年，情况比较好了一些，夏季每人发两套便衣，布鞋两个月一双。冬装同一九四二年冬一样，但能按时穿上棉衣了。一九四四年，环境好转了，分区被服厂已初步恢复，夏季就开始统一发放服装了。
当时，老百姓纺线、织布，然后做成衣服供给部队穿着的情况，是适合中国小农经济特点的，也只有建立在广大群众对子弟兵热爱的基础土才能做到。
3.武装弹药。部队从路西返回冀中时，军区供给部给部队每只步枪补足八十发子弹，机枪补足四百发，手榴弹每人四个。一九四二年冬季是处在隐蔽活动时期，许多仗基本上是被迫打的，消耗弹药多而缴获少，到一九四三年就感到弹药不足了。针对这种情况，部队就想寻找补充弹药的办法。当时补充弹药的办法有三:
第一是买。主要是通过敌伪军工作的关系、维持会的关系和供给处在地方上建立采购员这三条渠道买子弹，每月都能买到一些，多时可买到一千多发，少时也能买到三四百发。采购来的子弹，首先把好的补充机枪，余下的才给步枪用。
其次靠缴获。一九四二年冬季打仗不少，但由于许多仗是被迫打的繳获很少。一九四三年夏季形势好转，部队有计划地主动地向敌人进攻，就能缴获一些枪支弹药，但数量有限，有的时候能补足战斗中消耗的数量就很不错了。
第三就是自造。由于部队经常作战，弹药缺乏，就由唐清刚同志负责筹建军械生产地下工厂。工厂在地方干部的配合下，选择可靠的村庄，并聘请了一些技术工人，采取分散隐蔽的方法筹建的，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军工厂正式成立，由后方指导员邸玉敏、吕建民同志负责。工厂分为几个组。军械组在束鹿县北里相村，韩元凯任组长。他是本村人，会制造和修理各种枪支，有时还负责修理地方民兵的武器。
手榴弹组在深县蔡张村。这个村干部和党组织坚强，组长张廷深，是本村人。他家是地主成份，本人进步，“五一”扫荡前曾在手榴弹厂工作过，他还挖了一个坚固的地洞，让工人们隐蔽。当时环境困难，条件简陋，以铸造犁铧做掩护，下设四个小组:制鞭炮匠为制药组，在孟家庄;旋棒锤匠为弹柄组，在寺头村;铸犁铧匠为铸弹壳组;还有一个总装组。
造子弹组由束鹿县小章村手艺工人肖英夫妇负责。下设三个小组:底火组由肖英负责;弹头组在大辛庄，由打铁艺人辛福章兄弟俩负责;发射药组曾用硝化棉试制发射药未成功，后改为收集臭子弹中的发射药用以装配子弹。
采购组在深泽县铁杆村，由原二十二团采购员杜经追负责采购原料，同时也通过内线关系到敌占区采购弹药。
(二)卫生工作
“五一”扫荡后，分区供给、卫生处大部分撤到平汉路西，留下一部份分散到农村活动。卫生部门转到农村后，依靠村里的基本群众收容治疗在“五一”反扫荡战斗中负伤的伤员。一九四二年冬季，我们活动在新乐、无极、定县、安国、深泽等县，伤员一般由分区分散在这地区的卫生人员就地收容，分散隐蔽治疗，伤好后归队。
一九四三年四月后，区队全部挺进滹沱河南活动，在分区卫生处支持下，组建了第三所(滹沱河北已有两个卫生所)。所长李耀廷、指导员翟林，并配有医生、护士、司药、调剂等人员共约七十余人。他们分散在中央、苦水、固城等村，负责收容在滹沱河南战斗的区队和县、区游击队的伤员。
由于部队经常打击敌人，流动性大，再加上部队处于敌碉点包围之中,没有前后方之分。轻伤员能行动的跟随部队走，由连队卫生员负责治疗;重伤员都分散隐蔽在老百姓家中(也叫堡垒户)，由卫生所的护士(大部分是女同志)白天轮流到各家为伤员换药，保垒户的老大娘帮助护理、做饭等，如果要做手术，则由医生在晚上到伤员家去做。
为保证伤员的安全，伤员只知道自己的住处，不知道别的伤员住在那里。凡是住有伤员的家，一般都挖了地道或隐蔽部，卫生所和住有伤员村的群众保密工作做得好，没有因泄密被敌人抓俘的。在那极端残酷的环境里，群众采取种种方法，舍生忘死地掩护照料伤病员，把战士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看待，因而伤病员治愈率较高，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如:安平县报子营村拥军模范李杏阁就被誉为“冀中子弟兵的母亲”。
药物来源:一是利用当地的民间中草药;二是通过各种关系购买;再就是分区卫生处供应一些。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后，基本上都是分区供应。
六、英勇的斗争，光辉的胜利
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三十六区队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和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与广大群众的支援下，约计作战一百二十余次，毙伤俘虏敌伪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一千九百余支，取得较大的战绩。在极端残酷的条件下坚持了平原游击战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不少同志为斗争的胜利而英勇牺牲。
一连连长刘治国同志在攻打博野邓庄据点时牺牲，支部书记邢树坤同志在定县南紫荆战斗中牺牲，
二连连长王文海同志在安平秦王庄战斗中壮烈牺牲，政指曹月同同志在深县北庞村战斗中牺牲，政指籍茂荣同志在安平韩村铺战斗中牺牲，
区队参谋王鲁同志在安国县常家庄战斗中牺牲，通信参谋王宗舜同志在束鹿谢村战斗中牺牲。
副区队长肖治华同志在安平县东河町村落防御突围负伤。
不少同志在战斗中多次负伤仍继续战斗，为斗争的胜利贡献了他们的力量。
战斗英雄段廷美同志英勇战斗，连续攻克敌碉堡，受到晋察冀军区英模大会的奖励。
侦察参谋陈刚林同志，在攻打安平县城时，他带领突击队首先占领安平城北门，为歼灭安平之敌打开了通路;旧城战斗时，他又带领突击队首先占领敌碉堡，顺利的全歼了敌人;他还带领突击队化装治安军袭击清苑县北大冉伪军，歼敌一个大队部、一个中队二百六十余人。
一连在定县南紫荆战斗中，伤亡四十余人，一部分同志被冲散，第二天就能集合起来继续战斗。十七岁战士冯林德同志，负重伤后被敌俘去，面对敌人的毒打和审问，他坚贞不屈破口大骂，敌人无可奈何，最后将其杀害。
不仅战斗频繁伤亡大，而且生活亦相当艰苦，部队没有脱衣睡过觉，长虱子、生疥疮和发疟疾等疾病几乎无一人摆脱。由于医药缺乏，用食盐医治伤口，不少同志负伤后，因无法治疗而牺牲。
部队就是在这种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战斗成长，成为一支英勇善战、威震敌人，打不拖不烂的钢铁队伍。
回顾三年多的斗争历程，我们体会到:
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坚持斗争取得胜利的保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各种斗争形式互相密切配合，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就能迅速打开局面。武装斗争推动各种斗争的开展，各种斗争又为武装斗争的胜利创造条件。正确的执行各种政策，就能团结群众，争取动摇伪军，孤立敌人，最后战胜敌人。
例如:由于正确的执行了敌伪军政策，动摇了伪军，不少战斗的胜利是在内线的策应下取得的，并争取了不少伪军反正投誠。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团结群众进行斗争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渡过难关夺取胜利。冀中七分区的广大群众，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在敌人的残酷镇压面前，激发了更高的抗战热情。日寇昼夜抓丁，奸淫烧杀，修炮楼、挖封锁沟，树木被毁，田园荒芜，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军及工作人员，送子弟当兵，送丈夫上前线，随军参战，掩护伤病员。群众还想方设法保障部队给养。我区队后方军工生产就是在碉点林立、沟墙交错的情况下，在群众的掩护支援下进行的。广大农村就是我军的医院，掩护治疗伤病员。
地道战是冀中人民杰出的创造，它不仅是零星人员和作战物资的掩蔽所，而且是与敌人进行战斗的阵地，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利用这样的阵地。总之，这是伟大的人民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有坚定的依靠人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正确的指导思想，符合客观实际的斗争策略是胜利的保证。“五一扫荡后，冀中根据地变成游击区和敌占区，根据地的性质变了，斗争是在极其险恶的情况下进行的，既要反对不敢领导群众斗争的消极隐蔽思想，又要反对盲目蛮干的冒险情绪。必须改变过去在根据地时主力部队活动的一套方式，采取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与两面政策相结合的斗争方式。
只要在思想上、组织上、策略上针对敌人的活动作相应的改变，就能坚持残酷的斗争，变被动为主动，就能克服困难取得胜利。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针对敌活动方式、作战手段的改变，我们必须作相应的变化，而且要变在敌前，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就能克敌制胜。若把本来暂时办不到的事硬办，就会脱离群众造成损失;而能办到的和能争取到的胜利，不敢去争取，也会丧失时机，得不到应有的胜利。
后记:这个稿是由廖鼎琳同志在六十七军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康成山、陈英华、安廷玉、牛臻、吕建民、陈刚林、甄云峰等同志。根据座谈的精神，由吕建民同志执笔整理成初稿，廖政委将初稿带回，分发给在京的唐清刚、辛延、王普、高荣光、段廷美、张博之等同志，又组织座谈两次，由高荣光、张博之同志执笔加以补充，经廖鼎琳同志修改，分区组审查定稿。由于年代已久，缺乏历史资料，而回忆当时作战的时间、地点具体情况不够完整，难免有不够准确的地方，请同志们给予补充指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