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古代文人在今人心中的地位，李白、杜甫、苏轼都必须拥有姓名。其中，苏轼更因为身兼旅行、养生、美食诸多标签，收割了广大年轻粉丝。不仅如此，苏轼甚至对星座都颇有研究，他在笔记杂论《东坡志林》中就曾说过：
“退之（韩愈）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韩愈说过，“在我出生的时候，月亮正在直斗中”。根据韩愈的话，我（苏轼）才知道原来韩愈是摩羯座。我（苏轼）也是摩羯座，这一生毁誉参半，正是和韩愈一样，拜身为摩羯座所赐啊！
从古巴比伦到古希腊：星座的起源
实际上，十二星座的真正基础并非古希腊神话，而是古巴比伦人首创的太阳历。古巴比伦人生活在富饶的两河流域，绝佳的地理环境孕育着古巴比伦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田耕之余，巴比伦人热爱仰望星空：他们通过在天空上勾勒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王国，发明了高度发达的天文历法系统。
具体而言，古巴比伦人根据自己对星体运行轨迹的观察，推算出共有三百六十天的理想年，并且进一步将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再将这十二个月对应到太阳在恒星间的视运行轨迹（黄道）之中，从而成功把黄道分为十二个部分，成功划分出了“黄道十二宫”。在黄道十二宫的基础上，古巴比伦人进一步将每一宫都安排上特定的星宿，形成了最初的十二星座。
由此观之，发明十二星座的人其实并不是古希腊人，而是古巴比伦人。事实也的确如此：根据对古巴比伦人楔形文字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早在公元前687年的天文学泥板文献《犁星》（MUL.APIN）中，古巴比伦人就已经提到了后世所有的十二星座。
不唯如此，最早以黄道十二宫星象图为基础的生辰占星术，也早在公元前410年的两河地区出现。例如，这时的古巴比伦人认为，在火星、金星、月亮、水星、土星运行至蝎子宫的位置时，新出生的人（也即天蝎座）往往会因为个性顽固而不够吉利。因此，产妇应尽量避免在这一时期生子，颇有现代星座理论的样子。
不过，虽然《犁星》提到了后世所有的黄道十二星座，它对各星座的命名与现在大不相同。例如，在《犁星》中，处女座被称为女阴星、射手座被称为帕比勒桑神、水瓶座被称为古拉女神、双鱼座则被称为阿努尼图女神，与今天的星座命名出入较大。那么，是古希腊人修改了古巴比伦人对十二星座的命名吗？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古希腊地区与两河流域地区的文化交流逐渐繁盛，将古巴比伦的历法系统和天文观念带到了古希腊地区。借此机会，古希腊人以古希腊神话故事为基础，对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进行了重新演绎，形成了今天十二星座的蓝本。
例如，在古希腊神话中，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为了赎罪，必须完成十二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中第一项，就是要杀死丛林深处的猛兽——涅墨亚猛狮（Λεον Νεμειος）。
涅墨亚猛狮的外貌与一般狮子无异，但一身厚皮、刀枪不入，性格也尤其凶猛残暴，食人无数。赫拉克勒斯赤手空拳与猛狮搏斗，最终以双臂扼住狮颈，使猛狮窒息而亡。然而，由于涅墨亚猛狮刀枪不入，赫拉克勒斯却无法剥去它的毛皮带回去请功。最后，赫拉克勒斯灵机一动，以狮爪自切其皮，还将狮皮做成甲胄佩戴在身上，以求防护。在这一切完成之后，涅墨亚猛狮升入天空，化为狮子座。
与狮子座相同，苏轼吐槽的摩羯座也同样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古希腊众神中有一神名为潘（Πάν），乃是希腊人心中的牧神，因掌管牧羊，故为羊头人身。潘神长于吹箫，但因形象不佳，屡受众神排挤。
一日，众神之首宙斯召开宴会，潘神受到宙斯邀请，终于有机会当众演奏萧艺。潘神的箫声优美动听，淙淙地流淌在原野之中，让众神如痴如醉。就在众神陶醉之时，潘神的箫声却引来一个百头怪兽，吓得众神落荒而逃。有趣的是，潘神看到爱神维纳斯变成了一条鱼后跑得飞快，便也想变成一条鱼逃跑。但由于潘神是羊之身，一直在羊和鱼之间“选择困难”，反而变成了一只半羊半鱼的东西，最终升到天上，成了羊头鱼尾的摩羯座。
在发源自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星座被古希腊神话包装后，随着希腊人向东扩张的持续深入，古希腊改良版的十二星座传入了古印度。
那么，十二星座又是何时影响到中国的呢？
由印入华：星座的传播
目前，在中国境内所见有关十二星座的文物，最早属三国时期，且都发现于东吴（229-280）属地。在三国时，由于透明度较高的玻璃尚未发明，这一时期的东吴妇女梳妆喜用铜镜，这些铜镜的背面往往会印有各种纹饰，其中一些便与十二星座有关。
在今天广西贵港发现一枚东吴时期的四叶纹瑞兽对凤镜，纹饰印有一只螃蟹和一个宝瓶，螃蟹右侧还有呈斗状的六颗星，星间有连线，可能是南斗六星，暗示宝瓶和螃蟹均为星象图。无独有偶，在汉晋时期的其他铜镜中，也常发现有宝瓶和螃蟹图像。这意味着，在三国时期的吴地，人们可能已经从某种途径知晓了部分有关十二星座的知识。
由于东吴时期的海路较为通畅，航海技术亦有进步，有学者认为，巨蟹和宝瓶二座应当是与佛教一同由海路入吴的。由于这方面资料还不多，这种说法仍属于假说阶段。不过，汉文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十二星座观念确实与佛教经文密不可分。
在距离三国300多年以后的隋朝（581-619），随着佛教在中土地区的发展，一批印度高僧入华，开始在汉地翻译佛经。在这批汉译佛经中，由那连提梨耶舍翻译的《大方等大集月藏经》就说：
“是九月时，射神主当；十月时，磨竭之神主当其月；十一月，水器之神主当其月；十二月，天鱼之神主当其月；正月时，特羊之神主当其月；二月时，特牛之神主当其月；是三月时，双鸟之神主当其月；四月时，蟹神主当其月；此五月时，师子之神主当其月；此六月时，天女之神主当其月；是七月时，秤量之神主当其月；八月时，蝎神主当其月。”
在这段话中，已提及全部十二个星座，说明隋人有可能已经知道了十二星座的全部内容。实际上，不仅中国最早有关星座的记载来自佛经，就连将生辰星座与个人命运相连的观念，也同样来自唐代高僧不空翻译的佛经《宿曜经》中。在《宿曜经》中，有文：
“第十一觜二足，参四足，井三足，辰星位焉。其神如夫妻，故名婬宫，主胎妊子孙之事。若人生属此宫者，法合多妻妾得人爱敬，合掌户钥之任。”
根据学者考证，所谓“婬宫”，实际上就是《大方等大集月藏经》中的“双鸟之神”，也就是现在的双子座。因此，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双子座的人不仅可以多娶妻生子，还可以买房在房产证上写自己的名字，在一家之中掌握家政大权（“若人生属此宫者，法合多妻妾得人爱敬，合掌户钥之任”）。看来，在唐代（618-907）的印度佛经里当一名双子座，要比现在舒服得多。
由于唐代文献中就有了以出生星座决定人生命运的命理观，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苏轼能够抱怨自己是摩羯座了。实际上，不仅是宋代（960-1279）的苏轼，生活在唐代的韩愈本人也可能知道这件事。
1974年，在西安柴油机械厂出土的唐代雕版古梵文印本陀罗尼经咒，有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黄道十二宫图像。不唯如此，在新疆吐鲁番也发现有黄道十二宫内容的唐代佛教经文写本，证明隋唐人头脑中的星座命理观念，应是随印度佛教传入的。
到了宋代，十二星座在中国已经十分风靡，甚至影响了其他宗教，特别是道教。有趣的是，在接触了十二星座之后，擅长博采众长的道教，很快为外来的十二星座设立神位。例如，在宋代道教文献《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中，便有“白羊宫尊神”“巨蟹宫尊神”“人马宫尊神”等以十二星座命名的道教众仙。这种十二星座观念向其他宗教渗透的情况，意味着星座命理已经成为人们世俗生活的一部分，这也难怪生活在北宋苏轼能够成为星座迷的鼻祖了。
实际上，到了苏轼生活的宋代，不仅星座命理观念深入人心，就连日本（东瀛）地区，也有与十二星座相关的文物。日本最早的十二星座星图也同样出于陀罗尼经中，由于此经为宋人钱昭庆为自己的父亲祈福增寿所印，推算日本人所知的十二星座知识，可能直接来源于中国。
辽代大安年间（1085-1094），北京张家口出了一位大善人张世卿，他在张家口民众受灾时拿出了自己所有的谷物2500石赈济灾民，因此受到皇帝褒奖。张世卿死后，他就葬在了张家口。考古学家发现，张世卿的墓室墓顶包含了十一个星座的星象图，唯独少了金牛座。这并不是因为张世卿自己是金牛座，而是因为盗墓贼盗墓打的盗洞刚好穿过了金牛座所在位置，留下了一个大洞。大善人张世卿死了以后还要把星座画在自己的阴宅顶上，可见当时十二星座的流行程度。
随着十二星座的普及，无论是各界名流，还是普通百姓，都加入了星座算命的大军，其情景可比今日的星座迷狂热。根据某位作家的梳理，在中国古代星座迷的圈子中，最流行的“烂梗”，要数苏轼首创的“摩羯苦命”了。在吐槽摩羯座苦的路上，不仅韩愈、苏轼榜上有名，周必大、文天祥、袁枚和曾国藩都算是后来居上。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就不妨欣赏一下他们吐槽摩羯座的朋友圈吧：
“亦知磨蝎直身宫，懒访星官与历翁。岂有虚名望苏子，谩令簸恶似韩公。”——周必大“我生之辰月宿斗，如何谤誉由箕口。月明只合醒眼看，斗亦何须挹浆酒。”——文天祥“诗书失后无余本，戚友来时话再生。莫叹遭逢磨蝎重，世间风浪几曾平？”——袁枚“诸君运命颇磨蝎，可怜颠顿愁眉腮。年年力战略城邑，不分上国土一坯。”——曾国藩
吴宇虹：《巴比伦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华天文学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
王仲殊《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为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而作》
霍巍：《唐宋墓葬出土陀罗尼经咒及其民间信仰》
王煜、王欢《三国时期吴地黄道十二宫图像初探》
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
李天飞、韩旭：《苏轼和星座——浅谈唐宋之际的星命术》
韦兵《日本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考——兼论黄道十二宫在宋、辽、西夏地区的传播》
马伯庸：《星座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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