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问柯庆施：上海有否两百万人人心大乱》
天色已暗，郑州会议室内灯火通明。柯庆施站在会议室中央，额头微微渗出汗珠。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刚刚向毛主席汇报了上海市民因担心取消货币而引发的恐慌。会议室内一片寂静，只听得见纸张翻动的沙沙声。毛主席手指轻叩桌面，目光如炬：＂那么，现在上海有没有两百万人人心大乱？＂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转折？为何一向稳重的柯庆施会如此忧心忡忡？这场关于货币存废的争论，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郑州会议的召开背景
1958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中南海电话铃声急促响起。值班秘书接到了一份来自河南省委的紧急报告，报告中提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份报告很快就摆在了毛主席的案头。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大跃进＂运动的高潮中。各地竞相＂放卫星＂，工农业生产捷报频传。河南省遂平县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更是率先打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在全国引起轰动。一时间，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热潮。
这年的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曾说过：＂人民公社好！＂这句话迅速传遍全国。短短两个月内，全国就建立起了两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数超过5亿人。
就在全国上下都为人民公社欢呼雀跃的时候，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也在悄然显现。有的地方强行合并小队，将农民的自留地、家禽家畜统统收归集体所有；有的地方盲目追求＂公共食堂＂，不顾群众意愿强行＂贯彻共产主义风格＂；更有甚者，开始讨论取消工资制，实行供给制。
11月1日深夜，毛主席在看完各地送来的报告后，立即指示要在郑州召开会议。第二天一早，河南省委就接到了紧急通知。省委书记处书记吴芝圃连夜组织人员开始准备会务工作。
11月2日，第一批与会代表陆续抵达郑州。他们是山西的陶鲁笳、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河北的张承先。会议一开始，大家还以为只是讨论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问题。但随着与会人员的不断增加，会议的规格和议题也在不断升级。
11月3日，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也赶到了郑州。这些省委第一书记的到来，使得会议的气氛更加凝重。当天下午，毛主席在会上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小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11月4日，毛主席决定再次扩大会议规模。一份紧急电报发往上海、广东、东北、四川等地，要求柯庆施、陶铸、欧阳钦、李井泉等人立即赶赴郑州。同时，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也接到通知前来参会。
会议室里，茶杯里的水一次次添满又凉透。与会者们谁也没想到，一个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讨论会，即将演变成一场影响全局的重要会议。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一场关于货币存废的争论，正在会场上酝酿。
二、＂共产风＂的突然来袭
11月5日的郑州会议现场，陈伯达站起来发言。他刚从嵖岈山人民公社调研回来，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调查报告。在详细汇报了嵖岈山公社的情况后，陈伯达提出了一个令在座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建议：废除商品、以劳动券代替人民币。
这个建议在会场上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实际上，在此之前，各地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激进的尝试。江苏省某县在10月下旬就开始试点＂供给制＂，取消工资发放，改为按劳动贡献发放生活用品。浙江省一些地方甚至开始尝试＂贡献制＂，号召社员＂自愿放弃＂个人收入。
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份题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文件在江、浙两省省委的名义下已经下发到一些单位。这份文件明确提出要＂减少货币流通范围和杜绝资本主义＂。文件还建议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以物换物＂的制度，逐步取消货币使用。
这股＂共产风＂迅速从农村刮到了城市。上海市某区的工厂开始讨论取消计件工资制度，改为评工记分；广州市的一些街道开始筹建＂共产主义供应站＂，计划统一分配居民生活用品；武汉市的部分企业甚至提出要建立＂无商品、无货币＂的试验区。
11月6日上午，会议进行到第四天。一份来自河南省信阳地区的材料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材料显示，当地一些公社开始强行收缴社员的现金存款，要求统一存入公社账户。有的地方甚至提出＂私藏现金就是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
这时，来自各省的汇报材料不断送到会场。山东省的一些县开始在农村集市上限制自由交易，号召社员＂不买不卖，自给自足＂；安徽省的部分地区开始清理个体商贩，要求他们并入供销社；湖北省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要建立＂无商品交换区＂。
陶铸在会上讲述了广东的情况。一些基层干部开始宣传＂储蓄是资本主义思想＂，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挤兑银行的苗头。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论证＂立即消灭商品生产的可能性＂。
就在这时，一份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紧急报告送到了会场。报告显示，全国多个城市出现了储户集中提取存款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排队长龙。这个情况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11月7日，会议刚开始，李富春就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百货公司出现了抢购风潮，市民们争相购买黄金、手表等贵重商品，有的商店甚至出现了＂抢购性关门＂的情况。
＂共产风＂越刮越烈，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风暴正在全国蔓延。这时，柯庆施匆匆从上海赶到郑州，他带来的消息让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更加紧张。
三、上海的惊魂24小时
11月8日凌晨，上海市委会议室内灯火通明。一份份紧急报告摆在桌上：南京路第一百货商店内人头攒动，市民排起长队抢购高档商品；和平饭店外，大批市民在寒风中排队等待兑换外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储户挤满了营业大厅，要求提取存款。
这一切都始于前一天下午流传的一个消息：人民币即将作废。这个谣言来源不明，但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传遍了整个上海滩。随后，第二个谣言又开始流传：中央将在近期召开会议，讨论取消货币问题。
当天晚上7点，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报告：静安寺路一家银楼门前突然聚集了大量市民，要求购买黄金首饰。半小时后，这种情况在全市多个黄金商店外同时出现。市民们顾不上寒冷的天气，带着棉被和热水瓶在店门口排起了长队。
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传来消息：当天下午的存款提取量是平日的十倍。不少储户连夜赶到银行，要求提取全部存款。到了深夜，仍有市民在银行门口等候。
11月9日凌晨1点，上海市委接到南京路商业区的紧急报告：多家百货商店被迫延长营业时间至深夜。市民们争相购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耐用商品。有的商店甚至出现了哄抢现象。
凌晨2点，上海市公安局又收到多起报警：一些投机分子开始高价收购黄金和外币，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了地下交易活动。更有甚者，开始散布＂存款将被冻结＂的谣言，引发更大范围的恐慌。
天刚蒙蒙亮，上海市粮食局就报告：全市各大粮店出现了抢购潮。市民们争相购买大米、面粉等主食。一些粮店的存货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
上午9点，上海市委常委会紧急召开。会议刚开始，就收到了工商部门的报告：市区内多家小商店开始囤积商品，拒绝营业。一些投机商贩趁机抬高物价，造成市场秩序混乱。
10点，上海市邮政局报告：全市各邮政储蓄网点出现挤兑现象。不少储户要求将存款全部转为邮票，导致邮票供应一度紧张。一些邮局甚至出现了纠纷和冲突。
11点，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再次告急：多个营业网点的现金储备已经告急。有的储户甚至要求提取定期存款，不惜承担提前支取的利息损失。
中午12点，上海市委决定派出工作组，分赴各区稳定局势。但谣言已经开始在工厂企业中蔓延。一些工人甚至提出要求企业立即发放工资，以便及时购买商品。
下午2点，上海市委再次收到各区汇报：全市已有超过200家商店出现＂抢购性关门＂现象。一些市民甚至开始抢购食盐、火柴等日用品。市场秩序已经完全混乱。
就在这时，柯庆施接到了紧急电话，要求他立即赶赴郑州参加会议。临行前，他拿着这24小时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详细报告，准备向中央汇报上海的情况。
四、毛主席的关键性提问
11月9日深夜，郑州会议室内的气氛格外凝重。柯庆施站在发言席上，详细汇报着上海的情况。当他说到市民们连夜排队抢购商品、提取存款时，会场上一片寂静。
就在这时，毛主席突然开口提问：＂那么，现在上海有没有两百万人人心大乱？＂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直指问题的核心。在座的人都清楚，上海的总人口约为1000万，如果真有两百万人陷入恐慌，那将意味着整个城市秩序的崩溃。
柯庆施详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拿出一份详细的统计数据：过去24小时内，上海市区内有超过50万人参与了抢购活动，约30万储户要求提取存款，大约15万人试图购买黄金和外币。虽然数字惊人，但还没有达到两百万人的规模。
这时，其他与会代表也纷纷汇报了各自地区的情况。天津市报告，部分工人要求提前领取工资；广州市反映，一些供销社出现了抢购粮油的现象；武汉市表示，有人开始囤积日用品。
毛主席认真听取了各地的汇报后，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这些情况是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引发了更深入的讨论。陶铸首先发言，指出一些地方盲目追求＂共产主义化＂，过分强调取消商品货币关系。谭震林则提到，一些理论工作者的文章可能误导了基层干部。
11月10日凌晨，毛主席又提出第三个问题：＂现在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直指解决方案。李富春建议，立即发表声明，澄清不会取消货币的谣言。张德生则提出，要严厉打击造谣惑众的投机分子。
讨论一直持续到天亮。这时，又一份来自上海的紧急报告送到了会场：市面上开始出现＂退货潮＂，一些抢购商品的市民开始后悔，要求退货退款。这个消息表明，形势开始出现转机。
11月10日上午，毛主席又问了第四个问题：＂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教训？＂这个问题促使与会者进行了深入反思。曾希圣谈到了防止＂左＂倾冒进的重要性，王任重则强调要重视群众的实际接受能力。
中午时分，毛主席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下一步工作重点是什么？＂这个问题直指未来的工作方向。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要立即着手纠正＂共产风＂，稳定社会秩序。
通过这一系列提问，会议的方向逐渐明晰。毛主席的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问题的不同层面。从现象到本质，从原因到对策，从教训到展望，一步步引导会议深入讨论。
这些问题不仅帮助厘清了当前的形势，也为接下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正是这些看似简单却切中要害的提问，推动了会议的进程，最终促成了一系列重要决策的形成。
五、纠＂左＂行动的全面展开
11月11日清晨，一份紧急通知从郑州发往全国各地。通知明确指出：坚决制止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错误做法，立即停止强行收缴社员存款的行为，恢复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
当天上午，上海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采取四项措施：第一，各大银行延长营业时间，确保储户正常提取存款；第二，组织充足商品供应，保证市场供给；第三，严厉打击造谣惑众行为；第四，派出工作组深入基层做解释工作。
与此同时，天津市立即召开各区县负责人会议。会议明确要求：恢复被取消的集市贸易，纠正强迫农民＂自愿放弃＂收入的做法，停止在工厂推行的＂供给制＂试点。
11月12日，河南省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会上通报了嵖岈山人民公社的问题：公社强行没收社员的家禽家畜，统一进行分配；取消社员的自留地，要求＂一切归公＂；甚至还出现了＂连锅碗瓢盆都要归公＂的极端做法。会议要求立即纠正这些偏差。
南京市则在当天下午召开了银行、商业部门联席会议。会议透露：前几天有不少市民将存款转为黄金首饰和高档商品，现在开始陆续要求退货。各商店和银行要妥善处理这些请求，稳定市场秩序。
11月13日，广东省派出多个工作组深入基层。工作组发现：有的地方把社员的私人物品统一收归公社保管；有的地方甚至把社员的房屋也收归集体所有。这些做法立即被叫停。
武汉市在同一天召开了街道干部会议。会议指出：前段时间有的街道把居民的储蓄存款统一存入＂共产主义储蓄站＂，这种做法必须立即纠正。所有被强行收缴的存款都要如数退还。
11月14日，安徽省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恢复被取消的集市贸易。通知强调：社员可以自由买卖农副产品，供销社不得强行垄断市场。同时，要求各地恢复被取消的个体商业。
山东省则在当天组织了一次省级经济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如何纠正＂共产风＂带来的问题：有的企业取消了工资制度，改为＂供给制＂；有的地方强行关闭个体商店，这些都需要立即纠正。
11月15日，各地开始陆续收到整改效果的反馈。上海报告：市场秩序基本恢复正常，银行储蓄开始回升；天津反映：集市贸易逐渐恢复活跃，物价趋于稳定；广州通报：大部分被强行收缴的私人物品已经退还给群众。
这场纠＂左＂行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街道，一系列措施密集出台。各地的整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共产风＂带来的混乱局面开始逐步得到控制。
通过这次行动，许多地方及时纠正了＂共产风＂中的极左做法。原本被取消的商品交易恢复了，被强行收缴的私人财物退还了，市场秩序重新稳定下来。这场声势浩大的纠＂左＂行动，实际上标志着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