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奸教授被捕，家人勾结日本施压，连为母亲奔丧都要传递情报

2019年深秋，在北海道教育大学任教的袁克勤教授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作为一名在日本享有盛誉的历史学者，他立即推掉了所有工作安排，风尘仆仆地赶回国内。穿着一身孝服的他，在母亲的葬礼上表现得极为孝顺，让所有亲朋好友都为之动容。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看似孝顺的游子，竟然利用奔丧的机会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他被我国安全部门逮捕后，其子袁成骥不但没有反省父亲的错误，反而在日本媒体前大肆炒作，企图为其父洗白。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惊天大案？袁克勤为何会在母亲葬礼期间从事如此危险的活动？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一、归国奔丧背后的真相

2019年10月15日，在北海道教育大学历史系任职的袁克勤教授收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当时，他正在准备参加一场与东京大学合作的中日关系史研讨会。接到噩耗后，袁克勤立即向校方请假，并以家中有急事为由推掉了即将在札幌举行的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的主办方对袁克勤的突然缺席表示遗憾。作为该领域的知名学者，袁克勤原定要在会上发表《东亚近代史视角下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主题演讲。他的缺席导致会议不得不临时调整议程安排。

10月17日，袁克勤乘坐日本航空NH921航班抵达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在机场，他被同来奔丧的几位亲戚接走。当天下午，袁克勤便出现在了位于长春市绿园区的母亲灵堂前。

葬礼期间，袁克勤表现出极大的悲痛。他不仅按照传统礼节完成了所有丧葬仪式，还特意准备了一份追思文稿，声情并茂地回忆母亲生前点点滴滴。这番表现让在场的亲朋好友都深受感动，纷纷赞叹他不愧是位知书达理的孝子。

然而，就在葬礼结束的第二天，袁克勤的行踪开始显得诡异。他以处理母亲的遗物为由，独自驱车离开了长春市区。根据后来安全部门的调查，袁克勤驾驶的车辆并未前往老家，而是沿着长春市外环路向西北方向行驶。

10月21日上午9时许，袁克勤的车辆出现在了一处军事设施附近。他先是在周边转悠了将近两个小时，随后停在路边假装车辆故障。就在他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时，早已布控的国家安全部门人员当场将其抓获。

在搜查过程中，办案人员在袁克勤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中发现了多个可疑文件，其中包括该区域的详细地理信息和部分军事设施的分布图。更为严重的是，在其手机中还发现了多条与境外特定机构的联络记录。

经过初步审讯，专案组很快查明，袁克勤此次归国奔丧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情报窃取计划。他利用丧葬期间人员往来频繁的特点，企图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接近军事目标区域。如果不是安全部门及时发现并采取行动，这次看似普通的奔丧之旅可能就会演变成一起严重的泄密事件。

二、日方干预与家属抵赖

袁克勤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日本。2019年10月25日，北海道教育大学的山田隆二教授首先发现了异常。按照原定计划，袁克勤应该在这一天返回日本继续他的教学工作。然而，他既没有出现在课堂上，也没有任何请假说明。

当日下午，山田隆二联系了其他几位与袁克勤交好的日本学者。他们一致认为情况不同寻常，于是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袁克勤的下落。经过多方联系，他们最终得知袁克勤已被中国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10月28日，以山田隆二为首的15名日本学者联名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不仅发给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还同时抄送给了日本文部科学省和外务省。信中声称袁克勤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要求中国方面立即说明逮捕原因，并保证袁克勤的人身安全。

这封联名信在日本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11月初，更多的日本学者加入声援行列。他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质疑中国执法部门的行为。一些日本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一事件，并以＂中国无端拘留日本大学教授＂为题进行报道。

事态在11月15日出现了新的转折。当天，袁克勤的儿子袁成骥在东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这场精心安排的发布会上，袁成骥声泪俱下地诉说父亲＂无辜被捕＂的经过。他声称父亲此次回国纯粹是为了参加祖母的葬礼，绝无其他目的。

发布会现场，袁成骥还展示了一些照片，试图证明父亲在葬礼期间的＂正常行为＂。这些照片显示袁克勤在灵堂前守灵、在葬礼上致悼词的场景。然而，这些照片恰恰印证了安全部门此前的调查结果：袁克勤确实是利用奔丧作为掩护。

此事很快上升到外交层面。11月20日的中日定期交流会议上，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健良专门就此事提出质询。他要求中方给出明确解释，并表示这一事件可能会影响两国学术交流。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袁克勤是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我国有关部门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完全正当、合法。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干涉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尽管如此，日本方面的施压并未停止。12月初，一份据称是由日本学界＂知名人士＂签署的请愿书提交给了日本首相官邸。请愿书呼吁日本政府继续关注此事，通过外交途径敦促中方释放袁克勤。然而，这份请愿书的真实性很快受到质疑，因为其中多位署名者否认参与此事。

与此同时，专案组对袁克勤的调查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大量物证表明，袁克勤长期从事情报窃取活动，其子袁成骥也极有可能参与其中。这些证据不仅否定了日方的无理指控，也揭示出这起案件背后更为复杂的内幕。

三、间谍活动的深层内幕

随着专案组深入调查，袁克勤的间谍网络逐渐浮出水面。2020年1月的一份内部调查报告显示，安全部门早在2017年就开始关注袁克勤的异常活动。当时，他频繁出入中国驻日使领馆周边，并与多名可疑人员接触。

通过对袁克勤在日本期间的活动轨迹分析，专案组发现他每年都会按固定模式往返于中日两国。这些行程表面上是进行学术交流，实则暗藏玄机。在2017年至2019年间，他至少进行了12次可疑出行，其中8次coincided与重要军事设施所在地区的学术会议。

更令人震惊的是袁克勤的＂价码＂。根据缴获的电子设备记录，他为日方提供的每份情报价格从5万到50万日元不等。仅2018年一年，他就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超过300万日元的＂报酬＂。这些资金通过多个海外账户层层转移，最终汇入其在日本的银行账户。

调查还发现，袁克勤并非单线联系。他同时与三个不同的情报机构保持联络，分别是一个日本情报部门、一家名为＂东亚文化研究所＂的掩护机构，以及一个自称是媒体机构的组织。这种多重身份不仅增加了其获取信息的渠道，也为其逃避监控提供了便利。

2020年2月，专案组在对其电子设备进行深度分析时，发现了一个加密的通讯系统。这套系统采用特殊的编码方式，将情报内容伪装成学术论文的注释和参考文献。通过这种方式，袁克勤得以在光明正大的学术交流中传递敏感信息。

专案组还原了袁克勤的联络网络图。在这个网络中，他与至少15名境外情报人员保持着定期联系。这些人分布在东京、大阪、札幌等日本主要城市，其中部分人员同样以学者或研究人员的身份作为掩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袁克勤建立了一个精密的预警系统。他在社交媒体上维持着活跃的学术形象，定期发表文章和评论。一旦发现异常，他就会启动预设的应急预案，包括删除特定文件、切断某些联系渠道等。

2020年3月的调查显示，袁克勤的情报收集范围远超出军事领域。他还对中国的产业布局、科技发展、经济政策等领域表现出浓厚＂兴趣＂。在其笔记本电脑中，专案组找到了大量关于这些领域的调研报告和分析文档。

专案组在总结这起案件时指出，袁克勤的间谍活动具有三个显著特点：首先，他充分利用学者身份作为掩护，将情报活动隐藏在正常的学术交流中；其次，他建立了多重身份和多条联络渠道，增加了侦查难度；最后，他善于利用现代通讯技术，采用了较为专业的反侦查手段。

此外，通过对相关证据的分析，专案组还发现袁克勤的儿子袁成骥可能参与了部分情报传递工作。作为一家日本IT公司的员工，袁成骥不仅为父亲提供技术支持，还曾多次协助处理涉密文件的传输工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父亲被捕后如此积极地在日本媒体前为其辩护。

四、教授身份下的伪装手段

作为一名历史学教授，袁克勤在学术界构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伪装。专案组的调查显示，从2010年起，他就开始在日本学术界精心布局，通过发表论文、参加研讨会等方式建立学术声誉。

在北海道教育大学任教期间，袁克勤每年都会发表3-4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主题大多围绕中日关系史、东亚区域研究等领域。通过对这些论文的分析，专案组发现他经常在文中巧妙地植入一些对军事设施、产业布局的描述，这些内容往往被包装在历史研究的框架之下。

2020年4月，专案组在对其办公室进行彻查时，发现了一个特制的文件柜。这个看似普通的办公用具，实际上装有隐藏的双层抽屉。在这些隐藏空间中，办案人员找到了多份手写的情报笔记和微型存储设备。这些设备中储存的文件都经过特殊加密，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才能破解。

袁克勤还善于利用学术会议作为情报交换的平台。在2015至2019年间，他组织或参与了超过30场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表面上讨论历史文化议题，实则为情报交换提供了绝佳场所。他常常在会议期间安排＂私人茶会＂或＂学术沙龙＂，借此与境外情报人员进行秘密接头。

更为精妙的是他利用学生交换项目掩护情报活动的手法。作为日本高校教授，袁克勤每年都会推荐数名中国学生赴日交换学习。调查发现，他会特意选择一些来自军工企业、科研院所职工家庭的学生作为交换生。通过与这些学生及其家长建立联系，他得以接触到更多敏感信息。

在教学活动中，袁克勤也布下了周密的防范网。他的课程内容始终围绕历史文化主题，从不涉及敏感话题。在与学生交流时，他总是表现得温和谦逊，给人以学者应有的形象。这种伪装不仅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信任，也为其情报活动提供了有效掩护。

专案组还发现，袁克勤在日本期间频繁更换电子设备。平均每三个月，他就会购置新的手机或笔记本电脑。这些设备往往使用假名购买，并采用特殊的加密软件。使用一段时间后，这些设备就会被彻底销毁，以此抹去可能的证据痕迹。

作为一位＂学者＂，袁克勤还培养了独特的社交圈。他经常出入日本的高端学术俱乐部，与各界名流交往。这些社交活动不仅为他建立了可靠的学者形象，也为获取各类信息提供了渠道。在其住所查获的通讯录中，包含了多位日本政界、商界人士的联系方式。

2020年5月，专案组在整理证据时发现，袁克勤甚至将情报传递细节融入学术著作中。他曾出版过一本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专著，书中暗藏玄机。通过特定页码的组合，可以解读出一系列联络暗号。这本书在日本学术界广受好评，却成为他从事间谍活动的又一工具。

在北海道教育大学的办公室里，专案组还发现了大量学术资料和教学笔记。这些材料编排有序，内容充实，完全符合一位资深教授的形象。然而，在这些看似普通的教学文件中，却隐藏着用于情报工作的密码本和联络手册。这种将间谍活动与正常教学工作完美融合的手法，显示出袁克勤的老练和狡猾。

五、案件审理与最终判决

2020年6月15日，袁克勤案进入审理阶段。检察机关向法院提交了长达320页的起诉书，详细列举了袁克勤从2010年至2019年间的违法事实。起诉书中提到，仅在2018年一年，袁克勤就向境外情报机构提供了超过200份涉密文件。

第一次庭审于2020年7月8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举行。考虑到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庭审采取不公开方式进行。检察方出示的证据包括电子设备中恢复的文件、资金往来记录、通讯记录等物证，以及多名证人证言。

在为期三天的庭审中，检方重点展示了三组关键证据。第一组是袁克勤与境外情报人员的通讯记录，这些记录通过专业技术手段从其销毁的电子设备中还原。第二组是其在日本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明细，显示他定期收取数额不等的＂报酬＂。第三组是从其住所和办公室搜获的各类密码本、联络手册等实物证据。

2020年8月，专案组又获取了一批新证据。这些证据显示，袁克勤不仅向日方提供情报，还与另外两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有联系。他采用＂多线联络＂的方式，通过不同渠道售卖同一批情报，以此获取更多利益。

9月1日的续审中，检方提请以间谍罪、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等多项罪名对袁克勤提起公诉。证据显示，其违法行为已造成重大损失，影响范围涉及军事、科技、产业等多个领域。

辩护方则提出了三点主要辩护意见：首先，认为部分证据的获取程序存在瑕疵；其次，否认袁克勤主观上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故意；最后，强调其在学术领域的贡献，请求从轻处罚。

10月12日，第三次庭审开始。检方针对辩护意见进行了逐一驳斥。关于证据获取程序，检方出示了完整的搜查令和监听授权书。对于主观故意问题，检方展示了袁克勤使用的多重加密系统和反侦查手段，证明其行为具有明显预谋性。

2020年11月6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袁克勤的行为已构成间谍罪，同时还犯有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考虑到案件的严重性及其造成的危害后果，法院依法判处袁克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判决后，袁克勤提出上诉。2021年2月2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二审。合议庭认真审查了一审判决，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量刑适当，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此期间，日本方面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就此案表态。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对判决结果表示关切＂，但中方明确回应：该案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干预都是不当的。

3月15日，袁克勤被送往指定监狱服刑。其在日本的房产和银行账户也依法被查封、冻结。与此同时，专案组继续深入调查其境外关系网，以期摧毁这个潜伏多年的间谍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