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21日，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组来到了徐向前元帅的家中，对他进行采访调查，徐向前热情地配合了他们。

在这次谈话中，徐向前元帅向调查组的同志们回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调查组的同志也把下去调查时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反映给了徐向前。

其中，令徐向前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是，调查组的同志下去掉的时候，一些鄂豫皖的老革命家属拜托他们向上面反映情况，给予这些同志的烈士待遇。调查组的同志告诉徐向前：“周维炯同志的家属现在在地方上还被当做反革命家属看。”

徐向前听到这个情况后，生气地说道：“这是不对的！胡来！周维炯这个人是有一点英雄主义，但他打仗很勇敢，人很聪明，这个人不是反革命。抓捕他和许继慎的命令，是陈昌浩下达的，这个我知道。周维炯被抓后，也没有问出什么口供，他只是说：老子再过20年还是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他的表现是很坚决的。”

接着徐向前又说道：“我对周维炯的印象是，这个人打仗很勇敢，服从军部指挥，以后打仗中没有看到什么。不能说这个人是反革命，他的家属不应该按照反属待遇，而应该按照烈属待遇。1929年正是革命低潮的时候，他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起义，应该受到高级干部烈属待遇，受普通烈属待遇都不应该！”

晚年在回忆录中，徐向前元帅专门用了一段篇幅来介绍周维炯问题的来龙去脉。

当时周维炯在商南地区活动，鄂豫皖苏区派了徐子清、徐其虚“二徐”到他那里工作，结果不久后，“二徐”就被枪毙了。后来，六安县委又派了一个同志去他们那里当师党代表，也被秘密枪毙了。以后，中央又派了郭述申、刘英去商南调查整顿，结果又差点遭了毒手，幸亏郭述申、刘英跑掉了。

后来，很多人把这些事算在了周维炯的头上，说他闹独立性，不服从领导。但事实上，根据六安县委和郭述申同志的调查报告，都证明枪杀“二徐”的并不是周维炯，而是王泽渥背着周维炯秘密搞的。

徐向前指出：当时周维炯是师长，他当然负有一定责任，但于王泽渥等决不能相提并论。他不是反革命。

在延安时期，徐向前曾找到鄂豫皖保卫局的一个同志，询问周维炯被张国焘逮捕后的表现，对方告诉徐向前，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再过20年还是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

周维炯，1908年出生于河南商城上楼房（今属安徽金寨），他天资聪颖，7岁在私塾读书时，就在文章中写道：“我民族之大，国民之众，举世不二，而今备受外侮。齐家治国平天下，实为我辈无旁贷之责……”

15岁的时候，周维炯前往商城的“甲种农业学校”读书，在校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6岁入党，当时是1924年。

1926年，组织派遣周维炯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军事，毕业后，周维炯回到家乡从事农民运动。20岁的时候，周维炯就当上了商南团委书记。

当时，中央计划在商南地区组织起义，周维炯肩负起了这项使命。他以军事教练的身份，打入丁家埠民团，在民团中成立了党支部，积极做士兵的工作，最后彻底掌握了这个民团。

1929年5月，周维炯领导丁家埠民团为主力的武装部队发起了著名的商南起义（由于起义发生于立夏，又称立夏节起义），并将起义部队改编为红11军32师，周维炯担任师长。

商南起义是黄麻起义之后，鄂豫皖地区的又一次大规模起义，它创建的红32师和商南根据地，是后来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商南起义后，周维炯又率领所部积极策应六霍起义，为红33师的组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红32师、红33师和徐向前元帅领导的红31师合编为红一军，这是后来红四方面军的早期雏形。

周维炯历任红一军3、2师师长、红4军11师师长，参加过鄂豫皖苏区早期的诸多重要战斗，他作战勇猛，灵活机动，在鄂豫皖红军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但由于反对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他在1931年被错误杀害，当时他年仅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