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半个多世纪，仍有人眺望北京城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当初梁思成的方案被采纳，也许今天的北京，就是另一个样子的！”。
我们都知道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学领域的成就颇高，其学术研究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国建筑学的方方面面。
所以当人们知道，原来在许多年前，梁思成先生曾经对北京城有过一个“乌托邦式”的规划，那么就不得不让人感到好奇，到底为什么当时没有采纳梁思成的方案，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呢？
梁陈方案我们都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以“中国古建筑保护先驱”的身份闻名全国。他们一起走过了15个省200余县，走访全国的特色建筑，并将他们绘制成册。他们在一起破解了宋代《营造法式》的密码，建立了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完整体系。
很多人其实混淆了建筑设计和建筑史的区别。其实梁思成并没有太多建筑设计作品，他本人也不是学建筑出身的，但是提到中国建筑却总也绕不开他，这是为什么？
我们中国人都是很注重气节的，梁思成的伟大之处，不仅仅体现在他的建筑涉及作品上，更是他在那个时代，勇于坚持理想并且付之行动，将我们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测绘下来，保存了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瑰宝。
1901年，风雨飘摇的时代中，梁思成出生了。只不过他出生在日本，和父亲梁启超流亡海外。或许是因为出生在动荡的年代，梁思成并不是个多么强健的孩子，反而体弱多病，腿还不好使。
即便是先天性的腿脚不便，但日后的他却仍然用双脚徒步丈量了中国137个县市。1924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当时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建筑知之甚少，梁思成下定决心要将中国古建筑带到世界。
回国后，梁思成踏遍山河寻古建筑，在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前，在山西应县木塔下，在五台山福光寺的梁架上，都有着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足迹。此后，梁思成在沈阳和清华大学任教，并且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需学系。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对首都北京城进行一个合理的规划，是一件头疼的事。当时北京仍然保留着明清古城的格局，但是新中国代表着新的面貌，需要建立一个符合现地化的首都形象，这也让当时的规划者出现了争论。
但是新中国的一切成处在百废待兴的状态，北京面临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迫切需求。苏联方面的专家，主张以天安门为中心扩建行政中心；然而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宗师，梁思成却有不同的意见，他主张“新旧分治”，西郊新城区承担政治行政功能，古城区则尽量作为文化遗产整体保留。
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联名提交《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对北京城进行了一场“乌托邦式”的规划设想。
方案核心其实就是将北京分为两个部分，提议完整保留明清古城区，在公主坟至月坛一带另外建立行政中心。
据说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将来认知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贵，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即便如此，梁陈方案最终还是并未被采纳，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的北京很多人认为如果按照梁思成当时的反应，或许今天的北京就不会那么拥堵了？其实结合历史和当下的情况，其实梁思成先生所说的可能过于理想化了，城市规划是一门不断进步的科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先站在新中国成立后初期来看，当时我国一穷二白，国民收入仅1.9亿元，失业人口高达30万。新建30平方公里的行政中心却需要巨额的资金成本，但是如果选择改在旧城，成本就低了。
毛主席曾表示过“从天安门望去，下面要有一片烟囱”，很显然苏联专家的“以天安门为政治心脏”的反感更妥帖。
再加上，彼时国家根基尚不稳定，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担心行政中心过度集中容易遭到空袭，所以要求行政功能最好是分散开来，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梁陈方案不符合当时的战备需求。
除此之外，如果认为梁陈方案实行后，北京就不会拥堵，这也是片面的。按照梁陈方案，北京政府中心会距离天安门以西五公里。在当时虽然已经搬出了旧城，但按照现在来说仍然在三环以内，所以这对现在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梁陈方案落地，那么现在的背景或许更具有古韵之美。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的确属于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化存在。
不过理想终究是要和现实碰面，北京西郊另外建立新城区的话，还需要迁移大量的人口，重建基础设施，这相当于让新中国初期直接建立一个新的北京城，这对当时的国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那么难道我们就不能既保护历史文化，又能够保证工业化发展吗？其实梁陈方案并没有被完全放弃，如今在当下，我们依旧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咱们中国哲学强调“执两用中”，《周易》提出“穷则变，变则通”，这种矛盾转化的大智慧已经被投射在城市建设中，所以我们能看到北京中轴线上钟鼓楼的晨钟暮鼓与CBD的霓虹光影叠印在同一画面上的景色。
所以说梁思成先生的想法，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找到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