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六日，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耆英正式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最晚于两年后对外国人开放广州城。但已折腾四年的广州入城风波并未就此平息，因为次年耆英就离任还京了。
1848年12月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文翰照会两广总督徐广缙，提醒他开放广州城的截止期（1849年4月6日）将近，希望广州督署尽快拿出入城相关章程。然而徐广缙以“民情未协”为由明确回复文翰，广州不会按前约开放。
徐广缙之所以不顾《英军退还舟山条约》和耆英承诺入城时间的照会，除了当时广州民众普遍怀疑、敌视英人。他自己也坚决不同意英人入城，认为之前的约定只是忽悠英军撤退的计谋，“姑为一时权宜之计，而其实非永远保护之道”。
1849年2月17日，文翰和徐广缙在虎门江面的英军军舰上就入城问题正式会晤。会谈中文翰虽然拿出了双方之前就入城达成的条约和往来官文，但徐广缙再次拒绝了文翰的入城要求。
文翰此时已明白广州督署不是受限于市民的反入城热潮，而是无履约之意。因此他转而提出将此事上报京师，由大皇帝（代表大清）给出最终答复。徐广缙并未拒绝此要求，但他以“不合体制”为由，拒绝英方代呈文书。不过他表示会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递送，并许诺40天内转达皇帝的回复。
会议结束后文翰担心徐广缙再耍滑头，就将双方的会谈成文为备忘录并照会给徐广缙，其中写明了“三月初九（阳历4月1日）以前，或于初九日，请贵大臣登复”。
两天后徐广缙复照表示他已经将相关奏折发出，不过他又把承诺时间往后推了几天“初十日约可奉到批回，其应否如何办理之处，十二、十三日再行复照也”。文翰没有反对，清英双方就此事的处理达成了官方约定。
注：清朝官府通过驿站递送公文有四种“速度级别”，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每日递送距离）。不过受地形、天气等因素影响，实际递送中往往达不到规定的速度。
由于徐广缙实际使用的是“四百里加急”，道光大致在3月11日收到他的奏折。虽然道光也支持徐广缙，不愿意英人入城，但他的批复非常的“滑头”。
他先是承认了前约并要求徐广缙允许英人入城，“暂准入城以践前约”。随后又玩起了文字游戏，想强行将前约的允诺入城解释为一种临时性许可。就当是让英人参观，临时放进来一次就行了，“经此次入城一游之后，不得习以为常，任意出入”。
3月25日道光的谕令传回广州，徐广缙并没有依照道光的旨意执行，而是在27日再次上奏并谏言“婉阻之未必遽开边衅，轻许之必至立启兵端，且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
道光这次如何回复对于徐广缙就不那么重要了。
首先，徐广缙已经看出了道光的真实态度，不想放英人入城，只是担心惹出麻烦（战事）。不然徐广缙也不会说“婉阻之未必遽开边衅”，并拍胸脯保证“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所以徐广缙觉得道光的回复不会超出他的预判 – 接受他的谏言并拒绝英人入城。
其次，虽然皇帝高高在上，但是管理制度和能力的不足，让皇帝和朝廷又必须给予封疆大吏足够的自主权。徐广缙的这份谏章，某种程度上是在暗示朝廷和皇帝，他在英人入城一事上的最终决定，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本月初八日（阳历3月31日）十二点钟，恭奉大皇帝谕旨，以本大臣由驿驰奏贵国现议进城一节，谕以：“设城所以卫民，卫民方能保国，民心所向即天命之所归。今广东百姓，既心齐志定，不愿外国人进城，岂能遍贴誊黄，勉强晓谕。中国不能抚百姓以顺远人 … ”可见本大臣前与贵公使面议之言，非固执己见。
在截止日来临前徐广缙照会文翰称，由于皇帝不同意，“不能抚百姓以顺远人”。作为臣子的他不能忤逆上意，因此入城之事不被许可。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有两个严重的问题。
其一，之前清英双方白纸黑字的约定，不是皇帝说不行就可以作废的。其二，徐广缙怕不是在伪造上谕吧。
徐广缙以上谕为理由堂而皇之的否定前约，只会进一步恶化清英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英方即便没有察觉到徐广缙在伪造圣旨，也认定他在其中故意作祟。所以其后英方在和大清的交涉中，越来越倾向于越过广州督署直接与清廷、皇帝谈判，这又导致不愿意接见洋使的朝廷和皇帝愈发觉得这些洋夷不懂礼数、故意搞事 ……
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将与西方列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全权授予两广总督（让其兼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
之所以说徐广缙在伪造圣旨，是因为按照当时清廷文书的加急递送速度，徐广缙就不可能在3月31日前收到道光关于他27日谏章的批复。
而且根据军机处《上谕档》的记录，27日后道光只在4月9日批复了徐广缙的几份奏折，其中可公开并记录的几份都与英人入城无关，一份不可公开记录的夹片（附于奏折里的密报），道光朱批是“刑部知道，留夹片一件”。
注：笔者个人推测道光对徐广缙的谏章采取了暂留不处理，日后根据事态变化或徐广缙的处理结果再做定夺。这也是皇帝们避免自己陷入决策被动的常规方法。
徐广缙自己向道光的奏报中也在遮掩，他报称自己收到（3月17日）上谕并调查英方情况后，准备“本日拟即备文照会”，至于照会内容是道光的“暂准入城”还是他自己的“非固执己见”，就策略性地没提。
事情如果干不成，他还可以选择性补救（继续纠缠或者依咸丰谕令执行）。事情如果干成了，朝廷和皇帝有台阶下，也自然会对他“伪诏”之事心照不宣，甚至会表扬他“深悉上意”。
文翰虽然不能接受清廷和徐广缙的说辞，但他复照徐广缙时的态度不仅一点也不强硬，甚至开始主动妥协。例如他在4月2日复照中劝说徐广缙：
大英国主之全权大臣并随带官员，若进城在尊处，具礼拜会贵大臣也。嗣后管事官等，随时必进城，可以在彼互相妥定。行此者，斯时凑合也。
即便徐广缙再次拒绝，文翰也没有放出什么狠话，只是表示会将此事“具奏本国家”。英方之所以态度不强硬，并不是某些人“意淫”的广州市民高涨的反入城情绪震慑了英人（真如此哪里还会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入城与否并不直接影响他们的利益，所以没有将事态继续升级下去的动力。
注：还有种观点认为徐广缙之所以能在入城一事上制服英人，是他以“断绝通商”为威胁。这种观点也有些想当然，虽然两广总督兼任五口通商大臣一职，但在实际中两广总督并无法有效约束其它口岸城市的商贸行为，而且低效的清廷海关也遏制不了猖獗的走私，这都让“断绝通商”的效能大打折扣。
英国驻华公使馆坚持纠缠此事，更多的是为了表明立场，以及维护条约权益的职权。但是徐广缙却将此视为自己强硬策略正确的证明和“英国的屈服”。
他先是在广州城内贴出告示，“布告各国夷商，现已罢议入城，大家安静贸易”。然后用向道光奏报“入城”一事最新进展，并附上了自己4月1日照会文翰的全文。既有邀功之嫌，也有为自己之前“伪诏”铺垫洗脱之意。
至4月18日鉴于英方一直未表现出强硬态度和绅商传回的“情报”，徐广缙认定英国已承认失败并放弃了入城之念。于是他和广东巡抚叶名琛等官员一起向道光报捷，道光朱批“嘉悦之忱，难以尽述”并封徐广缙为子爵、叶名琛为男爵，“伪诏”之事就这么结束了。
注：绅商许祥光、伍崇耀报告徐广缙时不仅称文翰在英方报刊上说“罢议入城”，而且还夸大了报刊的功能“夷人举动，无论大小事件，总以新闻纸为确据，不但本国取信永以为凭，仰且各国通知不能更议”。实际上文翰就入城一事答复报刊采访时说的意思是，会谈无法取得进展，所以暂停协商等待政府方面的进一步指示。
这件事的影响并不在于臣子成功伪造上谕并洗脱罪民，而是影响了清廷对列强的看法。朝廷认为只要对西夷态度坚决和强硬，西夷最后必会慑服于天朝的威仪之下。
这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虽然国内正逢大乱（太平天国），清廷不顾两线作战的困境，仍选择以强硬态度应对英法的主要原因。这种无缘由的自信，可能就是源于之前的“强势胜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