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刑部右侍郎吕坤上《天下安危疏》劝谏皇帝勤俭节约、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虽然神宗想冷处理没有回应吕坤，但事情还是失控并向他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

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得知此事后上疏弹劾吕坤。

其一，吕坤卖直求名。提了那么多意见，看似忧国忧君，却对当下最重要的立储之事视而不见；其二，吕坤胆大妄为、居心叵测。在其书《闺范图说》中借宣扬女德阿谀当朝郑贵妃，实为私结后宫欲图谋不轨。

控告的是吕坤，但罪状也直指神宗的痛点，尤其是后一条。神宗不得不出面派人调查，结果却让神宗尴尬不已。

郑贵妃自辩称其与吕坤并无接触，只是读过《闺范图说》后，觉得不错的同时又遗憾内容过少。于是她又增加了十二个人物事迹（包括她自己在内），并在万历二十三年七月刻印了新版的《闺范图说》。

事情的始作俑者是自己的宠妃，神宗也就不好说什么了，打算不了了之。但郑贵妃留下的这个把柄并不好冷处理。

新版《闺范图说》还添加了一个人物 -- 明德皇后（东汉名将马援之女）。关于明德皇后的背景这里只需要提及一点，她入宫本为贵人后因品性优良被汉明帝进封为皇后。

现在事情被摆在了明面上，很快就有好事者为新版《闺范图说》杜撰了一篇跋文 -- 《忧危竑议》。

此文作者署名“燕山朱东吉”，文章以朱东吉和吕坤对话的方式，表达了一个观点 -- 郑贵妃想当皇后并让她的儿子（朱常洵）成为皇太子。此文的论证手法可谓是诛心之论的集大成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检索原文看看。

只要认可郑氏有进封皇后这个“构想”，与其相关的任何行为、事迹都可以强行解释为其图谋中宫的罪证。

曰：“吕先生自辨精矣，明德无子，故以取之？若进中宫，偶然相类，彼诚何心哉？且彼时大内被灾，中宫减膳，以妃进后，事机将成，吕乘此时进亦值其会耳！”或曰：“五十宝镪、四匹彩币，十目所视，胡为而来？”

例如上面一段，吕坤为何将明德列入书中？“朱东吉”的解释是，为了让郑贵妃进位中宫时有皇帝无嫡子而封后的前例可扯。这明显是牵强附会，不说神宗早已册封皇后，就算是要重立皇后，也用不着明德的例子。明朝有现成的宣德朝旧事（皇后无子），成化和嘉靖废后（直接给皇后罗织罪名）......

另外大内火灾，为攒重修宫殿的钱，皇后带头缩减宫中花销，也被强行说成是郑贵妃进位中宫的时机（意指皇帝借故削夺皇后待遇）。

至于吕坤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收了郑贵妃“五十宝镪、四匹彩币”的贿赂，还理直气壮的说“十目所视”。如果问“十目”分属那些人，那么你认为是谁就是谁。

曰：子真井蛙见矣。当世名人若张公养蒙、刘公道亨、魏公允贞、郑公承恩、邓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绍、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称吕所见极高、所举极当，咸举《春秋大义》“子以母贵”之说，共建社稷奇勋。

除此之外，直接给一大帮朝臣扣上共犯的帽子。至于证据是不需要出示的，因为在这些人自证清白并让舆论相信前，文章说的就是“事实”。

为何会如此，按照黄仁宇的说法是“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的仁治逻辑在明代达到顶峰”。相对于事实，人们更相信事情之后有不可告人的阴谋；相对于基于事实的逻辑推断，人们更在乎所谓的“动机”，只要被认为动机有问题就有罪。

简单说就是“你心里想着坏事，所以你有罪，不服就剖心自证”。细看明朝的朝堂斗争，其实大多都是在搞诛心之论，一句“居心何在、意欲何为”胜过数年操劳、也胜过千言万语。

书回本题，《忧危竑议》一出，神宗就意识到不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失控，神宗的办法是强行结案。他在舆论沸腾之前就下旨将《忧危竑议》定为妖书，要求各地收缴销毁，并将戴士衡和樊玉衡投入诏狱。

戴、樊二人在锦衣卫的“劝解”下很快就承认了杜撰《忧危竑议》的事实。后二人分别被贬斥到广东雷州和廉州，时论也渐渐平息。

注：樊玉衡当时是全椒知县，他在戴士衡弹劾吕坤前一日，上疏朝廷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弹劾郑贵妃品行不端。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旧事又被重提，有人模仿《忧危竑议》写了一篇《国本攸关续忧危竑议》。此文作者化名“郑福成”，再次拿郑贵妃和皇太子（朱常洛）说项。

文章大意是，虽然太子已被册立，但马上就要被废。除了郑贵妃“贼心不死”之外，神宗重新起用的朱赓本身就是证据，“盖朱名赓，赓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谐音梗不光能娱乐开玩笑，还能直涉国朝大政。

注：万历二十九年新任内阁首辅沈一贯请求增补阁臣，神宗下诏正在隐居的朱赓，命其复出并入阁办事。但朱赓返回京师后不久就惹得神宗不快，因为他多次要求神宗罢矿税。

曰：余数之熟矣。文则有王公世扬、孙公玮、李公汶、张公养志，武则有王公之桢、陈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郑公国贤，而又有郑贵妃主之于内，此之谓十乱，鲁论所谓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 ……

故有王世扬、陈汝忠，则靖难之兵取诸京营而自足矣；有李汶则三边险要有人控之矣；有孙玮于保定则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无由至矣；有王之桢则宿卫禁城，有谁人能斩关而入乎 ……

且复有郑妃与陈矩朝夕比周（陈矩为东厂提督太监）于帝前，以为之主，共举大事何谓无成？

《续忧危竑议》的内容比《忧危竑议》更为劲爆。不仅直接点名把一干朝臣拖下水，还给他们扣了欲谋朝夺位的帽子，连具体分工都有详细说明。而且经过上一次的“锻炼”，有心人不再满足于“八卦”，纷纷借机为自己谋取私利。

内阁首辅沈一贯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打击次辅沈鲤，独霸内阁的良机（此时朱赓因被“妖书”点名而主动停职求勘）。

沈一贯首先和负责掌锦衣卫事的王之桢合作，把“妖书”的帽子往北镇抚司掌刑周嘉庆头上扣。王之桢的理由挺搞笑，因为他被妖书直接点名后，他的同僚除了周嘉庆都刻意回避他。所以他觉得周嘉庆有问题，“夫妖书初播，臣之僚属通未视臣，而嘉庆即来探臣，臣是以不能无疑也”。

王之桢经过一番侦察后“发现”，妖书是周嘉庆和书生皦生光密谋杜撰出来的（周嘉庆从始至终都不承认自己认识皦生光）。

沈一贯拿周嘉庆搞事的原因则有点“绕”。

周嘉庆的舅舅是吏部尚书李戴，其下属吏部左侍郎王士骐和前礼部尚书郭正域是同门。沈一贯在之前的“伪楚王案”中和郭正域结有私怨，更重要的是这两人的老师是沈一贯的死对头沈鲤。

除此之外，郭正域新收了一个医生门客沈令誉，向郭正域推荐沈令誉的是他的同门刑部员外郎于玉立。而举朝皆知于玉立和周嘉庆、王士骐走得很近、私交很好 ……

所以把他们几个串在一起既可打击仇人、又可以扣上便于攻击的“结党”帽子（实事求是的说在这一点上沈一贯没冤枉他们），还能把矛头对准自己的政敌沈鲤，简直是一举数得。

但是这两拨人斗起来就不是几个人的事情了。

比如，王之桢的祖父是名臣王崇古，王士骐的爹是写书骂张居正的王世贞，于玉立的伯父于孔兼是东林骨干，沈一贯和沈鲤能入阁显然也不是朝堂里的“光杆”。简单说各个都背景强大，所以他们的斗争就是波及整个朝堂的斗争。

另一方面，由于这次“妖书”较上一次更加没有头绪，神宗那边（东厂）查了很久，别说谋主，连适合背锅的都没有找出来。在神宗的逼迫下，东厂不得不加大抓捕力度，“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很多人也趁机借向东厂告密，行打击报复之实。

这一下朝堂斗争由原先的“遮遮掩掩”和偏向文斗，变得公开化并真刀真枪。随着混乱加剧，原本在朝堂斗争中还能居中左右逢源获利的皇帝也控制不住事态了。一番大乱斗后各方均不满意，只得暂时蛰伏以积蓄力量再战，祸乱明朝的“党争”也就此开启。

最后把新版“妖书”的锅扣在书生皦生光一个人头上，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被牵涉的众人中就他一人没啥背景，在朝堂也没后援。

编者注：最初法司拿不出任何实证，皦生光也不傻，所以无论怎么审他都坚持不认罪。后来主审官员为了结案，承诺会“议狱缓死”，他才同意签字画押（背锅）。只是卷宗和拟判（斩监侯）上呈神宗后，神宗没有依常规同意或者减刑，反而加罚“凌迟处死”。可以说皦生光运气挺背，死得挺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