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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知青家园 作者： 顾洪章
从1966年到1976年，神州大地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内涵和外延都较之前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衰起落，带着鲜明的政治运动色彩。
一
红卫兵运动的衰落与转向
1968年7、8月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红卫兵运动，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各大中学派旗林立，武斗连绵不断，各级政府更加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本来早在1967年所谓“一月风暴”之后，中央就曾设想通过大联合，变大乱为大治。
但是，当时指导思想上的错误，造成理论宣传上的严重混乱，已经使红卫兵分不清是非界限，他们同各机关的“造反派”们结合起来，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派性斗争，有些地方出现严重的流血武斗。
为了制止武斗，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召集当时在京“造反派”学生领袖严厉告诫说，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同年8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时再次讲到：“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1968年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8月25日，新华社转发红旗杂志第二期刊登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到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宣队。紧接着全国各城市大、中、小学以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普遍派驻了工宣队或军宣队。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
这就标志着狂热的红卫兵运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学生开始由走向社会“闹革命”，转向“复课闹革命”。由于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因此，1966、1967、1968年三届毕业生的出路问题也提到了日程。
二
“老三届”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危机
所谓“老三届”，是后来人们对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的简称。按照过去惯例，对应届毕业生要及时组织升学或分配工作。但是，由于开展“文化大革命”，学校既未招收新生，也未组织毕业生升学、就业，而是一直留在学校停课闹革命。
“老三届”学生，大体有 1100万人左右，其中家居城镇的初、高中毕业生约400万人。“文革”形势的发展，尚留在小学急待升入中学的69、70 两届学生的压力，已不容许他们继续留在学校。国家必须就他们的出路问题尽快作出抉择。
三
“四个面向”的提出
黑龙江省首先抓了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他们根据毛主席“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的教导，对毕业生提出了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分配原则，把分配的重点放在县以下农村。在该省的3135名大专毕业生中，80%分到县以下农村（包括农场牧场），留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四市的只占8%。
中共中央、国务院肯定了他们的做法，于1966年4月4日把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转发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并在批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
批语中，“希望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各大中小学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按着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后来人们把这个批示精神，简化为“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有些地方还把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工作机构，称之为“四个面向办公室”。对这些中学毕业生来说，不论是升学还是“四个面向”的大门，并不是每一扇门都对他们敞开的。这是因为：
第一，大专院校的招生“改革”，堵住了中学毕业生直接升入大专院校的门路。本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专院校已经停止招生。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就《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批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从而从根本上堵塞了高中毕业生直接升入大专院校的门路。
其次，厂矿企业控制招工。政治动乱破坏了正常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许多地方武斗不止，生产中断，运输受阻，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1967年工业总产值下降13.8%，财政出现赤字；1968年工业总产值又比上年下降5%，粮食比上年减少175亿斤，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整个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人浮于事，不可能再大量增加新的职工。
情况很明显，所谓“四个面向”，主要是面向农村。其中面向边疆，主要是面向边疆的农村；面向基层，也主要是面向农村的基层，即参加农业生产。各地在贯彻落实“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时，无不把安排的重点放在广阔的农村。
1968年4月2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就是强调动员“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通知引用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按语：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知识青年“自觉地报名下乡上山，服从国家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对于农业户口的毕业生，应迅速动员他们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对城市居民户口的毕业生，凡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应动员他们回乡；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也应积极动员他们回原籍插队落户，参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凡农村没有亲属的毕业生，各区县都应有计划、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上山下乡、下厂、下矿或参加边疆的工农业生产建设。”
紧接着，山东省的济南市和青岛市及上海、贵州等省、市革委会都相继就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做出了决定。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迅速兴起。
四
走在上山下乡运动前列的红卫兵
1
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
“文革”中最早要求下乡的红卫兵，从有文字可资查证来说，要数北京的蔡立坚。1966年红卫兵大串连时期，蔡立坚18岁，是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学生。
她在随该校一支徒步长征队去延安串连时，途经山西榆次县一个贫困山村——黄采公社杜家山。这个小山村一共只有 5户人家，由于交通不便，很少与外界接触。见到北京来的客人个个热情而好奇，把他们当亲人看待。
蔡立坚见到那里山地很多，大都没有开发，农民过的日子却很艰苦。她觉得这是发挥知识青年作用的好地方。反复琢磨着自己该不该留下来在这里插队。一直到长征队已离开杜家山280多里时，她毅然告别了同学，只身返回杜家山，向乡亲们表示要扎根杜家山，同他们一起建设好山区。
学校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支持她的革命行动。一个月后，当地公社领导对她说：要长期在杜家山，必须先回校办理手续。蔡立坚把随身行李放在杜家山返京办手续，并耐心地说服亲人，支持她下乡插队。
后经北京市和山西省有关部门批准，于1968年3月，第三次来到杜家山，正式成为这里的一名新社员。山西省革委会的主管部门号召全省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和工作干部学习她的高贵品质。
蔡立坚在杜家山一干就是12年，现仍在山西工作。曾先后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中共榆次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常委、团地委副书记、团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委员、晋中行署知青办副主任、省委党校班主任等职。当选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共青团十一大代表。
2
第一批去内蒙古牧区插队的首都知识青年
1967年10月9日，北京市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二中的10名毕业生起程前往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当普通社员、普通牧民。这天清晨，他们汇集到天安门前，面对毛主席巨幅画像，由曲折领读了誓词，誓词说：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无限忠于您的红卫兵向您宣誓：
您伟大的思想，是指导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最最光辉的灯塔，我们永远永远无限的忠实于您，无限忠于您的思想，忠实于您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活学活用您的著作，在“用”字上很下功夫，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前面有曲折，也有反复，但是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着我们，我们永远高举您的伟大思想的红旗，前进！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
……
红卫兵去牧区插队的消息，在京城风传着。当天晚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小组成员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市中学教师代表时，听到了这个消息，陈伯达赞扬这批学生的革命行动，并要求大力开展宣传。他说，《人民日报》要赶快发表消息，还要写评论。并指示：今后初高中毕业生大量的是到农村去。戚本禹说：要搞“斗私批修”，掀起下乡高潮。
10月10日上午，首都几家新闻单位迅即派出记者采访。当晚，新华社发出了新闻通稿。11日，京城各报都作为重要消息在一版发表。《人民日报》还配发了《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
最近，北京市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满怀革命豪情，到内蒙古牧区去当普通社员、普通牧民。他们的革命行动，为广大革命知识青年作出了榜样。
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北京市的这些革命青年正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更加坚定了决心，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强可靠的接班人。
要下定决心，一辈子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要求我们在“斗私、批修”的伟大斗争中，同剥削阶级的利已主义，同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旧观念，同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最彻底的决裂。
广大的农村青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要像北京市的这些红卫兵那样，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
23 年后，曲折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写道：“我们10个北京中学生奔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行动，竟会成为那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这是我们10个人谁也没有想到的。”他在描述当时的心态时是这样说的：
1967年的夏天，“文革”已整整一年了，国家混乱，学校停课，武斗内战侵扰着一代热血青年，中学生已无大学可升，无业可就。总不能呆在学校闹革命吧？该向何处去？没一人能回答。
由于江青4月3日和4月4日两次讲话（注3—5）的挑动，北京中学生分成派大打派仗，我感到十分无聊。以后想来，当时确有不断革命、不断探索前进方向的热诚，但潜意识中是不是也有摆脱困惑、寻求出路的渴望呢？总难以说清。
一些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也都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倦，认为自办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新型大学可能是条出路。7月，我发出了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之内就有300多人报名参加。
按“文革”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去分析，我们认定自己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顺理成章的推断是：要取得创建新型大学的资格，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选择什么样的“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呢？我们当时无疑深受60年代初期党为青年学生树立的那些榜样人物的影响。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赵耘等一批“身居茅屋，心怀世界”的青年楷模，对不甘平庸的中学生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当我们在自己的“旗子”上写下“上山下乡”的大字后，这几百人只剩下10个人。这10个人是曲折、郭兆英、王紫萍、王静植、宁华、郑晓东、金昆、胡志坚、高峰、鞠颂东。大家坚定地表示，即使只剩下一两个人，这条路也要走下去。……当我为自己改名为曲折的时候，我确实是打算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曲折的路。
在曲折等10名青年的带动下，同年11月，首都第二批上山下乡的红卫兵1000多人奔赴内蒙古和东北插队。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红代会的一批红卫兵，早在4月间就自行组织起来，寻求上山下乡的路子，他们曾两次南下调查，最终选定到云南西双版纳去参加祖国橡胶生产的开发事业。当时由于地方政府工作陷于瘫痪状态，而难以成行。
直到11月27日晚间，他们当中的林力、张春荣（女13中学高中毕业生）、张劲辉（25中学高中毕业生）获悉，周恩来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时，便火急赶到现场，直接向周总理上书表达去云南边陲奉献青春的愿望，总理当即批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后经两地政府相商就绪，1968年2月8日，55名摘下袖章的红卫兵来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辞行，成为第一批参加西双版纳建设的首都红卫兵。
继北京首批青年下乡之后，青岛市四中、八中、十三中的一批初高中毕业生，于同年12月13日奔赴山东诸城县贾悦公社插队。行前，市革委会隆重召开欢送大会。《大众日报》为此发表了“听毛主席的话到贫下中农中去”的社论。
首都红卫兵带头下乡，掀起了一个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应该说，它是“文革”中上山下乡大潮来临的前奏。这个浪潮向着中国大陆四面八方展开。自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以后，上山下乡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到10月中旬，据16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已有701000名家居城镇的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声势最大、进度最快的是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江西、河南等省、区。
据当时中央安置办公室《上山下乡简报》反映：辽宁省整个城乡的工厂、机关、商店、学校、街道和解放军，像一部大机器全部发动起来，男女老少都卷入了这场深刻的大革命浪潮，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整班下乡，现已下去376000人。
河南省革委会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为当前中心工作之一，许多领导干部亲临前线，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道，狠抓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浪潮。郑州市两批中学红卫兵下乡时，省、市革委会均组织二三十万军民夹道欢送，震动很大。
形势的迅猛发展，已使主管上山下乡工作的部门和接受安置任务的地区措手不及。到1968年10月15日，有21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向国务院提出了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计划，计划年内和第二年春季以前下去208.3万人，按当时补助标准，需要安置经费5.52亿元。
其中年内下去166.5万人，需经费4.42亿元，已大大超过原来1.9亿元的预算。实际当年下乡199.68万人，国家财政拨款3.5亿元。若加上地方财政和单位的补助，则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一
毛泽东号召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1968年7、8月间，报刊舆论就开始掀起“再教育”理论的热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强调“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是为下一步下放干部作舆论准备。
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热烈欢迎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按照毛主席的设想，应该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下一步就进入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下放科室人员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干部下放劳动的场所就是“五·七”干校，在一些地方它也成为安排城镇知青下乡的一条出路。“五·七”干校定名的由来是：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5月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表示支持军队开展农副等生产的做法，并说党政机关有条件的，也应这样做。这就是所谓“五·七指示”。
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就定名为“五·七”干校。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这里参加劳动。
随着干部下放，许多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干部子女，也随父母一起参加了干校的生产劳动。1969年1月28日，国务院批转北京市《关于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
“干部下放劳动，无论去‘五·七’干校，或去农村、农场、边疆地区，都应允许他们携带家属子女一起去。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和中央在京各部门，要求组织自己的职工家属子女到本部门举办的农场、林场、马场安家落户，应当给予支持”。
决定千百万知识青年命运的是，1968年12月22日发表的毛泽东的指示。这一天，《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经验。全县688户城镇居民中有191户，995人，分别插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
《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人民日报》的按语，认为会宁县的城镇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
“最新指示”一发表，全国各大城市立即沸腾起来了。北京、上海几十万人连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热烈欢呼。他们高喊口号：“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干革命，下乡上山当闯将，继续革命立新功。”各个学校的工宣队立即行动起来，“落实毛主席指示不过夜”。紧接着趁热打铁，为做好下乡进行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
“最新指示”就是动员令。它明确了上山下乡的对象是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目的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它向涉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方面面都打了招呼：“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还要求各地农村的同志“欢迎他们去”。当然，还考虑到并不那么容易说服，所以“要来一个动员”。这就把上山上乡作为一场运动来进行定下了基调。
各级革命委员会遵循毛主席关于“来一个动员”的指示，大造上山下乡的革命舆论，在城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动员工作。迅速把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推到了顶峰。1969年1、2月，仅仅两个月时间就有155.6万人下乡落户。其中河南32.9万人，湖南20.1万人，四川16万人，湖北13.5万人。
到年底，全国共下去267.38万人，加上1967、1968年下乡人数，总数达到467万多人。其中到国营农场80多万人，到人民公社插队的387万多人。至此，积压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绝大部分已下乡，六九届应届毕业生也下去了一部分。辽宁、黑龙江等省出现三届毕业生按学校班组建制整班下乡的情况。这种一刀切的作法，当时称之为“一片红”。
二
兴起支援边疆和老区的热潮
当时安排下乡地点比较困难的是京、津、沪三大城市及江苏、浙江两省农村人多地少地区。政府的精神是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开发边疆、建设老区结合起来。通过协商，1969年1月份落实了60余万人的跨省、市安排下乡的任务。其中：
黑龙江省接收26万人（北京、上海各9万人，天津5万人，浙江3万人）；
河北省接收15万人（天津10万人，北京5万人）；
云南省接收6万人（北京、上海各3万人）；
吉林省接收5.5万人（北京2.5万人，上海3万人）；
陕西省接收北京3万人；
江西省接收上海3万人；
贵州省接收上海2万人；
安徽省接收上海1.6万人。
组织大批知识青年跨省、市下乡，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交通问题。1969年组织第一批31.5万人去黑龙江、吉林两省时，单靠火车运输每天要安排两个专列，得5个月时间，每天安排3个专列，也得3个半月时间，显然不能适应当时形势。
于是，上海市就动员海军舰只把该市知识青年先运到大连，再从大连坐火车去黑龙江和吉林。就这样海陆运输全力以赴，到3月底，原计划运送16.3万人，也只运送3.8万多人。
第二，动员地区需要做冬衣，接收地区需要安排住处。除了国家专门拨去棉布和木材指标外，也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打一场“人民战争”才能完成。
第三，解决思想问题也是个大问题。在大规模上山下乡形势下，不同于1967年上山下乡的那些红卫兵，纯系出于自愿。而作为分配毕业生去向的上山下乡，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包括其家长持抵触情绪。
因此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首先要说服干部带头。对于那些思想不通的则要通过举办学习班，组织学习，打通思想。上海市在总结这一段思想工作经验时，归纳为以下四条：
一是突出上山下乡正确方向，大造革命舆论。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宣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光辉指示的伟大意义，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二是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由学校、街道、里弄、工厂企业单位共同配合，做学生及其家长的工作。
三是发扬先进，树立标兵。及时宣传中学红代会13名常委带动红卫兵小将，进行上山下乡革命大串连，滚雪球的经验，（注3—6）宣传中学红代会常委金训华组织插队落户战斗兵团，带领一批青年去黑龙江干革命的先进事迹。（注3—7）
四是针对青年和家长的思想，过细地做工作。南市区有个青年开始说：“就是把田搬到我家门口，也不当农民。”里弄干部找他个别谈心数十次，碰了许多钉子，后来发现这个青年很听叔叔的话，就帮助他家举办家庭学习班，由父母忆苦思甜，叔叔个别谈心，最后思想通了，成了去黑龙江插队落户的积极分子。
京、津、沪1966～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共有134万人。至1969年5月底有113万余人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其中上山下乡的有80万人，占分配人数的70%，去企业或军队的有33万人，占30%。可见京、津、沪三市三届学生分配不像有些地方的“一刀切”，“一片红”，全部下乡。
三
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下乡
毛主席的动员令下去后，湖南省和长沙市革委会的常委，连夜开会分析了前一段上山下乡工作推不开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大搞群众运动，没造声势，许多领导干部的子女没有很好带头。原因找到了，长沙市革委会立即在第二天就召开动员大会，开始大学习，大宣传，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广东省惠阳地区革委会在落实毛主席号召的六条措施中，把干部带头放在第一条，特别是领导干部表示坚持带头学，带头用，带头送子女下乡，做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各级领导干部送子女下乡的范例很多，并且在当地广为传颂，下面选录几则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送子女下乡的报导：
1
周恩来勉励侄女建设边疆
1979年3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导说：在锡林郭勒盟的一些旗、县召开的传达共青团十大精神大会上，一位身穿天蓝色蒙古袍、腰束橙黄色绸带的姑娘，怀着对草原的无限深情，用蒙古语唱起了蒙古人民喜爱的草原赞歌。
这位姑娘并不是蒙古族歌手，她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侄女周秉建。周秉建响应党的号召，牢记伯伯的勉励：“要扎根边疆，战斗在边疆，坚定不移走到底”的教诲，在草原上度过了整整10个年头。
周秉建在牧区朝气蓬勃的生活着，战斗着。可是不久，秉建的心又被另一个美好的愿望吸引了。1970年冬天，草原上开始征兵。参军，是她从小就有的愿望。她报名应征、获得了批准，便急忙写了封信，告诉伯伯、伯母，她参军了。
1971年元旦那天，秉建穿着新军装，兴致勃勃地去见伯伯和伯母。不料，一进门，周恩来同志就冲着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天地广阔吗？”
原来，周恩来同志知道秉建参军的事情之后，曾派秘书到部队去了解秉建是怎样参的军，是否有不正常的手续？他见孩子有些思想不通，就亲切而严肃地对她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这么多人里面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应该让贫下中农、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你在边疆是一样的嘛！”
不仅如此，周总理还让邓颖超同志亲自打电话给有关军区的负责同志，让他一定把秉建送回去。部队领导还是想把秉建留下来，以为拖几个月，周恩来同志也就不会再过问了。
没想到，周恩来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很生气，他对有关部队领导同志说：“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这样，部队领导同意让秉建回到草原。1971年4月，秉建告别了连队和战友，愉快地回到了锡林郭勒草原。
2
董必武送子务农
1979年4月2日《人民日报》报导说：董良翮是董老最小的儿子，但董老对他从不溺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良翮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他在校是模范学生、共青团的干部，学校党组织准备吸收他入党。不久，在某科研机关工作的大哥良羽回到家里。哥俩经常议论着国家大事，良羽说：“最使人不能理解的是，昨天还是首长，今天就是‘走资派’、‘反革命’，被捆起来！”面对当时的形势，良羽、良翮商量，到农村，办农场。
董老知道后很支持，并对他俩说：“到农村去很好，向社员学些本领，还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点力量”。在父亲的教导下，良翮约了一些同志一起去农村。当时，陶铸同志在中央帮助周总理工作，就给良翮他们介绍了一个地点。他们背着行李，到广东省斗门县去了。
良翮他们这种行动，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林彪、“四人帮”为了打倒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惜使用各种阴谋手段，从老干部的子女下手，是他们的鬼蜮伎俩之一。
良翮下乡劳动锻炼竟被诬陷为“企图叛逃”，到斗门县的第二天就被关押起来了。后来，董老让何连芝同志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在周总理的干预下，林彪、“四人帮”才把他放了出来。
良翮在家休息了20天，这时已是1969年的5月初，大批知识青年正在上山下乡。董老说，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良翮的岳父的一位朋友在河北省晋县，当时有条“可以投亲靠友”的规定。
董老就决定让良翮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临走前，董老给良翮一条在战争年代用了多年、打着补钉的旧毛巾被，叮嘱他：“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苦，决不能高人一等。你只知道吃粮食，不知道粮食是怎样种出来的。下去后要拜老百姓为师，从头学起。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
1972年，良翮担任了贺家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董老对他更严格了，写信告诉他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一得自矜”，二是不要“浅尝辄止”。
1975年初，董老病重住院期间，良翮回北京照顾董老。董老让他快点回晋县，说：“你是地方干部，农村工作忙，不能长期耽搁。我这里有组织照顾，你还是回农村安心工作。”
董老临终前，何连芝同志告诉董老，组织上准备把良翮提拔到县里工作。董老说：“良翮是晋县人，不是北京的人了。他的事要由晋县组织上安排，我们不必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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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出席学生家长会支持女儿下乡
据《北京日报》报导，1974年3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在下午6时看到一六六中学关于召开家长会的通知，立即同在这个学校上学的女儿小莉一起，从家里动身，步行穿街过巷，6时半赶到了学校，坐在后排侧面的一个小课椅上。
这时，一位学生家长、老工人李德茂走进教室，紧挨着坐在华国锋同志身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华国锋微笑着同老李打招呼，和他拉起了家常话。老李觉得这位家长十分忠厚，谈话亲切，就问：“同志，你贵姓？”“我姓华！”老人没有听清楚，又问了一句。华国锋同志就用右手指在左手掌上边写边说：“中华的华”。他们说到这里，家长会宣布开会了。
几位家长发言后，华国锋同志接着发言。他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我们革命家长，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支持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农村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知识青年更需要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锻炼成长。学校让毕业生到平谷县去插队，平谷是个半山区，很好，艰苦的地方更有利锻炼。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儿，身边就这一个了，我还是支持她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
不久，校门口，一辆小汽车开来了，车上来了几个解放军同志。值班教师一了解，原来是华国锋同志来到了我们学校！这几个解放军同志也是事后闻讯才赶来的。
还未离校门的师生们轰动了，他们奔走相告，心情无比激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同志不发一个通知，不打一声招呼，迎着凛冽的寒风，步行来到一个中学，参加一个几十人的家长会，这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才会出现这样的事。
这一革命行动，教育、带动了许多家长，鼓舞、动员了更多的同学走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道。一个热气腾腾的局面在我校出现了。这一届应上山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全部背起背包、昂首阔步地到农村插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