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人在自身命运受到威胁时选择趋利避害明哲保身。

有些人又会选择忠贞不渝至死方休。

有人说，中国人的风骨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像美国人告诉自己的士兵被俘虏了可以投降。

谁不想做盖世英雄，谁又天生想当个过街老鼠。

可是中国也有一句话：死有轻如鸿毛有重于泰山。

翻看中国5000年的历史长河，就有很多英雄宁逞“匹夫之勇”留“一世丹心”，却没能真正的为自己的理想做出什么实际的贡献。除了留下所谓的“对世人的警醒和震撼”。

在中国传统思想浸润之下，却是有很多的“真英雄”都死在了愚忠这件事上。

哪怕英明一世的诸葛孔明，也在刘备儿子的“鼎力支持”下含恨西北。

反而是那些懂得变通，敢于冲破传统的人最终达成所愿成就霸业，比如隐忍50年不发的司马懿。

一个人，究竟是否该从一而终矢志不渝。

一个人，又到底应该忠于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从晚清能臣曾国藩和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故事中理解一二。

1864年7月天京陷落，眼见湘军攻入城池，太平天国的军民已四处溃散。在一片厮杀声中，李秀成被一群亲信包围着准备做最后突围。身经百战的李秀成面临如此窘境并不慌乱，即便如此他也有一定把握顺利逃脱。但此时他突然在乱战的人群中看到了天王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被清军团团围住。天王洪秀全病逝不久，这可能是他仅余下的一丝血脉。于是李秀成使出浑身解数将洪天贵福带出重围逃至荒野。在关键逃命时刻还把自己征战一生的宝马留给了洪天贵福，自己骑着劣马不胜脚力很快被俘。

当年长山赵子云长坂坡七进七出救幼主刘禅也不过如此吧，何况洪秀全及太平天国此时已经全军覆没。

此时李秀成不光是在报昔日先主的知遇之恩（真正对他有再造之恩的杨秀清早年被洪秀全杀害），可能更多的，是在做一件他认为七尺男儿该做的事。

就像有些人虽然在朝为官，在公司做管理，但他并不是不问对错的忠于某个君王某个领导。

他只是忠于自己的良知和奋斗多年的理想。

如果我是李秀成，说不定根本就懒得慷慨救幼主。

决战时期太平天国30万大军为什么被曾国藩的1万大军一举歼灭。

这个结果有很多军事政治上的原因。（内部腐化分崩离析，高层都是文化知识浅薄的农民出身没见过大世面，稍有成绩就沉溺纸醉金迷中还相互猜忌）

想想大清朝本就风雨飘摇，农民起义实则顺应天命，为何最终失败告终。

光是战场上的真刀真枪就凸显出了一个人的“匹夫之勇”和“刚愎自用”。

1862年，洪秀全在固若金汤的南京城里拥兵3万迎战曾国荃带来的1万清兵。

南京城易守难攻，且周围有70公里的长城防线，敌军就算30万大军也不可能形成强势包围圈。

只能集中火力攻打一个点。

面对这种攻势，太平军只需要守住城池稳住粮草供应渠道就可一劳永逸。

毕竟长距离大规模作战曾国荃肯定坚持不久，当时的曾国荃部队更是内部瘟疫不断，外部久攻不下，已然是焦头烂额。

可是洪秀全不顾劝阻，先后派李秀成率16万精兵反包曾国荃，企图将曾国荃彻底剿灭。

1862年9月-11月，激战1个半月的李秀成始终未能攻克曾国荃雨花台大营。

无奈之下洪秀全又派李秀成率大军渡江远程攻打武昌，想以此迫使曾国荃撤军救援解除天京之围。

明明是敌人长途跋涉来的攻坚战活活让洪秀全变成了自己军队的“远征奔袭战”。

至少在军事层面，洪秀全是将太平天国带向灭亡的第一责任人。（内部石达开等众多天王的内部矛盾也是重大原因之一）

面临这样一个“才能堪忧”且“一意孤行”的领导，换做现代估计早都取而代之或者弃暗投明了。

除开当时的政治局面已经不允许李秀成再生出其他心思以外，他本人在面对这样的境况时候的矛盾与纠葛可见一斑。而此时还不惜以身犯险救出幼主，我想他并没有辱没“忠王”二字。

至于后来的“投递叛国”，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觉悟”和“人生忏悔”。

清军主帅曾国荃听到忠王李秀成被俘的消息十分激动，当场就准备将李秀成斩杀于阵前祭旗以慰藉死去的将士英灵。最终还是听从下属劝告将李秀成带到了哥哥曾国藩面前。

看着奄奄一息的李秀成，曾国藩想到的问题却是比弟弟曾国荃更加深远：

1.太平天国如今虽然溃败，从敌军高级将领口中得到一些敌人由胜转败的整个过程的内部政治军事变化历程，相信是每个主帅将领都梦寐以求的事，作为和太平军打了半辈子仗的曾国藩来讲自然意义非凡。

2.李秀成被封为忠王，临被俘前都将自己的宝马赠与幼主逃命，这样的忠臣又真的愿意背叛太平天国吗？

3.太平天国是大清的心腹大患，如今我将其连根拔起了，所谓飞鸟尽良弓藏，处理遗留问题更是不能留下丝毫把柄，否则极有可能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不得善终。

长期在外征战对清朝内部也了若指掌，可谓文武兼备的曾国藩能够在慈禧这个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亲儿子都可以绝不心软的女人手下担任“权臣”并且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

在看看当时大清朝错综复杂党争四起的内部政治环境，如果他只是一个空有“才华”和“愚忠”的人，估计早不知道死了多少遍了。

自古谁不愿做一个简简单单的“忠臣良将”，不用为了所谓的报国热血“机关算尽”还落得个“死无全尸”。

伴君如伴虎的道理谁人不懂，你敢对老虎绝对的忠诚，老虎照样敢把你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显然深知人情冷暖的曾国藩将此种利害关系看得尤为透彻。

我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明君杀忠臣”的宦海启示录。汉武帝杀急眼了连自己嫡亲的长子刘据都杀了。

你和领导再亲，有他亲儿子亲？

千古一帝康熙为了稳住“奸臣鳌拜”巩固皇权杀忠臣苏克萨哈的时候也只是说了句：

朕是为了大义不得不杀你。

说白了就是，你是政治利益的牺牲品。

所以曾国藩是大清历史里少有的长期站在权力巅峰却最终全身而退的人。

都说为女子与小人难养矣。

慈禧重用曾国藩多年难道是因为曾国藩对她自己足够忠诚？连亲儿子都信不过的女人，会信一个看起来就老谋深算的老男人？

显然曾国藩和慈禧都明白对方想要的是什么，以及如何维持这种平衡。

君臣之间的相处之道，首先是安全可靠，其次是能解决实际问题。

那些把君臣之义放在嘴边，关键时刻更倚重老臣的想法，大抵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毕竟从临时反水的沉没成本和对其长期建立的名声地位的伤害性来讲，老臣背叛旧主的成本都比新人大太多。

有句话叫什么：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能改变。

所以曾国藩并不完全忠于慈禧，也不完全忠于光绪皇帝，甚至严格意义上讲，他并不忠于这个腐化到骨子里的大清王朝。他只是忠于自己的良知和信念。

基于李秀成和曾国藩两人当时各自所效命的政治势力内部管理层的系列原因。

于是忠王李秀成选择了“坦白从宽”，毫不犹豫写下“五万字认罪说明书”以求活命。

曾国藩也秉承“尊重对手”的心理，直言只要你“态度端正”，我必尽力保你一命。

然而不知道是李秀成一生征战为人过耿直还是提笔忘情一时忘了分寸。

他的万言认罪书里有很大的篇幅触犯了曾国藩的利益，甚至可以说，如果将认罪书原稿交上去，曾国藩轻则被慈禧排挤打压，重则满门抄家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李秀成的供词里，究竟写了什么洪水猛兽，让曾国藩如此如临大敌，最后不得不冒着“欺君之罪”也要将其删减殆尽，更是最终选择“背信弃义”将李秀成亲手推上了断头台。

首先他写了很多太平天国不为人知的内部政治斗争。比如几大天王之间的利益角逐。

像洪秀全任命他刚到天京半个月的足弟为辅政大臣并封其为“干王”，就引起了包括李秀成在内多年拼死拼活才封王拜将的领导班子的强烈不满。

也详细解释了天国内部的“党争”和分裂根源。以及洪秀全的各种政治错误和后期决战时期的军事错误。这些内容显然是能够让曾国藩更加深入学习敌人政治军事方面的问题，为后续辅佐慈禧光绪治国打下坚实基础。

但与此同时，李秀成却也写下来了很多不利于曾国藩的言论：

1.曾国藩承诺李秀成只要写下认罪书便可保他一命。曾国藩就算是“权倾朝野”也不敢直接“赦免”作为敌军核心人物吧。如果被政敌加以渲染，后果可想而知。

2.宣扬太平军前期的军纪严明政治清明等，诚然一个新政权如果没有特别出众的优势也不可能成长得起来，但作为阶级对立面且一向“目中无人”，将“我天朝大国地大物博”挂在嘴边的慈禧，这样的认罪书送上去后不把曾国藩老腰都踢断吗。（显然曾国藩对自己领导的喜好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此处删除）

3.天京城的失守其实很大原因是洪秀全的军事失误以及内部不团结造成，而并非曾国藩兄弟之前向慈禧反映的，自己苦战数月智谋卓绝最终才攻克城池。这不摆明着跟慈禧说：我曾国藩之前的战报都是在故意制造恐慌显示自己劳苦功高吗？

4.洪秀全的真正死因是病死。但曾国藩出于政治目的和让慈禧及众将士解恨这一因素考虑，上报成了“服毒自尽含恨而死”。（我们姑且将这看作善意的谎言吧，也是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毕竟这样一来于国于民于领导于自己，都百利无一害。而一旦这份供词上交慈禧，曾国藩又多了一条“欺君之罪”）

5.湘军攻下天京之时传说城内有大批财宝。李秀成也是如实记载了。至于最后这笔巨款是被曾国藩兄弟私吞了还是另有隐情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事如果摆在明面上，不管是谁拿走了这些钱，曾国藩首当其冲又是众矢之的。（这种把柄谁敢留？）

6.供词里大有李秀成对曾国藩的赞美之言，甚至直言不光是他自己乃至太平天国其他将领都认为曾国藩完全可以自立称帝。这种话不论在哪个朝代，都是妥妥的一句“送头话”啊。

不管曾国藩是否有称帝的野心，连敌军都认为他应该称帝这件事，传到慈禧耳中那就不仅仅是功高盖主那么简单了。(是个想活命有点政治头脑的官员，应该都知道该怎么“清洗”这种言论)

所以李秀成的死，是必然中的必然。

还有一点，哪怕曾国藩当时不杀他，以慈禧的心胸，估计他会死得更难看。

反正死活都是死，何必还要将自己全家拉去给个仇人垫背。

于是曾国藩将这份5万字的供词连夜召集亲信秘密在书房内将其逐字删减后呈递给慈禧。

为了免除后患，更是迅速将李秀成以其罪责罄竹难书，激起军怒民怨等由头直接处死。

而这个原版供词的危险性显然是让曾国藩十分忌惮，所以直到百年后1962年曾国藩的后人曾约农，才交其原稿公诸于世。

从大是大非到乃至这些细微末节的处理上不难看出，曾国藩为人的谨慎与稳重。

所以他才能在这个本就风雨飘摇内忧外患腐朽不堪的王朝末年站在权力巅峰数十年不倒，还能将一身的抱负尽数施展，最终全身而退，后代也得以善终。

英勇的荆轲连秦始皇的手指都没伤到自己却乱剑而亡；卧龙在世的孔明也是七出祁山最终含恨九泉。

为人之法为臣之道，是非对错高下立见。

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意思是：为君要首先有为君王的样子，臣子才能遵守臣子的本分。

孔子又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意思是：君主虽然尊贵，但大臣不应该只以君主的喜好侍奉君王，而应该根据大道辅佐君王，如果君主不遵从大道，臣子是可以和他终止“合作关系”的。

孟子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意思是：君王有过失就要告诫他，如果他反复的不听取劝告，就可以辞官离他而去。

韩非子言：“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

意思是：臣子对君王说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是不明智的，臣子将自己知道的事故意不告诉君王是不忠诚的，但如果臣子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也是其罪当诛的。

由此可见，我国千百年的主流思想流派儒家和法家，都并不是主张“愚忠”，也并不认为毫无保留不问对错忠于君王就是最正确的“政治道路”。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我国有很多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特别是在乱世也能有所作为的人杰，

他们大多并不是忠于某一个君主，而是忠于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良心。

荀子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更是认为：君王只有秉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统治理念才不至于重蹈隋朝隋炀帝灭亡的覆辙。

有一些员工一味奉承领导，哪怕明知道领导做得不对依然为了短期利益谄媚献计，最终导致一个团体干实事的人待不下去全是阿谀奉承之辈。

短期内也许会“青云直上”，可在这一艘“腐朽僵化”的船上，自己的才能与抱负又真的能够有锻炼的机会和实践的可能吗。

反观曾国藩，他知道大清朝的领导人并不可靠，在当时他也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他用自己的方式，圆滑处世，左右逢源却又不失大义。

其实再傻再自私的领导也会懂得，不能尽用小人的道理。只是作为“能人”的你，如何让领导放心，如何既漂亮完成领导任务又将自己的远大抱负尽情施展，保护想保护的人，成就想成就的事业。从曾国藩处理李秀成供词一事中就不难看出，其中的“火候”与“不可说之道”。

生而为人，首先是为生物学上的人（活人），其次是为精神上的人（有自己内心的信仰）

才能谈忠于君王忠于领导，忠于你们共同的事业。

你为什么要忠于君王忠于领导，因为你们有共同的信仰，信仰本身的实现才是我们最应该忠诚的。

一旦这个理念出现了分歧，要么尽力挽救，要么良禽择木而栖。

当然如果你有曾国藩的才干与智慧另当别论，否则就只能带着君王和理想共同赴死。

这才是中国儒家，法家思想真正的传承。

至于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帝王论，至今出处尚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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