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秦人的土地上,寒风击打着石头,一位青年安静地望着远方,眼神有些许迷茫,却又充满坚毅。这个青年在寻找着机会,而机会也总是毫不吝啬地来到他的身旁。
西周在成康之治后,其实力直线下落。宣王虽小小地振作了一回,但终究无力回天。中央王权的崩落必然导致地方势力的崛起,眼看西周政权混乱,各个诸侯国的长官们无不绷紧他们的神经,企图在这个即将四分五裂的国度里分得一勺羹。而此时,西北的秦地上,秦襄公作为紧盯着西周政权的狼群中的一头,已经准备开始在历史上写下令人注目的一笔。
自得到秦地以来,秦人惨淡经营,盼望着有那么一个翻身的机会。虽然在秦仲以来,秦人对抗西戎能从中央得到一点嘉奖,但这点奖赏毕竟不够,秦人需要的是一个更靠谱的机会,而这个机会能让他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块小地方。就是这样一种信念支撑着秦人在秦地的奋斗。到了秦襄公时代,西周中央王权衰弱,政局动荡。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草根翻身的可能性成倍地增长。秦襄公明白,秦地之小,若不利用局势,将难以做大。
秦襄公名开,是秦庄公的二儿子。秦庄公长子叫作世父,世父英勇,在其父亲死于西戎之手时,一股愤怒之气顿升胸腔,毅然决然地拿起手中的武器,留下了“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的豪言壮语。世父此句誓言,其豪迈的雄心丝毫不在大汉名将霍去病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下。有此兄长心泰史原来很好看
便是上天青睐于秦襄公的表现之一,也是上天赐予秦襄公的诸多机会之商开都城后便专心投人了他的灭或事业,理所当然的,继承先父位子的权利的9世交到了二儿子赢开的身上。赢开怀抱着感激兄长的心情,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程。
襄公即位后,西戎之势强大,仍然时刻威胁着秦的基业之本。另一方面,赢的政治地位也只不过是“大夫”而已,相较于中原有如鲁、齐、卫、晋、燕宋等各大诸侯国,秦襄公的地位之微弱可见一斑。在弱势的地位上还必须时刻:意外来势力的侵犯,这种处境犹如处于夹缝之中,他在艰苦地寻找着生存之道在这种处境中,襄公必须建立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法。襄公自知势小,而西部族势大,若要像父辈们对待他们的方法一样,一概以武力抵挡之,只怕脆弱的身子受不了西戎部族的集体来袭。出于这样的考虑,秦襄公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和亲。
和亲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显然得到了秦人的特别青睐,甚至用来形容这种政治手段的成语“秦晋之好”都来源于秦国的政策。当然,在秦地,实行第一个和亲政策的对象并非晋国,而是西戎。西戎作为一个民族统称,意味着它内部存在着发展程度不一致的各个部族。秦襄公看中了这一点,也随即想到了一个政策:若要在秦地发展,必须拉拢西戎里的大部族。
鉴于西戎大部族在西戎众部族中的影响力,秦人的这一政策直接给他们带来了三个好处:其一,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等于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政治靠山,这个政治靠山在秦人与西戎其余部族对抗时,将起到保护秦人的作用。其二,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也企图分化西戎内部,使日后称霸西戎的道路走得更加顺当。其三,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得以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力量,而这一点,就目前而言,无是三点中最重要的。
在这样的精心策划下,秦襄公在他刚即位之初,便努力在西戎各部族里寻找着适合的和亲对象。一番搜寻以后,他找到了一个势力足够大的部族,和这个部族中称为“丰王”的执政者建立了基于联姻的外交关系。这个政治联姻的双方是秦襄公的亲妹妹赢缪和戎人丰王,丰王见秦襄公亲自献上妹妹,自然也没有的道理,因此秦襄公的第一步走得很顺当。
而秦襄公的这个政策也确实想得十全十美,这一点将在后面的事件中彻底地体现出来,从中也让我们看出了秦取公作为一个管理者,理应具备的敏锐判断力和战略眼光,以及一种坚毅的实力。秦襄公二年(公元前 776年),戎兵大举人侵秦地,时守卫大丘之地的将领是发暂代父报仇的世父。戎兵临境,在兵力上见弱的世父自知难以抵挡,但秦人的热血不允许他在任何一场战斗中不战而降。这种血性支撑着世父,他发誓即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尽全力量抗击西戎。世父精神的感召,加之没染在个秦人身上的野性,使秦兵在大敌面前临危不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坚定决心城若亡,人亦亡。
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世父率众奋力抵挡西戎的进犯。可惜,秦人心有余面力不足,他们再次败在了西戎的手下。世父在城破的一刻仍坚持奋战,最终被西戎的士兵所俘。可怜世父,为父报仇的豪言尚未实现,就先有步入其父后生的危险,
这次败仗对本已衰微的秦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幸好秦襄公英明。他一得知犬丘大败,兄长被俘,便立即请求亲家丰王利用他在西戎的影响力救救世父。丰王毫不费力地救得世父,世父得以免步其父后尘,被西戎放了回去。当然,西戎在对与秦人的关系上的考虑也是世父被放的原因之一。毕竟秦人占据抗击西戎的战略要地,西戎不敢与其结下太深的心结,世父若死,对西戎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就这一点,西戎也没有杀世父的理由。
这件事情表明了在政局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秦襄公作为个合格的政治家,无疑是深谙此道的。另外,交际在这种事情上也实现了它的意义,而秦襄公在这一方面也是足以令人赞赏的。就这样,在秦襄公的和亲政策下,秦人与西戎边打边好,像极了一对小吵小闹的两口子。
秦襄公在对待西戎方面作出了十足的努力,但若没有机遇,无论秦襄公如何努力,只怕也难以施展开手脚。秦襄公的机遇便是--西周在周厉王统治时期早已元气大伤。西周的衰弱并不仅仅是为秦人带来机遇,中原大地上其他老牌诸侯也都对王权虎视眈眈,相较之下,秦襄公作为一个卿大夫级别的新晋官员,要付出的努力无疑要成倍的来计算。
秦襄公明白这点,因此他一上位就采取安抚西戎的政策,从而为自己腾出了时间和空间来争取自身内部的稳定发展。在这段时间里,秦襄公加强了和中央的联系,意在争取秦人在中原大地的威望。在扩展声望的同时,秦襄公也把功夫用在丁版图上面。在这方面,他的第一步就是往东进发,占据了邑(今陕西陇县膏沃之地,并迁都于此。济邑便是陇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有“关陕钥匙”的别称,是关中通往西北的主要关隘之一。迁都于此,非但为秦地进一步发展生产提供了土地条件,最重要的还在于此举开始了秦人往东进发的历史,也味着秦人已经不甘心偏居西北这片荒凉之地,而将眼光放到了东方的中原大地
在秦襄公的努力下,秦襄公五年(公元前773年),这个新兴的邦国已经开始展露出它的头角,将自己的声望成功地打出了西北戎狄之地,在中原大国间得到了普遍的关注。
秦襄公能做的都做了,这时候他要静待一个时机。他感受到了这个时机的来临,并做好准备用他的一双大手牢牢地抓紧它。事实没令秦襄公失望,没错,这个机会已经来了。公元前781年,周幽王即位,由他制造的政治闹剧“烽火戏诸侯”作为一个导火索,彻底改变了天下的局势,从而使秦国从一个地方小邦晋升到了与齐、鲁地位等同的诸侯大国。
【秦汉时期的战争】 秦和两汉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建立、巩固、发展和强盛时期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那县普遍征兵制的实行,大大提高了战争的潜力。有战略预备队性质的中央直辖军的建立: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特别是钢铁兵器的广泛使用和后勤保障能力的提高:步骑兵取代笨重的车兵成为军队的主要兵种,以及水军的发展和大骑兵集团的建立等,使军队机动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大为加强。这时期的战争,较先秦规模更大。投入兵力多,作战地域宽广,持续时间长,更为激烈复杂。战略部署之巧妙,谋略运用之精采,选将用士之高明,大大超过先秦。军事谋略和战争指导艺术都达到很高水平。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统一后为保卫边境和扩大疆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战争。时北方匈奴乘中原战乱,南下攻占了河南(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对秦构成严重威胁。三十二年,秦以将军蒙恬率30万人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南。并修筑了西起临(今甘肃岷县,一说今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及由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到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长1800里的直道,加强了秦对匈奴的防御能力:为向南扩疆拓土,令屠睢等率楼船士50万,采用多路分进合击的战法,南攻百越,占有今五岭以南广大地区。为运兵转饷,还在今广西兴安开凿了灵渠,使秦军由湘江经灵渠进至漓江,顺利进入岭南。
秦王朝急政暴虐,阶级矛盾激化。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年),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次农民大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由于领导人的骄傲和战略指导上的失误,起义军为秦少府章邯军击败,但各地起义军仍不断发展壮大。三年十二月,楚将项羽率军“破釜沉舟”,连续进攻,九战九捷,大败秦军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并乘胜追击,军事压力配合政治攻势,迫降秦军主将章邯,取得灭秦战争决定性胜利。楚将刘邦率少数兵力乘隙西进,避实就虚攻入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秦王朝灭亡
秦亡后,项羽、刘邦两大政治集团为争夺国家最高统治权,进行了楚汉战争。自汉王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汉军潜出故道(又称陈仓道,起今陕西宝鸡市东,西南出散关,至今凤县折东南入褒谷,出抵汉中)还定三秦起,到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汉军击灭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南,一说今河南鹿邑)止,双方投入兵力数十万,战火波及黄、淮流域20余郡。
开始,项羽处于优势,取得多次作战胜利。但战略失误,终于失败。刘邦正确运用战略,在萧何、韩信、张良的辅佐下,注意团结各种力量,争取民心,重视招贤纳士,选用人才;建立了稳固的战略后方,保障了兵源和补给。在作战指导上,战略进攻受控时,适时转为积极防御。正面据险固守:两翼积极进攻,开辟南方和北方战场:袭扰敌后,断其粮道,不断削弱、疲惫楚军。待强弱易势,楚军被迫后撤时,转入战略追击,歼灭楚军主力,取得战争胜利,建立了汉王朝。史称西汉。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即帝位后、为巩固封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立即开始了歼灭异姓诸王的战争。是年十月,亲率大军平定了燕王臧茶,改立卢绾为燕王,从六年至十二年,又接连捕杀了楚王韩信、梁王彭越,平定了韩王信、淮南王关布、燕王卢维,代相陈翻等的叛乱,刘邦在削平异姓王后,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同姓王势力渐大,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以吴王濞为首的七王频乱。太尉周亚夫以梁国据城阻敌,疲惫吴军,主力坚壁不战。待叛军兵疲粮尽撤军时,发起追击,迅速平定了叛乱。此后,诸侯王力量削弱,西汉政权日趋巩固。
为保卫国土和开拓疆域,西汉与周边各民族特别是北方的匈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秦末汉初,聚居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匈奴建立了一个有30万骑兵的强国,经常南下捕掠。汉初,国库空虚,军力不足,无力与匈奴争锋,故对匈奴采取和亲和防御战略。武帝时,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政权稳定,特别是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开始全面反击。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到元特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刘彻采取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各个歼敌的战略,组建大骑兵集团,以大纵深迁回、远程奔袭、连续突击等战法,先后取得河南、漠南、河西、漠北之战的胜利,迫使匈奴远徙大漠以北苦寒地区。
为巩固胜利,在河南、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和水流域)地区,设郡县,移民屯田,并修筑西起新疆,东到辽东长达2万里的长城。漠北之战后,西汉由于长期用兵,经济衰退,马匹不足,指挥失误和用人不当等原因,对匈奴反击连遭失败。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武帝暂停对奴用兵。匈奴亦因长期战争和内部倾轧,日渐衰耗,一时无力南下。后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附汉,北匈奴于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为西汉所灭。
在西汉与奴战争中,西域(指今甘肃玉门关以西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汉武帝采取遣使通好和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方针,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月氏(游牧于今阿富汗西北)乌孙(都赤谷城,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寨克湖东南)等国与汉夹击奴、目的虽未达到,但加强了与西城诸国的联系和往来。
为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对亲匈奴的楼兰(都楼兰城,今新疆罗布泊西北楼兰故城)、姑师(即车师,都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雅尔湖村西交河故城)等国发动进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和三年,武帝集中兵力,先后两次进攻大宛(都贵山城,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卡散赛),大宛败降。西城诸国震恐,西汉进一步控制了西域。游牧于今甘肃和青海地区的羌族,常与匈奴联合攻汉。元符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击河西奴(见《河西之战条),在河西设郡县,移民实边,切断了匈奴与羌的联系。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先零差在匈奴支持下合兵10万攻汉。
西汉以将军李息等率军击败羌众,并置临羌(今青海湟源东南)、破羌(今青海乐都东南)两县,设护羌校尉以加强对羌人统治。宣帝刘洵时,先零羌联合诸种羌复频,汉后将军赵充国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略,集中兵力打击先零羌,对其余各种落实行瓦解和安抚,仅5个月即平定羌叛。战后实行赵充国提出的“罢兵屯田”主张,巩固了西汉对西北地区的统治。西汉在对北方和西北用兵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南方、东南、西南地区的统治。秦亡,秦南海尉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初,臣服西汉。元鼎五年,南越丞相吕嘉叛汉,武帝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率楼船兵10万分路进击番禺(今广东广州),吕嘉败。西汉在南越设南海(郡治番禺,今广东广州)等9郡。
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贵州地区各族,汉时称西南夷。武帝时,修筑道路并遣使通好,以争取西南夷诸国附汉:对拒绝附汉的国家进行征讨。先后在西南地区设立犍为(郡治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牂柯(郡治故且兰县:在今贵州凯里西北)等郡。汉初,燕王卢绾叛乱被平定燕人卫满率部众千余人渡浿水(今朝鲜清川江)逃入朝鲜,是为朝鲜王。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以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分率水陆军两路进击朝鲜。因两军未能协同,一度作战不利。到三年,朝鲜始降。西汉以其地为郡县。
西汉末,王莽篡汉,建立新朝,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以绿林、赤眉为主的农民起义。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元年,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推刘玄为帝,建立更始政权。更始军进至宛城(今河南南阳)时,王莽军42万南下,围更始军一部于昆阳(今河南叶县)。义军以昆阳守军牵制莽军,刘秀突围调援军连续突击莽军,内外配合,全歼莽军。取得决战胜利后,乘胜攻入长安,王莽政权亡。
是年三月,刘秀受命统一河北。刘秀利用汉宗室的招牌和更始政权的声威,消灭了在邯郸(今河北邯郸西南)称帝的王郎,镇压、收编了铜马等起义军。二年冬,袭并了更始政权在河北的部队,力量逐渐壮大。时赤眉军因遭受更始政权排斥,也为解决粮食供给困难分两路西攻长安。刘秀乘机西进,占领河东(郡治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三年六月,称帝于部(今河北柏乡北),重建汉王朝,史称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九月,赤眉军玫入长安,灭更始政权。十月,刘秀乘机古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并定为国都。二年,赤狠服尽,弃长安东归,刘秀占长安,控制了关中地区,年二月,刘秀将饥困的赤眉军歼灭于崤底(即崤山,今河南洛宁西北)宜阳(今河南宜阳西)。
东汉王朝占有黄河南北相当今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的大部地区,拥有优势兵力和较为雄厚的物质六量。但四面为诸多割据势力包围。刘秀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的战略。二年始,于五年之内逐次消灭了对东汉威胁最大的刘永、秦丰、张步、董宪、李宪等关东割据势力。尔后进攻割据天水(郡治平襄,今甘肃通渭西)的隗嚣。八年春,奇袭战略要地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诱隗器反击。待其疲惫时发起进攻,歼其主力。次年,平定陇西十一年春,进攻益州(今四川和陕西汉中地区)的公孙述。汉军水陆并进,南北夹击,逆长江由三峡入蜀,主力沿江实施远距离迁回,次年围歼公孙述主力于成都(今属四川),消灭了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获得统一战争的胜利。
东汉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战争频繁。其中,与美的战争,持续时间最长。自中元元年(公元56年)起胜利。东汉末,诸种羌对汉的攻掠和塞内羌众的反抗不曾断,尽管东汉较羌实力雄厚,但由于对羌作战全无统战略,许多官吏和将领腐化无能,军队士气低落,故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后期,护羌校尉段颎根据羌人快速强悍但兵力分散的特点,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以快速奔袭、包围和穷追猛打的战法,先后平定西羌和东羌。但东汉国力亦因之衰竭。
王莽时,南匈奴频东汉时屡犯边郡,后匈奴再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奴附汉,北匈奴渐衰。明帝、和帝时,东汉以汉军和边郡各族共同组成大骑兵集团远程进攻匈奴,灭北匈奴。北单于西迁,余落为鲜卑所并。鲜卑为东胡族一支。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归附东汉。东汉灭北匈奴,鲜卑占其地并其部众10万余落,力量逐渐壮大,桓帝时,有骑兵10万,屡犯汉边。灵帝时,鲜卑内部争斗,其势渐衰。乌桓亦为东胡之一支,曾为匈奴所破,后附西汉。
东汉初:与匈奴联兵攻汉,为马援击败。安帝时复叛,并与匈奴、鲜卑联兵攻汉边郡,先后为张耽和张奂击败。王莽时,西域复为北匈奴所控制。为争夺西域,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北匈奴,并派假司马班超出使西域。到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西域50余国均纳质归附。安帝时,匈奴复控制西域部分国家。
东汉以班勇为西域长史,恢复了对西域控制。东汉为巩固对南方的统治,先后平定了交趾郡(郡治龙编,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贵族女子征侧、征贰和岭南各地越族以及蛮族等少数民族的叛乱和反抗,但其统治亦遭削弱中平元年(184年),爆发黄中起义。领导人张角等利用宗教进行10余年的宣传和组织准备,起义烈焰迅速燃遍中原。由于起义领导人没有统一的部署和指挥,义军各自为战,互无支援和配合,终被官军各个击破。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的统治,导致了后来的群雄割据。至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入京师后,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
秦汉时期,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至汉初平元年(190年)汉献帝即位的412年间,共发生较大的作战320余次。这时期的战争,包括统一战争、农民起义战争和国内民族战争。秦王朝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国防体系:在北部边境,依险据扼,修建了由亭、障、塞、城组成,并由长城联结起来的国防工事。秦都咸阳至四方有驰道可通,主要防御方向上有直道通往边防;长城沿线及各主要道路,设置烽燧、邮驿,发现敌情可通过烽燧传讯报警。
秦还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军队区分为京师兵、边防兵、那县兵三种。设太尉总管军事并统领全国军队。但太尉无人事、用兵权,出征的将军及高级武官,均由皇帝任免,50人以上的军队调动,按战国传统,必须有皇帝颁发的虎符,使军队完全控制于皇帝手中。为充实兵源,在那县制基础上,建立了适龄男丁均有当兵义务的普遍郡县征兵制。军队由步兵(材官)、骑兵、车兵(骑车兵统称骑士)和水军(楼船士)组成。作战时通常车步、骑混合编组,协同作战。
西汉时期的军事领导体制、征兵制度和国防体系本上沿袭秦朝。军队结构,仍为骑、步、车、水四兵种武帝后期骑兵已上升为军中主兵,步兵为主、车骑为的时代已转变为骑兵决定胜负的骑战时代。骑兵主要装备弓弩、铁矛、铁戟、铁剑和铁环首刀等兵器。车兵渐被淘汰,战车逐渐成为运输工具及作为抗骑兵冲击的移动营垒。步兵则加强了鸳兵的建设和使用。
驽机有了机匣(郭),望山加高,命中率及侵彻力大为提高。水军战船的发展尤为迅速,不仅有了装防护板的战舰和可调节位置、角度的风帆,而且创造可连续产生推动力的橹,固定船位的锚和控制航向的舵,并创造了开孔舵和平衡舵;不仅较前航速加快,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克服气象变化和风向不顺的障碍,使战船的续航性和战斗力大为提高。西汉的国防,采用积极防御和主动进攻战略,强调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两手并用。创造了大骑兵集团远程奔袭及大纵深的进攻。以骑兵为主力兵团执行战略任务和双方均投入10万以上的骑兵进行对抗在战争史上是第一次。
为保障大骑兵集团进行大纵深作战,还创造了以数十万步兵掩护辎重纵列在骑兵集用后逐近明进的后勤供应方法解除了作战补给,并伟骑兵得到支援和在步兵掩护下进行休整,以恢复战斗力。与战略相适应,战术运用上强调发挥骑兵的快速性和冲击力,实施机动作战。迂回、包围、突破、奇袭、诱击、伏击等,均为常用战术。军用地图使用更为普遍。东汉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成就,逊于西汉。其军事体制,较西汉有所变化。军队数量减少,一度撤消郡国兵京师军亦有所压缩。但为进一步集权,中央直辖军驻屯范围扩大,重要郡国驻屯中央军或边防军,边郡和重要关隘的屯军,也由中央直接控制。基本上废除了郡县征兵制,改用募兵制。
边那亦征调或招募少数民族成边。募兵制和郡国刺史、州牧、太守掌兵,不但耗费巨大,也导致了部曲、家兵等私人武装出现,为东汉末的军阀割据、混战准备了条件。东汉的军队由骑兵、步兵、水兵组成,车兵已退出战争舞台。环首刀的普及和马鞍的进一步完善,为骑兵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东汉的国防及战略战术,大体继承西汉。“以夷制夷”策略的运用,较西汉更为重视使用少数民族部队,加速了周边各民族战法与中原传统战法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