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是晚清名士薛福成对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叶名琛的讥讽，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叶名琛的标签。那么叶名琛为何要做如此奇葩的选择，并致自己受敌国俘虏之辱？
叶名琛选择“不战不和”源于他在广州的亲身经历。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由于入城、民人遇袭等矛盾的激化，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命令一支英军从香港出发进攻广州。这支仅九百人的部队，只花了一天就突破了广州经营数年的珠江防线，并占领虎门炮台和城外商馆。
两广总督兼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耆英被迫照会英方，两年后（1849年4月6日）对英人开放广州城。叶名琛在痛恨耆英软弱的同时，也明白了一个事实 – 天朝难以打赢英夷。
两年后新任两广总督徐广缙对开放广州的承诺和英军的武装威胁视而不见，以强硬的态度多次拒绝英人的入城要求。面对徐广缙的强硬，英人却并未升级矛盾，只是继续要求协商。
这前后差异就让叶名琛认为英人“欺软怕硬”，只要态度强硬并毫不退让，就可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咸丰三年二月，叶名琛升任两广总督兼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局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 – 太平天国兴起。叶名琛也明白镇压太平军尚且吃力的朝廷是难以向他提供武斗助力的，所以“不战”改以强硬态度和韧性与英人斗争就成了叶名琛的理念。
明知不能施以武力，叶名琛为何不与英方妥协谋求和局呢？
不是叶名琛不愿意和英方坐下来协商，而是他从始至终都认为英方的目的是“入城”。这事关朝廷的体制和体面绝不能妥协（其它方面问题的谈判叶名琛表现得挺积极）。
实际上英方并不怎么看重“入城”，因为它并不直接影响英国的利益（这也是英国能克制十多年不升级这个矛盾的原因），英方真正在意的是直接影响其在华权益的“修约”。
此时距离《中英南京条约》正式生效已十年，但英国认为条约的效果远低于预期。如英国觉得广州没有全面履行条约（茶叶抽厘）、希望降低贸易壁垒（子口税）和扩大市场（开放内地）等。
这种差异下的协商、谈判不仅浪费时间，还会恶化双方关系。叶名琛觉得英人在不停算计并挑衅大清的底线，英方觉得叶名琛根本无法沟通（这也是叶名琛被部分学者评价为“三个促使战争爆发的人之一”的原因）。
首及本闰七月初六日（8月30日）为万年和约议定扣计十二年期满，按照善后和约（虎门条约）第八款所载 … 向贵国确要，以前所定和约，重新订酌会议也。
注：《中英南京条约》中没有修约条款，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均约定了十二年修约期。英国认为凭借最惠国待遇条款“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自己也自动拥有了修约权利。
1854年4月25日，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包令向叶名琛发出照会正式提出了修约要求。因为在照会里除了修约，包令还提及了包含“入城”在内的其它六件事情。叶名琛在复照中就没有理会修约一事，只是着重批驳“入城”等事项。
叶名琛不重视“修约”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本就不重视相关和约。如他向咸丰奏报照会之事时称，“追至再四询查，始知皆由道光二十二年前在江南订约时，又十二年后，再行重订等语”。
被拒绝的包令觉得难以和叶名琛沟通，就改由上海交涉修约事宜。但清廷又把球踢回广州，表示一切外务均由管理五口通商事务大臣负责。同年八月，英国开始升级此事，联合美、法两国公使向叶名琛发出联合照会，要求“修约”。
而叶名琛还是认为三国使官想以修约为借口，制造出“入城”的事实。
首先，叶名琛坚决不同意三国使臣入城至督署会谈，要谈也只能在城外谈。其次，为防三国使臣打着“修约”的幌子去其它通商口岸城市“忽悠”，他专门上奏咸丰请皇帝命令两江、直隶等督抚不要接待西夷使官。
对于英、美、法三国，这就不仅是不让入城了，更意味着拒绝修约谈判。所以三国公使联合北上，想越过叶名琛直接与清廷谈判。当时也有明白人意识到再让叶名琛折腾下去会搞出事端，如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奏请咸丰另外任命钦差负责修约事宜，只是咸丰非常看好叶名琛没采纳。
十月英美公使（法国公使因军舰故障未成行）到达天津，向朝廷发出修约请求，其中英方提出18项、美方提出11项。咸丰仅同意其中三项，且要求英法代表返回广州洽谈。最终英、美代表不得不返回香港，三国联合“修约”宣告失败。
对于叶名琛而言，这是又一次强硬立场下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加上此后一年里三国也没来洽谈咸丰同意的三款，所以他也愈发坚信是自己的强硬迫使英美等国“废然思返”。
只不过英法等国的“废然思返”并不是放弃了修约的意图，而是在游说、动员各自议会和政府，准备以武力来“讨说法”。
注：咸丰同意的三项为，英国的“制定华工出国章程”，美国的“两国官员合审民人争讼案件”和“免除所欠关税”。
至于“不守”，叶名琛并未放弃抵抗任由英军攻占广州，他只是对战事产生了严重误判。
1856年10月23日，英军舰队开始炮击广州。叶名琛下令中断贸易（关闭粤海关）并号召广州军民“勠力同心”，还给出了毙英夷一人“赏银三十大元”的厚赏。但叶名琛认为这次英人和之前一样，还是想通过展示武力来逼广州督署就范。
应该说在开战第一年叶名琛的判断大差不差，英国方面确实因为兵力不足而不愿意扩大战事。不仅打打停停，攻占的不少地方（包括攻入广州）也主动撤兵。期间英人不断照会叶名琛要求入城谈判，也更加坚定了叶名琛的判断。
直至1857年12月，英军给叶名琛的压力还不如1854年的“红兵大起义”。当时叶名琛面对的是广州外围十几座城市的沦陷，以及数万红兵长达半年的围城。因此叶名琛认为只要坚持强硬态度不屈服，无计可施的英人最终会放弃图谋。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叶名琛才会在清军防线一破再破、珠江沿岸炮台一陷再陷的情况下做出不需要向朝廷求援的判断，并向朝廷发出广州“足敷防守”的捷报。咸丰那道非常可笑的教叶名琛如何受降的谕令“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只可设法驾驭”，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批复出来的。
1857年11月，英法结盟以及驻港英军获取增援即将大举进攻的情报陆续传至广州。但叶名琛仍然坚信自己的判断，认为这些不过是英人为了施压放出的谣言“决无此事，我日日皆有探报，毋信谣言”。
不过以清廷的调军速度，以及正在蓬勃扩张的太平天国，此时叶名琛就算是求援也来不及了。12月28日英法联军大举进攻广州，29日城陷，次年1月5日叶名琛被英军抓捕其后押往印度加尔各答。
广州城破之后叶名琛“不降不走”很好理解，因为这是他作为臣子的本分。那他为什么不为国死难并免除自己受俘之辱呢？
如果不突破自己“为人”的底线，每个人都会想法活下去，这是人的生理和伦理本能。广州沦陷但大清没亡，不管叶名琛愿意与否，他都没有殉难的必要。俘虏他的英人既没要求他投降苟命，也未刻意去折辱他，叶名琛自然也没有求死的动力了。
编者附：
一些文章说叶名琛是因不堪被当作猴子示众羞辱而自尽，这纯属意淫。英人如果真想羞辱叶名琛或大清，有什么必要把他押往加尔各答？广州和广州民众不才是最佳舞台和观众么？
实际上英军对叶名琛的态度很好，抓捕之初将他关押在英舰无畏号上（停泊于香港）。除了不能下船活动自由，别说拷打羞辱，舰上官兵还以军官之礼待之。押送加尔各答后，英人不仅给他安排独立居所，还配属了专职翻译和服务人员。
叶名琛之所以选择自尽。首先，他通过报纸了解到不少他原本接触不到的观念和信息，这个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其次，此时咸丰已将战败的锅全扣他头上，“叶名琛辱国殃民，生不如死，况已革职，有何顾忌”，他已无退路。最后，他觐见英国女王的请求被拒（一说，他想当面斥责英酋；一说，他想居中说和赎罪）。所以他最终选择了绝食而亡。
不过叶名琛死后英人将他的遗体送还大清安葬，也算是魂归故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