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消息传开，举国同哀。而华国锋在听闻此讯后，亦是心中悲恸。尽管已经隐退多年，且极少露面，可他还是藉由此向中央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请求。

在这个敏感时刻，华国锋又提出了什么请求？中央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原来，华国锋提出想要写一本回忆录，写一本关于他与邓小平相处过程中的那段特殊时期的回忆录。

这一请求也迅速得到了中央的全力支持，中央也派遣了专员协助华国锋写作。

1976年初，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病逝。举国同悲的背景之下，谁继任国务院总理也成为了人们关心的焦点。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毛主席提名了华国锋，要知道当时华国锋相较于一些同志而言革命时间比较晚，资历、党内地位也不是很高。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过去两个月，毛主席又提拔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

接班人的意味不言而喻。这个提名也很快得到了叶剑英、熊向晖等人的支持。

而毛主席去世之后，在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主导下“四人帮”被粉碎，国内局势也迅速发生了变化。

这里不得不提及的就是邓公的处境变化。在这一过程中，邓公的处境也迅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1976年末，住进了301医院的邓小平也重新获得了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这也暗示着华国锋等领导人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态度的悄然改变。

1977年7月21 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正式复出，重新执掌党内外各项重要职务。

不得不说的是作为过渡式的领导人，华国锋此时的一系列举措也因此难免饱受诟病。

一如“两个凡是”。公允的说，华国锋都不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但是在当时思想涤荡之下，作为领导人他亦是难辞其咎。而在围绕邓小平复出等两件事上的争论也几经波折。

1978年5月，中央党校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紧接着《光明日报》和新华社也发表了该文章，矛头不言而喻。其中又有多次的交锋，汪东兴、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华国锋亦是各有不同态度。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召开。而作为领导人华国锋定下调子，要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他还展开了自我批评，并在闭幕式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

邓公则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赢得了广泛认同。

接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则实现了路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开了局面。

1980年9月，华国锋主动向党中央辞去了总理职务。1981年6月，华国锋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式卸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退下来后，华国锋与夫人韩芝俊住在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过上了深居简出的隐退生活。平素里，华老种一些葡萄等瓜果怡然自乐，然后就是散步、练习书法。

1997年邓小平的去世，无疑触动了他的心弦。

“毛主席那段历史写了，我想把现在的这段发展写下来，还要写好……”

为了客观，华国锋让工作人员将文稿从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仅前三章的11万字便用了5年时间，第一稿完成也已是2007年（即《真相-1976年》，后更名《历史转折中的华国锋》）。

眼看着成稿太慢，自己身体又并不太好，华国锋又写信中央希望加速。如是之下，中央又成立了一个以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的华国锋资料整理小组。

对于小组的写作要求，华国锋再次强调要实事求是，不突出个人，要写出集体领导。而透过细腻的笔触、平实的语言，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段历史转折中的中国，感受到了那段波谲云诡的历史。

参考资料：[1]李海文.华国锋谈史传写作[J].炎黄春秋,2015(04):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