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由于受到淮海战役的影响，深感时局之动荡，钱穆决定南下暂避。

而在抵达广州不久，他便收到老友相邀前往了香港办学，殊不知此番与大陆一别，却成永别。就连与留在大陆的妻儿子女也是在长达31年后才再次相见。

历史关键节点上的选择就是这样充满了残酷性。

而当1990年钱穆去世，他亦是留下了自己的遗言——不要葬在台湾。

江南钱氏，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可谓是源远流长。其先祖可追溯至五代时期的吴越王钱镠。

钱穆，1895年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曾考取秀才，尽管当时其家中落，但教育之传统却犹在。是以钱穆自幼也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在其父去世后亦有本族义庄救济继续学业。

期间，他曾师从吕思勉。辛亥革命后，学校被迫解散，他被迫辍学。虽然没有接受大学教育，但钱穆却并未放弃学习，在小学任教期间，他一边读书，一遍自学历史和传统文学典籍，也发表了不少高水平的论文，是以名声日隆。

在他35岁的时候，他在顾颉刚的推荐下来到北京燕京大学担任了大学讲师，进而又连续受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学。所授如中国上古史”“秦汉史”课程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选修课等是备受好评。

抗战期间，钱穆跟随西南联大一路南下到了蒙自。有感于抗日前景之艰难，他也写下了他最为人熟知的一部作品——《国史大纲》。

抗战胜利后，曾经有人邀请他从政，但他婉言谢绝，坚持从事学术研究。

1947年11月，钱穆正式赴江南大学任教，并担任文学院院长一职。

而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尤其是三大战役的爆发，对于当时的中国文人学者而言无疑同样是面临着选择的，研究历史的钱穆自然也是其中一员。

这里就不得不提及胡适先生的“面包论”。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晓的是胡适早期可是“精苏”甚至还为此与提出“血海论”的徐志摩对喷，只是在访苏后，他就那啥了。

总之就是得做出选择，而钱穆的选择就是谢绝亲朋好友的挽留，南下避难——历史学家显然懂历史，也懂人心。

而在1949年春他选择前往广州，不过当时的广州亦是人心惶惶。仅仅在广州两个月后，钱穆便选择了受邀前往香港——这有政见与大陆不同，学术风格与台湾史坛相左的原因。

也就是他刚走后没多久，钱穆便被定为“三大反动文人之一”。

到了香港人生地不熟，好在他有名望，华侨工商学校请他当老师，办起了夜校，香港实业家王岳峰得知此事后，出钱给夜校租了几间教室，生活终于安定下来。

1950年起，夜校更名“新亚书院”，也是当时香港唯一的中文大学。20世纪60年代初，港英当局决定再建一所大学，将新亚书院、联合书院和崇基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钱穆亲自为学校题名。

但他和新任校长理念不同，1964年，钱穆辞职。两天后特殊时期到来，香港局势发生微妙变化，政治风暴开始，钱穆意识到了危险，果断和夫人离开香港，前往台湾。

对于他的到来，蒋介石是欢迎的。早在1942年，蒋介石曾经邀请他担任职务，但他婉言谢绝。但蒋介石很尊重他，表示只要他生活有困难，随时可以找政府解决。

后来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听说他要在台北买房子装修，亲自上门询问此事，安排阳明山管理局帮忙，不收任何费用，并将小楼取名为“素书楼”。在这座静静地小楼里，钱穆一住就是20多年，度过了平静的晚年生活。

1988年，民进党在台湾开始崛起，钱穆因为和国民党高官很熟，结果遭到了攻击。他的大女儿钱易在海外结束学术访问后来到台湾和父亲团聚，结果被民进党盯上，称钱易是党员，曾在大陆担任政协委员，但钱穆“知情不报”，要求钱易立刻离开台湾。女儿只好离开，但民进党继续抓着不放，称钱穆“非法占用市产”，要求他立刻搬出“素书楼”。

已经双目失明且95岁的钱穆被迫搬出了“素书楼”，三个月后病逝。

消息传出，台湾民众纷纷声讨民进党的行为，当局顶不住压力，后来把素书楼改成了“钱穆纪念馆”，市长亲自去参观，向钱穆夫人“道歉”，但钱穆夫人直言：“宁给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人住。”

钱穆逝世之后，台北方面提出将老先生葬在台湾。但其夫人和子女们不同意，他本人亦留下遗言不葬台湾。

1991年，钱穆夫人专程回大陆为丈夫选择安葬之地，有关方面得知后十分重视。

在当地政府官员的陪同下，钱穆夫人看了三个地方，最后选了一个最不好但最清静的地方，将钱穆安葬在苏州吴县石皮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