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革命家中，不少人亲身经历了民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初期建设和特殊时期等重要的历史时期。

而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洪流中，他们多次经受了历史的洗涤考验，因此对很多社会事件的认识也是鞭辟入里的，一如腐败问题上。

曾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的任仲夷就曾提到腐败问题，他表示腐败问题之所以难解决，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制约，此论便可以说是振聋发聩。

任仲夷的老家是河北省威县，1914年出生。

1935年，只有21岁的任仲夷参加了学生运动，一年后正式入党，开启了他的革命人生。

在抗战时期，他担任了鲁西抗日游击队第三纵队的司令秘书长，后来在多所军政干部学校任职，到抗战末期，已经担任了邢台市委书记。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了大连市委书记等职务，为东北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东北长期工作，担任过黑龙江省委书记。特殊时期到来后，他被扣上帽子下放到农村劳动，直到1972年才恢复工作。

在东北工作了8年后（也是在辽宁任上，他率先投入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批评两个凡是），中央安排他去广东省担任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他做到了解放思想，敢为天下先，为广东省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了响应邓小平大力提拔年轻干部，建议老干部主动退休，并废除终身制的一系列举措。1985年9月，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在参加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期间主动提出了退休请求，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带了一个好头。

在随后的党代会上，任仲夷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顺利完成了从一线工作岗位退到二线的调整。

虽然退到了二线，但中央考虑到任仲夷的资历、威望和特殊贡献，表示有意提名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责任重大。

对此，他选择婉言谢绝，坚持退居二线。他退休后，中央希望他到北京定居，继续在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发挥作用，其实就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请他“把把关”，但他坚定地说：“我该退了，就住广州！”

回到广州后，按照当时的流程惯例，任仲夷卸任广东省委书记后，作为老书记还能继续出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对全省重要工作提出建议，但他坚持不当。

广东省委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后依然坚持请他参加常委会，面对新领导班子的多次邀请，任仲夷明却说出了他不参会的原因，他说：“别人都说扶上马，送一程。我不那么想，老的不放手，新的怎么工作，究竟谁负责？”

显然，任仲夷不希望因为自己参会导致新的领导班子在工作中“有所顾忌”，进而影响工作大局。

不过任仲夷虽然已经离休，但他并没有就此真的放下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注，而是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谈一些他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看法。

他也非常重视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任仲夷曾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政治改革更要有勇气》。在文章中他提到：“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应该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学习借鉴“三权分立”的科学成分，创造性地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制衡政治体制。”

讲道理，发表这样的言论尤其是结合时代背景之下，无疑是有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而作为一位老革命，长期主政地方的大员他能坚持发表，足见其党性，足见其对腐败的深刻认知。他也无愧于是改革开放的先驱人物。

2000年7月，广东人民出版社经过整理编辑，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任仲夷论丛》，这部惶惶大作共收录了1976至2000年期间任仲夷数百万字文稿中的精彩选段。对一些问题可谓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2005年11月，任仲夷在广州病逝，享年91岁。而在他去世前留下了3条遗嘱：不搞告别仪式，不写生平，不留骨灰，尽显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他的高风亮节也值得后辈们推崇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