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格平
一
天津是北方的重要城市，工商业发达，有大批产业工人直接遭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当时曾有八国租界地。天津也是较早建党的地方。五四运动后，周恩来、马骏、邓颖超、刘清扬、郭隆真等同志先后离开之后，又有于方舟、彭真、于树德、李季达、李子贞、江浩等同志在天津活动。1928年以前，河北省叫直隶省。因为全省各县有许多人在天津的工厂里做工或学校里上学，党的火种也逐渐撒播到全省城乡。孟村回族聚居地区和整个沧州更是如此。
天津以南到黄河岸边，通称津南。我的家乡就在沧县的大堤东村（现属孟村回族自治县）。那时，我家有地千亩，是当地闻名的回族大地主。1921年春，我在南京北洋军阀直系所办军校毕业，后又到天津法国人办的工商大学补习班学习。在补习班学习期间，我接触到了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922年9月经共产党员张隐韬、团员小于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秋后，我经组织派遣，返回大堤东村，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创建团的组织。从此，我就成为地主家庭的叛逆者。
我有个堂兄叫刘子芳，是个有为的知识青年，他在旧军队里当过兵，由于家庭破落了，被人瞧不起，很是苦闷。还有一个贩盐的盐帮队头头族兄刘景泉。是年秋冬间都被我介绍入了团。次年春节期间，由刘子芳引荐其姑家表弟王俊峰（乐陵县杨马连村人）亦被介绍入团。遂即创建起大堤东团支部，刘子芳任团支部书记，刘景泉、王俊峰分任组织、宣传委员。紧接发展了五六个佃户和部分年龄大些的小学生入团。这是沧州地区第一个团支部。1923年4月及以后，又创建起沧县北小庄（今名正道村）团支部、韩石桥团支部，附近的挂甲林、新县镇、杨石桥、谭庄、王石桥、王帽圈、纸坊、张仁庄、盐山和沧县中学等地也都建立了团的小组。团员发展到几十人。
当时的宣传材料，有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还有五四以后新兴的一部分文艺作品和介绍苏联的一些文章及其他宣传品。最有力的宣传是1922年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等内容。这些主张深受城乡各阶层的拥护。这样一来，周围地主们也进行反宣传，极力进行破坏，说什么刘格平、刘子芳搞邪门歪道，有神经病，要青年们少跟我们接近，说跟我们学不了好。并大肆诬称苏俄十月革命是搞“共产共妻”。
这时，我们的革命活动还没有发展到危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地步，他们已经嗅出味道多少有点不对，自觉不自觉地在思想上就与革命力量对立起来。
二
1924年10月，当直奉大战在长城一带打得不可开交时，直军吴佩孚部下冯玉祥搞了北京政变，逼总统曹锟下台，吴佩孚也兵败南逃。于是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部编为国民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冯任总司令，因其顺应了时势，很快由几万人发展到十几万人，占据北京和直隶、河南两省大部。奉军张作霖也乘机进兵占据天津，直下山东，同国民军形成对峙局面。
当时，北方我党的任务是，团结、推动国民一、二、三军，反对奉军，把奉军赶出山海关，配合南方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扫清封建军阀势力，壮大我党的力量。于是，我们党派了一些党、团员到国民军中大搞军运工作，经过北京区委的努力，在这几个军中作了大量工作，广东国民党也派来了一些人。1925年春，我被天津党组织派往河南国民军二军开展军运工作。
我到河南开封市后，住进城宫角一个旅馆，碰到了张隐韬。张隐韬又名张宝驹，南皮县西唐家务人，在天津当过警察，曾参加五四运动，是一大时期中共党员，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高材生，在军校时参加了第一次东征。我俩一见面，都心情格外激动，交谈得知他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受党的派遣，来到河南国民二军，想不到我俩执行的是一样的任务。在谈到当前局势时，张隐韬说：“国民军，特别二军、三军，有的整师、整旅、整团，都是原直系军阀曹、吴旧部，并没有得到什么改造，一旦有事，都是靠不住的，我们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我很同意这个意见。我们约定到河南豫北新乡会合，分手后他去郑州向党组织请示。当时郑州是我北方党的活动中心之一；几天后他回到豫北新乡。他说在郑州几天没有得出最后结果，党内有些人不赞成我们自己搞武装。
驻豫北新乡的国民二军二师三旅，旅长史可轩，是国民二军最进步的一个旅长，张隐韬被任为该旅副旅长，我任该旅营级上尉副官，吴天民、吴亦生等同志办该旅军队俱乐部。后来，史可轩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到该旅后，深入部队，联系下级干部，不久，把军事教练所所长任警哉、独立营长许权中发展为中共党员，在该旅建立了中共党支部。
初秋时节，国民军决定攻打天津奉军。我们在张隐韬主持下，召开了党的会议，会上批驳了“党不应该搞武装”的错误观点，决定：张隐韬回沧州组织农民武装起义；我到天津市里组织工人武装暴动，然后会师津南。会后，我与张隐韬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我带了副官和卫员，自豫北新乡出发，化装秘密进入天津，同天津党组织取上联系，住进法租界。组织了300多人在市内做内应举行武装暴动，但失败了。
三
自河南豫北新乡同张隐韬分手以后，几个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很是着急。1926年初，移驻天津的国民军二军三旅史可轩突然找到我说：“张隐韬在南皮、盐山一带，向全国发了一个快邮代电，发表了津南农民自卫军宣言。岳维峻发电来，命令消灭这支军队，整个国民一、二、三军都震动了!”此时，岳维峻是国民二军军长、河南省督办，这个人很反动（后在苏区“剿共”被红军打死）。我听了愤愤不平地反问道：“为什么不可以组织武装闹革命呢？”史可轩说：“当然可以，不过这个名义一出来，有些人是害怕的。”
这时，我仍在史可轩旅里工作，一时想不出如何同张隐韬联系，真替他担心。一个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队伍，里边没有几个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又没有经过严格军事训练和战斗锻炼，很难经得起几个方面的军队围攻。当地还没有党的组织同他们有力配合，堤东的团组织刘子芳他们力量也不大，也不一定能联系上。两三天来，我有些不安，很想到张隐韬那里去。我便找到天津党的负责人于方舟，他对我说：“不了解那里的情况，不可盲目行事，你可先去了解情况，有什么事及时向党组织汇报。”我正要启程走的时候，恰好接到张隐韬发来的电报，要我急速赶到庆云县城或盐山旧县镇去找他。我喜出望外，第二天一大早带一个小警卫，持二军护照，乘火车南下，赶往庆云。
庆云县城驻扎着农民自卫军的第一大队，300多人。我见到了部队中一些熟悉的同志和老乡，问了他们一些情况，司令张隐韬没在这里。知道陈秀福（庆云县人）担任农民自卫军副司令。在这里我了解到他们在津浦路西耽误的时间太长了。被打败的天津的奉军李景林经津南南逃，才开过津浦路东进到盐山、庆云一带。如早过来半月，可以截住并收缴两三万溃散的奉军武器，真可惜。在庆云我也看了一下部队士兵，都是些基本群众，纪律是好的，就是有些呆板，不活跃，没有组织若干个宣传队，政治宣传材料很少，党、团员更少，更谈不上工作队，这些问题和弱点都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和克服。
第4天，大队派马队送我到旧县镇，这里驻着两个大队，一个骑兵手枪队，看到陈秀福在这里，张隐韬去天津还未回来。陈告诉我说：“把这部分军队宣布为农民自卫军，他精神上很有些不安”，要求我到盐山县城国民三军门致中旅探听一下情况。旧县镇距盐山仅45华里，步行半日路程，怕他们来偷袭，到那摸摸动静，做做工作，使他们不至于来突然袭击我们。于是，我带上警卫，骑马奔往盐山。北行25里地就是我的老家大堤东村，心想先到堤东看望一下团员同志们，能否组织一下武装力量和自卫军配合。遂进大堤东村找刘子芳和另外几个团员同志。这里团的组织扩大了，已经成立了堤东团工委，刘子芳任工委书记，王俊峰、刘景泉、马田三人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和青年委员。附近十几个回族村庄、几个汉族村庄都建立了团的组织，只是苦于没有上级经常来领导，没有可供学习和宣传的书或文件。我向他们说明了来意，大家都十分高兴。他们认为农民自卫军就是国民军，觉得他们纪律都很好，不打扰老百姓，就是和他们还没有什么联系，附近回汉民村庄青年农民都有参加农民自卫军的。我把农民自卫军是我党领导的一支队伍说明后，刘子芳他们马上表示要去旧县镇和农民自卫军进行联系。
我换便衣、持二军护照骑马来到盐山门致中旅司令部门前，警卫和门岗一听说我是从旧县镇来的，他们立刻集合一个班，一个个端着枪对着我，显得异常紧张，真是箭上弦、刀出鞘。一会出来一个人，别人介绍他是个参谋，问我是哪一部分的，我说是国民二军，要见他们旅长。他把我领进去。看他们神色对我很敌视，把护照给他看了，他即刻出去，不一会领进了一个人，那个参谋介绍他是旅参谋长。这个人一进门即喜笑颜开的说：“我还当你是农民自卫军的人，看了你的护照才知道是国民二军的，是友军，打天津时我旅在你旅左翼，我们在战场上还是很友好的，我们没打好。”我回答说：“农民自卫军和我们或你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反对奉军的，应该都是友军，那里面的领导，都是我的朋友。”我特别把司令张隐韬和一些主要骨干吹乎了一通，紧张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下。他说他们不了解，接到上面通知，要他们注意农民自卫军的行动。我听出他们没有打自卫军的意思，就放心了。谈了一个钟头多一点的样子，即上马返回。途经堤东又帮助团工委书记刘子芳做一下组织力量的计划，如何策应农民自卫军北上摆脱险境。当晚回到旧县镇。
正好张隐韬由天津回来，我们久别重逢，格外高兴。他说发了电报后，又自己去天津，想一定会在天津碰上我，没想到我会来的这么快。张隐韬和我谈了一个晚上，介绍他自从河南豫北新乡与我分手以后，从史可轩那里借了一部分人和枪支，又向二军弓富魁旅借了十几支枪，便乘火车北上石家庄转津浦线，在藁城进行集结，共四五十人，三四十支枪，继续向东走晋县、深县、武强、交河县至泊头镇一路上招收地方民团、散兵游勇等武装，达400多人，就在泊头镇召开大会，庄严宣布成立津南农民自卫军。遂即向东开拔，过津浦铁路，占领南皮县城，收缴了地主、民团、警察一百几十条枪支、弹药，可是经陈秀福说情又原封不动的退还给他们。这是很失策的一着。
农民自卫军继续东进占领盐山、庆云、乐陵北部以后，队伍已发展到一千几百人，成立了三个大队，一个50多人的骑兵手枪队。为什么发展的这样顺利，因为起义军的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奉张军阀，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反对欺压贫苦农民的土豪劣绅和恶霸地主。因此，深得广大农民的拥护。
张隐韬还向我谈到以下几个问题：一、当前的形势是好的，可惜我们的力量还很小，不容易独立站住脚；二、国民二军中比较可靠的只有史可轩这个旅，他下面有两部分是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即一个人数多的大营，营长许权中，一个教练所，所长任警哉，我们和这个旅合起来有发展前途；三、北方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四、群众基础较差，也没有像南方那样组织农民协会；五、农民自卫军里党、团力量很差，其实只有几个人，天津党组织要派些党员来，都是些青年学生，不懂军事，他没要；六、他说把庆云那个大队调来，明天即可到，至少要有一个大队打前站去泊头上火车到杨柳青同史可轩三旅的许权中、任警哉部合起来，农民自卫军就有了安全保障。第二天下午，驻庆云的那个大队调来了。
张隐韬是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即司令，令我任副总指挥，兼任参谋长。在讨论摆脱险境而北上与史可轩旅合并的问题时，陈秀福不同意，认为他的身份高不适合到一个旅里工作，后也勉强同意了。张隐韬对我说陈这个人是滑头，不好共事。我说张：“你找错人了。”我对史可轩部队里的某些人也感到厌恶，不大愿意再和他们搞到一块，既然张隐韬已经决定了，我只好待一段看看。农民自卫军纪律好，还没来得及给群众办多少好事，只作了一些宣传工作，群众已经感到满意了，每天都有不少穷苦青年农民来报名参军，基本上都劝回去了，因为一是没有太多的枪支，二是没有足够的给养，每一个干部战士月发军饷只一块大洋，同军阀兵比起来少得可怜。我们率一大队和骑兵手枪队北上离开旧县镇时，群众男女老少沿街沿路来送行。
这天自旧县镇提前吃过晚饭后整装出发，向西行18里进入乐陵县界，天快落太阳时，抵达觏章寨子，驻进一个大地主院内房子里。我和张隐韬安排好部队，就住进一间屋里正谈着话，警卫员进来报告，驻盐山的三军门致中旅派人来到这里号房子，大概有一个班的样子，张命令把他们的头头找来，一会功夫找来他们一个排长和一个班长，他们说奉命来这里号房子，他们部队要开到这里驻扎，要从这里南下迎击山东的奉军。送走他们，张隐韬不安地向我说：“门致中是不是想来打我们？我们怎么办好？”他踌躇一下果断地说：“我们到泊头去上火车，到那里给史可轩发个电报，要他派人来接。”我说：“一大队今天行程已经60多里，部队太疲劳了，这里距泊头将近百里”。他说：“可让部队休息到午夜两点再走。”我们想法是，津浦铁路从德州到天津都是国民三军的防地，二军各部队里有国民党右派在里面活动，共产党员也在里面活动，史可轩这个旅更好一些，不会出大的问题。
子夜2时，部队自寨子启程，走了半夜，上午10点才到古城南皮，部队情绪高涨起来，认为进了城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不料弓富魁部奉命已由德州退守泊头，并派20名骑兵来南皮配合民团、警察守城，四门紧闭，不准农民自卫军进城。打前站的三名骑兵继续交涉，三名骑兵跑回来报告。张隐韬叹了一口气；“现在他们不让我们进城，部队继续前进到南关再说。”到城南关驻下、休息、吃饭、放好警戒。张隐韬和我商议，要我前去问一问，看看他们到底搞得什么鬼?因为我有国民二军的身份证，谅他们也不敢对我们无理。我刚到南城门口正好碰上史可轩派来与弓富魁取联络的副官韩西城，韩告诉我，经与弓富魁交涉，要他给农民自卫军让道，从泊头上火车开赴天津，他不答应，因他接到命令攻打农民自卫军，还派20名骑兵来南皮县城防守不准放农民自卫军进城，提醒我们要多加防备。韩说完就返回天津去了。事情紧急，我赶紧返回向张隐韬报告，商量对策。
面对如此危急军情，张隐韬沉思良久，他说他到前面村里雇一辆车赶到砖河火车站，乘火车赶到天津，要史可轩派部队来接。让我先管起这个大队在后边走。对这个大队我是不熟悉的，只在庆云接触了两三天，但在这紧急关头我只好接受。他把这个大队里的领导和骨干给我介绍一下，只有两点我实在不放心，一个是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原在弓富魁旅当过连长，是陈秀福的侄子，下面三个连长有一个是我们的新同志，那两个都不认识。还有一个手枪队长是个十八九岁的白面书生。我要一个匣枪，弹仓里压着10粒子弹，把子弹袋交给了我那个警卫，太麻痹了。
农民自卫军大队东绕过南皮县城向北折东北朝砖河火车站前进，大队后面是50人的骑兵手枪队。我与张隐韬随手枪队边走边谈，他坐上雇来的畜力轿车子带一名警卫头前走，我们未走出十数里远，忽听前面响起激烈的枪炮声，稍停片刻，有个人喊起来：“看，前方哪里来的马队？”只见三里远处有一队骑兵猛扑过来，后面还有步兵配合，我们意识到了弓富魁的伏击，他们先开了枪。我告诉身边的队长，靠近了再开枪，远了打不着，不要浪费子弹。队长发令后，手枪队战士有的慌乱开枪，不听命令。眨眼敌人马队冲到近处，手枪队一起还击，敌人也怕死，掉转马头退回去。这时相隔一里之遥的张隐韬跳下车子边跑边喊：“格平快给我匹马!”手枪队骑兵全部跑散，我喊他们不要跑，听指挥，但谁也停不下来，我骑的这匹马也拼命地蹦跳着要往回跑，敌人20多匹马队见状马上向我追过来，离我最近的那个村子有100多步远，我高喊：“隐韬，你快往东面村里去！我掩护你！”这时敌人骑兵只离我二三十步远了，我开枪打倒敌人两匹马，有几个敌人从马上跌下来，张隐韬手使二把驳壳匣枪，一连打倒六七个敌人，才不敢追了。我的马鞍子也被打坏了，随即跳下马，伏在土岸边上，又打了几枪，眼瞧着张隐韬进了那个村子，我才稍稍放了点心。敌人又有几十匹马队冲过来，我枪里只剩下两粒子弹，我便跑进了南面一里多地远的一个村子里，翻身跳进了一个农民院里藏起来，枪扔进水缸里。等听不到村外有什么动静了，我出院来到村头，见南边又有几十匹马队、散兵向这村子包围过来。这时有个老乡告诉我说，在东村抓了一个你们的人。我想一定是张隐韬。我决心要冲出包围，设法营救张隐韬。因我的装束像个学生，一看俨然是上层人家的子弟。容易迷惑敌人，我便壮壮胆，慢悠悠地出村，向东南走去，包圈过来的敌人骑兵遇见后也未加盘问便安全脱险了。我走出10里左右，在一个村头小店里投宿。晚上，凑来许多农民围着我，他们知道了我是白天打仗下来的人，我也向他们介绍了农民自卫军为保护穷苦农民利益闹革命和被攻击失败的情况，大家都很同情。
次日一大早，我雇了一头毛驴骑上赶到砖河车站乘上火车。到砖河后先给史可轩发了十万火急的电报，然后赶到天津立刻找到史可轩，告诉他所发生的这些情况。他是极表同情和愤愤不平的样子，他马上给弓富魁写了营救张隐韬的信，信中的语言很严厉。我立刻又乘火车赶往泊头去找弓富魁。弓富魁见了我，他装作愁眉苦脸地说：“已经把张隐韬枪杀了！”我严肃地追问他时，他吞吞吐吐地补充说：“他们把他枪毙了。”我问他：“他们是谁？你是旅长，你不下命令谁敢枪毙？！你知道张隐韬是什么人？是广东派来的代表! ”他含乎其词地推脱责任说是别人枪毙的，其实他们是预谋好了的。末了弓富魁还向我提出要我留在他旅里给我个排长官做，我气愤地回绝了他。赶紧回到天津把情况告诉了史可轩，并向天津党组织作了汇报。
回到天津不久，有几个农民自卫军的同志也回到了天津，他们告诉我：那天，随大队去砖河的路上，遭遇弓富魁一连骑兵、约两营步兵的截击，各连队自动散开进行迎击，大队长竟然在前头慌慌张张的阻拦，并带头缴械投降了。结果连以上的干部都被弓富魁下令枪毙了，连大队长——陈秀福的侄子也未剩下。敌人押着张隐韬连夜往旧县镇赶。退回旧县镇去的农民自卫军骑兵手枪队，经狄桥和寨子时遭受敌人阻击，打了两仗至拂晓时才退回到了旧县，同陈秀福率领的二、三大队会合。
旧县镇，当时是沧（县）、南（皮）、盐（山）、乐（陵）四县共管的，有千户人家古老的大村镇，西街隶属南皮管辖，西门里有个小土围子据点，农民自卫军二、三大队和骑兵手枪队共八九百人就驻在里边。二军弓富魁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连，约500多人押着五花大绑的张隐韬司令在西门外附近树湾子里，同站满围子墙上的农民自卫军列队相对，间隔不足一百米左右，喊话都能听见。敌人逼迫张隐韬向农民自卫军下命令缴械投降，被张司令严词拒绝，怒斥他们无理和反对最革命的友军，敌人厉声威胁道：“你不下命令叫他们投降，我枪毙你！"张隐韬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地说：“你们要枪毙我，那好，我有个要求，把你们的部队集合起来，把附近老百姓都找来，我有话要给他们讲，讲完后随你们的便！”敌营长照办了，召集来群众很多，连士兵都算上有两三千人。张隐韬被圈在中间，他怀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慷慨陈词，讲了两个多小时。指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的黑暗统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新中国，才能从苦难中把劳苦大众解放出来，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又说到自己身世：“我是个梦生，只有个母亲，在天津给人当奶妈子，苦巴苦结供我上学念书，长大成人后，让我为天下穷苦人办好事。”广大敌军士兵和群众听了无不感动的哀泣而落泪。张隐韬把刑场当成讲坛，阐述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苦难，教育敌人士兵和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目的一是有力地驳斥了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敌人胡说什么苏俄和共产党搞“共产共妻”的恶毒诬蔑和攻击；二是借以拖延时间，等待农民自卫军出击救援。但副司令陈秀福借口怕激怒敌人开枪打死张司令，不准农民自卫军出击，眼巴巴地看着敌人开枪打死了张司令。当时如果近千名农民自卫军进行突然袭击，抄敌后路，会把人救下的。当敌人营长宣布行刑时，他已经内心不忍亲自下此毒手了，便令连长，连长又令士卒开枪，但都双手打颤，垂下了手中武器，不敢用泪眼正视张隐韬了。结果过来一名“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从背后一枪杀害了农民自卫军司令张隐韬。
面对此情此景，广大群众和敌人士兵明知杀是不应该的，然而敢怒不敢言，唯有叹息和泣不成声的悲切而已。站在围子墙上的农民自卫军，完全能看得清楚，绝大部分人看到自己的司令被敌人枪杀，都气红了眼珠子，几次请战，都被陈秀福拒绝和呵斥。广大农民自卫军士兵出于对陈秀福见死不救的气愤和悲观失望，喊声“不干了！”一呼百应，纷纷持枪离队，四散回家。陈秀福只带了庆云籍原民团改编进来的一小部分人回了庆云。这场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就这样失败了，这支新生的津南农民自卫军就这样被国民二军中反动军阀扼杀于摇篮之中。张隐韬牺牲时间是1926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享年仅24岁。
张隐韬创建和领导的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是北方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最早尝试。
四
1926年7月，我在天津，经天津党组织负责人于方舟、李季达二人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这年秋天，我入党后一个多月，中共天津地委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派出了4个中共特派员兼国民党特派员，我便被派到津南，冀东为张明远，冀南王维刚，保属翟少迟。因为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方的国民党是我党帮助建起来的，国民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共产党的干部都跨党加入国民党，是我党三大决议提出来的。
我9月到了沧州以后，首先到沧县省立二中创建起沧州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发展的都是学生，支书叫郝树模（南皮郝庄人），支委是王佩琪（盐山旧城人）和曲作民（东光人）。紧接到泊头省立第九师范，创建起九师支部，支部书记是南皮马村郝庄的郝兰汀。之所以时间这样短促就能组建起来，是我充分利用了家庭的世交关系和学生不满封建军阀黑暗统治而忧国忧民，并为将来职业担心的失意情绪。当月，我从泊师赶回家乡沧县大堤东村，主持了堤东团工委领导成员由团转党，创建了沧州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大堤东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宣传、组织委员，分别由刘子芳、王俊峰、刘景泉担任。第二天又到北小庄主持了团支部领导成员由团转党，韩风奎、刘义元、张树林和韩风荣4人，分别担任支书、军委、宣传和组织委员。光在沧县东南由我与刘子芳分别主持由团转党而创建起党支部或党小组的就有很多村子。是年冬，我发展了丁庄子丁芝兰及其妻马庚二人入党，指定丁芝兰任支书；盐山纸坊党支部是由团转建的，支书柏凌云；刘石桥亦如此，支书刘老四；杨石桥党的负责人都叫他马四爷（名马恩祥），王石桥、谭庄两村的党、团组织主要由他负责组建的，因他是这几村盐帮的头头。韩石桥、王帽圈、张仁庄、挂甲林等许多村由刘子芳、刘景泉他们负责发展的。次年4月，我发展了盐山辛店刘金亭入党，指定他任辛店党支部书记。挂甲林支部书记李观三，他枪打的好，我数次去找过他。南皮马村高小我去发展了刘玉潮入党，指定他任支部书记，他又发展了王基堂（黑龙村地主庄园的长工）入党。我先后从家乡大堤东前往盐山、庆云、吴桥莫家场、故城、宁津长官及铁路以西的河间、献县等地，发展和建立了党支部。我在沧县铁路火车站，发展吴振帮（都叫他根八，孟村镇人）入党，建起车站党支部，吴振帮任支书，他常到堤东找我或刘子芳联络。到1926年底，我开始筹建中共津南特委的工作。
我在沧州，经过将近半年的紧张工作，到1927年的2月，我以津南特派员的身份，正式创建中共津南特委。在沧县大堤东村，先后两次召开筹备和成立会议，我任特委书记，特委宣传委员邸玉森，组织委员刘清廉，军事委员刘子芳。特委会议决议建立一部分中共县委或工委，这些县委或工委是：中共河间、献县县委，书记刘清廉（兼）；盐山、庆云县委，书记邸玉森（兼）；沧县县委，书记刘子芳（兼）；杨马连工委，书记王俊峰。会议还特别决定沧县县委书记刘子芳，同时负责领导南皮县、交河县、宁津县的党务工作。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亦基本依然如此。我组建各地县委的同时，在献县杜生镇、相国庄、张庄，庆云杨庄子、上堂郑家，也组建起了一批新党支部。到1928年上半年，以沧州为中心的津南地区约有中共党员400多名。
1927年夏，省委调我到顺直临时省委工作后，派了省委秘书杨天然担任特委书记。因他是河南人，口音不对，情况不熟，到农村活动有一定困难，不到两个月就奉命调回了省，仍派我继续担任特委书记。这年的下半年，省委又加派李怀才与我一道工作。
我在沧州工作，自建立特委以后，就加强领导和团结各县的党组织，积极扩大党的队伍，发展农民协会，建立武装，积蓄力量。如沧县县委建起了盐帮手枪队，献县、庆云县委分别着手建立秘密武装民兵和民团，进行了土匪武装的改造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就组织武装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