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法裔英人拉克伯里《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提出“中国人种西来说”,即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国王黄帝率领“百姓”来到中国,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其中理由之一,就是古代两河流域与中国一样都有“二十四节气”。
过去,关于二十四节气来源,网上什么消息都有,有的说是源自苏美尔,有的说源自古希腊,还有说源自古埃及。除了二十四节气之外,其他很多东西来源也认为是这样,比如“二分二至”。总之,先进的、美好的东西,源头都不可能是中国,必须是苏美尔、古埃及、古希腊等才行。
问题在于:其他东西暂且不谈,二十四节气只符合中国气候特征,根本不符合地中海周边气候特征,因此苏美尔、古埃及等不可能搞出“二分二至”和“二十四节气”,难道苏美尔、古埃及等可以让客观规律下跪?
其实,从气候特征上已经可以证明“二十四节气”源于中国,但架不住一些骨骼清奇之人,总能刁钻的提出一些问题,比如有人认为中国“二十四节气”是在苏美尔影响下出现的,或者说最原始的源头还是在苏美尔等。接下来,从考古角度看待二十四节气起源,肯定完全起源于中国。
首先,6500年前出现四个节气
按照西方历史描述,苏美尔天文历法非常发达,发达到深不见底。以考古实据看,苏美尔天文起源并不早,距今也只有5000年。但中国天文历法出现的时间,要远早于苏美尔,比如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龙虎墓群,距今6500年。龙虎墓群由四座墓组成,构成了一幅“骑神兽升天图”,四座古墓沿子午线向南排列,每座古墓间隔大约25米。
主墓的墓主两侧是青龙与白虎,代表青龙星象与白虎星象,显示当时已经划分出“二十八星宿”与“四灵”,东西北还有三具少年尸骨,墓主脚下还有一个“北斗”。最南边的一座古墓中,还埋了一个少年尸骨,且北斗斗柄用的是这位少年的腿骨。
综合文献与考古可知,四个少年就是“分至四神”,古人认为有四个神仙掌管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至于夏至神为何被埋在最南边的古墓中,这是因为“北方象地、南方象天”,天国在南方,而墓主升天途中不能被阻碍,所以夏至神被埋在最南边古墓中,所以尚书中提到夏至时特别说“敬致”,所以尚书中唯独夏至神没有固定地点。
总之,通过西水坡龙虎墓群,可以确认一点,即6500年前中国已有“二分二至”这四个节气,就是将一年划分为四个节气。也就是说,后来的“二十四节气”,在6500年前应该还只有四个。
需要说明的是,古人确定“二分二至”的办法,采用的是“立表测影”,根据正午日影长短判断,夏至最短、冬至最长。姑且不说苏美尔天文起源比中国晚,就算它搞出“二分二至”,在方法上也与中国不同,没有文献说苏美尔等西方也使用立表测影测时。
其次,4000年前出现20节气
我们都知道,到了距今6000年之后,中国农业进一步发展,尤其5000年之后,甚至出现为了争夺土地资源的战争,最典型的是黄帝蚩尤之战,背后折射的是农业大发展,优质土地资源变得稀缺。在这一阶段,考古不时发现的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也说明了农业大发展。
农业更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是能掌握更精确的“农时”,而农业大发展的需求,又刺激了天文发展。于是,考古发现4000年前,由此前的一年“二分二至”四个节气,精细化为一年“二十个节气”。
上个世纪,在山西临汾襄汾发现“陶寺遗址”,与帝尧时代吻合,如今一般将陶寺遗址视为尧舜之都,该遗址出土过一根圭尺与一个观象台。其中,圭尺用于“立表测影”,陶寺圭尺上的夏至刻度被突出,也印证了尚书中对夏至神特别“敬致”的记载。中科院学者何驽、高江涛等都曾指出:圭尺与观象台都表明,陶寺文化时期一个太阳年共有20个节令。
最终,应在周朝时期,古人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将一年更精细化的划分,由此出现24节气。
因此,从西水坡二分二至四个节气、到陶寺二十个节气、再到周朝二十四节气,是逐步发展演化而来的,不是古人一开始就划分出24节气,这是“二十四节气”源于中国的铁证,也符合认知探索逻辑。
反之,“二十四节气”也犹如一面照妖镜,谁的比中国早,谁这段历史肯定是伪史。
种地时节表,中国人总想往土里埋点啥,等收获,而西方人总想着抢点啥,用不用这个
说实在的,由于太过久远缺乏记录,二十四节气的起源细节肯定难以追溯了,但留存在二十四节气中本身的线索应该能证明起源于中国,这点已得到国际的认可,所以才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二十四节气中二分二至是有特定的天象的,北半球都可以观测到,但除了这四个节气之外,其它节气则是具有地域特征或文化特征的。比如,雨水预示着雨季即将来临,惊蛰预示着雷雨天气逐渐增加,等等,这些都是有地域性的,即并不是北半球所有区域都这样的,还与地形地貌有关。根据这些线索就可以比较准确地确定二十四节气的起源地,别人想抢也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