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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描述了蒋军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与蒋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处长董益三之间的一场打斗：“正在午睡的那位学习组长，连忙爬了起来，拿起纸条一看，随手就向黄维脸部打了一耳光。那位组长既打人在先，黄维也就决心还击于后；只见他剑眉倒竖，怒眼圆睁，右手握拳朝对方脑门猛力击去。如不是梁司令官手疾眼快，把那位组长向旁边一推，那一拳落在头上不死也得重伤。”

沈醉写的那位“组长”就是董益三，拉架的“梁司令官”就是“太原绥靖公署”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地区武装总指挥梁培璜。

沈醉刚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时候，跟组长董益三似乎有些过节，所以就把黄维描写成了一个可以一拳打死人的武林高手——且不说黄维在军中素有“书呆子”之称，就是他有郑庭笈、宋希濂的武功，也未必能打得过在军统当了十多年特务的董益三。

沈醉的回忆录很精彩，但是也有很多不尽不实之处，董益三比他早到功德林，迎接“老同事”、“老上级”沈醉的时候却很不客气，沈醉送给董益三一整条“大前门”香烟，董益三却只拿了一支，剩下的又都丢还给沈醉。

这一送一丢，让沈醉感觉受到了侮辱，当过蒋“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官的汤尧还在旁边拱火：“人家是学习组长，你送烟给他，不是想拉关系吗？”

董益三不要的香烟，汤尧毫不客气地拿走了一包，还表示自己没烟了再找沈醉要，所以沈醉认为汤尧很给他面子，而董益三太能装——董益三在军统的时候，是电讯处副处长，比总务处处长沈醉低了半级，现在当了沈醉的组长，则让沈醉很是不爽。

沈醉说黄维一拳下去董益三不死也得重伤，是判断失误还是故意说了假话，盼着董益三被打懵圈，咱们还是从这两人的年龄、体质和格斗经验三方面去找答案。

董益三是组长，却不是沈醉的组长，据沈醉回忆，他刚从重庆战犯管理所移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时候，编在第二组。学习组长是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生活组长是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同组的有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据说董益三和韩浚合起来，就是《特赦1959》中叶立三的历史原型，原因咱们一会儿再说）、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等十来个人，在这十来个人中，沈醉只认识对谁都笑呵呵的王耀武，长须飘飘的黄维根本就不理他——黄维是陈诚土木系干将，而土木系一向与军统势如水火。

戴笠临死前，就有“三陈端戴锅”的说法，那就是说CC系的陈立夫陈果夫加上土木系的陈诚，整天磨着老蒋要取消军统，原军统东北区区长文强（就是《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在《戴笠其人》一书中回忆戴笠坠机前半个月对他发牢骚：“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

戴笠这番话，被《风筝》引用，变成了戴笠对“军统四哥”徐百川的抱怨，但是我们不能说徐百川的历史原型就是文强——文强是军统唯一的“处、区”级中将（1946年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时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联名保荐、戴笠申请、老蒋批准晋升的中将），而徐百川只是个上校，他们最大的相同点，就是都当了政协委员，上校徐百川当年是没有资格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

文强在军统混到中将军衔，后来又在淮海战场当了杜聿明的副参谋长代参谋长，黄维自然不会找他的麻烦（文强在加入军统前的资历更是惊人，借给黄维十个胆子，他也不敢惹文强），但是对当过军统电讯处处长的董益三，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前面咱们说叶立三身上有董益三的影子，也不是毫无根据：叶立三是海归机电专家，董益三也是海归，而且是专业的。

董益三跟我党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来后跟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吴敬中的历史原型吴景中、后来成为军统行动处少将处长的程一鸣一样，都当了“叛徒”——余乐醒后来幡然醒悟重回我党，程一鸣极有可能是假叛变真潜伏，并于1964年12月从澳门秘密回归，带回了大量机密情报和电台、枪支弹药，谁也不知道他带着十多支有声和无声手枪、电台和特工毒针是怎么过的海关。

董益三是黄埔六期毕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足足打了四年游击，才于1931年被捕入狱，出来后跟组织失去联系，这才加入了复兴社。

董益三很受戴笠器重，沈醉回忆：“抗战胜利后，戴笠为了培植董益三接替电讯处处长魏大铭，把他送往美国去学习电讯管理工作。董在美国时，结识了一个与戴笠齐名的特务头子康泽。康回国后，蒋不让他再搞特务，而任命为十五绥靖区司令，负责指挥襄樊地区的军事工作，他便邀请董去担任他的第二处处长，在那个地区搞军事情报。”

我们看沈醉回忆录中的老照片，就会发现董益三个子也很高，四年的游击生涯，再加上美特训练（美特的训练内容可不仅仅是电讯管理，还有格斗和暗杀），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吹捧在淮海战场时使用毒气的黄维——他当年的罪行，就是今天拿到海牙，也得把牢底坐穿。

黄维并没有什么骨气，据文强回忆，他被俘的时候很乖，一点反抗和自杀的意思都没有：“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连声说糟了糟了，赶快把汽车集中起来，摆开一道防线。黄维也急了，坐上一辆坦克车想冲出去，被解放军堵住了。‘下来！下来！’黄维被俘了。”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在淮海战场使用了大量糜烂性毒瓦斯和窒息性毒瓦斯，这件事他自己也承认，不知为什么却有人视而不见：“当时因为这是违背国际公法来屠杀同胞的罪恶计划，没有予以公开，在兵团部只有我、胡琏、正副参谋长和第三处处长以及各军军长知道。（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

毒气弹的元凶首恶黄维并没有被判刑，这让奉命使用该弹的十二兵团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很是意外：“淮海战役结束之后，追究战场上施放毒气的责任时，只有覃道善和几个人因负了下令放毒气和执行的责任，被判处了‘死缓’。他当时并不知道，等到了北京战犯管理所之后，他才知道黄维和杨伯涛他们都没有判过刑，这时他有点难过。”

沈醉的回忆录有很多地方自相矛盾，他一面说黄维剑眉虎目威风凛凛，一面又说黄维重病在身弱不禁风，是战犯管理所救了他一命：“当时，我国还不能自己生产治疗结核病有特效的链霉素，苏联虽供应了一些，但他们的药物性能也还达不到标准，只有美、英等国的质量过了关。可是，美国又对我国进行封锁。政府为了抢救杜聿明、黄维等人，不得不通过香港、澳门买回一些这类的药物。”

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多次采访过特赦后的黄维，据他回忆，黄维被俘时身患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附睾结核、精囊结核等五种结核（也不知后两种结核是咋得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对于黄维来说，功德林目前不是他的学校，而是他的医院。在一间周围有花草的房屋，里面安放着单人钢丝床。黄维静静地躺在上面，每天享用着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小灶病号饭。”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天能有一斤牛奶两个鸡蛋，省部级领导也没这个待遇，黄维五种结核被全部治好，却似乎并不感恩，总是怪话连篇跟“同学（当时战犯管理所在押人员互称）”闹别扭，最后连他的老部下邱行湘（陈诚当十八军军长时的少校副官）也看不下去了，在小组会上揭了他老底：“‘老头子’把你父亲给你取的别号‘悟我’错写成了‘培我’，你便认为这是‘老头子’很明白地告诉你，他要培养你，你便引以为荣，并且从那以后把你父亲给你取的名字不用而改用培我。你为了要想升官发财，连父亲取的名字都可以不要，而去用别人改的名字。你的气节在哪里？”

自古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黄维在内战时使用国际公约禁止的毒气弹，战败被俘又不肯杀身成仁，特赦后也不拒绝当文史专员写骂老蒋的回忆文章，说他如何“有骨气”，是“真正的军人”，纯属睁着眼睛说瞎话。

沈醉说黄维能一拳打死或打伤董益三，更是吹牛上天——他倒是想让黄维打伤董益三给自己出气，可是“书呆子”、“病秧子”黄维喘气都费劲，那小拳头又有几两劲头？

黄维最后还是改变了，他1975年特赦后没有像周养浩那样决定去找垂死的老蒋：“我早在二十七年前被俘那一天就拿定主意了，如果能出狱，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三年内战妨碍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才要搞科学实验，发明一种举世无双的机器，把三年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万一！”

春风化雨，顽石点头。黄维的转变值得称道，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在淮海战场大规模使用毒气弹无罪，更不能说他单打独斗一定能胜过军统出身的董益三，读者诸君看了相关史料，肯定也有自己的判断：在您看来，黄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从他执着发明永动机一事来看，他当十多万人的兵团司令，是不是小马拉大车？

最后再说一句：黄维的妻子蔡若曙苦等了他二十七年，却在黄维特赦的第二年投河自尽了，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张鲁谋士批评马超的一句话，至于那句话用在黄维身上合不合适，读者诸君心中想必都有一杆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