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法租界的华人巡捕

黄金荣在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年）初步涉足法租界巡捕房时，仅是一名普通的包探。那时的上海，正处于外来势力和本土文化交融、碰撞的阶段，法租界作为外国列强的象征，有着严格而复杂的管理体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金荣由包探逐渐升为探目。探目职位让他有了更多接触高层决策和复杂案件的机会。这一阶段，他开始积极与法租界内的其他外籍巡捕建立联系。

进入到督察员的行列后，黄金荣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他开始利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巧妙地从中谋取个人利益，如通过与外国巡捕的勾结，共同打击竞争对手，或是在处理案件时偏袒某些商人以换取金钱和资源。

最终，黄金荣成为了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这在当时的上海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一职位上，他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自由。在任职期间，他控制了法租界内的警务活动，更是通过自己的权力，在上海地区内部署了一张庞大的网络。他的门徒遍布上海的各个角落，从商界到下层社会，都有黄金荣的眼线和助手。

黑金帝国的构建

在那个法治混乱、以权力为主导的年代，黄金荣以督察长的身份作为掩护，将目光投向了上海滩的地下世界。他通过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逐步染指赌博、鸦片贩卖等非法产业，并建立了一套高度运作效率的利益链。

黄金荣最先将精力集中在赌场的经营上。他利用自己在法租界内的影响力，迅速开设了数家赌场。这些赌场多设于法租界的核心地带，以便利用其特殊的司法保护，同时又能吸引大批豪客和市井赌徒。赌场内部，下注的金额从几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达官显贵都成了他的客户。

随着赌场收入的暴增，黄金荣的野心也进一步扩大。他开始与法租界的其他势力合作，共同经营跑狗场。黄金荣通过引进赛狗和投注制度，大大提升了跑狗场的盈利能力。为了保证生意的长久，他还与一些权贵和洋人达成协议，确保其经营范围不受干扰。

鸦片贸易的利润同样让黄金荣看到了更大的财富机会。他以警务职位的便利为掩护，暗中参与鸦片交易。通过控制运输渠道和分销网络，他将鸦片贸易组织得井然有序。黄金荣还建立了自己的分销系统，将鸦片从码头转运至城市各个隐蔽的销售点。这些销售点多设在人流量大的地带，由他的手下负责经营，保证了贸易的隐秘性和安全性。

黄金荣的势力网通过这些非法产业迅速扩张。他雇佣了一大批心腹和打手，负责保护生意和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他还与其他势力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利益分配建立起复杂的关系网。一旦有竞争者试图染指他的领域，他会迅速采取行动，无论是收买、威胁，还是暴力手段，黄金荣都毫不犹豫。他的手段使得他的产业在上海滩几乎没有对手。

绑架与敲诈

某日，黄金荣正在家中品茶，突然有下人前来禀报，说门外有一位夫人求见。下人进一步汇报她的容貌尚可。黄金荣没有急于露面，而是吩咐下人以自己不在家为由推辞。夫人并未放弃，而是急切地表达自己的来意，说自己的丈夫是四明公所的一名董事，昨日一夜未归，现在音讯全无。这一消息传到黄金荣耳中，他立刻明白了其中的情况，因为所谓的失踪，实际上正是他安排的一场戏。

黄金荣对于四明公所并不陌生。作为上海滩颇有势力的一个组织，四明公所在法租界范围内一直与他存在利益冲突。几次正面交锋中，四明公所的人成功抵挡住了他的试探，这让他早已心存不满。

甘太太在焦急和无助中再次登门，这一次，黄金荣不再让人敷衍，而是亲自出面迎接。他表现得格外热情，仿佛对甘家的困境充满关心，甚至安排下人奉上茶水安抚对方的情绪。在看似亲切的谈话中，他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显得既“合情合理”，又难以反驳。

黄金荣表示，当前绑匪要求赎金数额巨大，解决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他建议先交付4000大洋作为第一笔款项，以确保甘董事的安全，同时也让绑匪释放一些善意，保证甘先生能与家人通话或者见面，以此打消甘太太的疑虑。随后，他提到，只有等这笔钱到账后，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空间，而剩下的款项必须尽快筹齐，才能换回甘董事的完全自由。

他的语气里透露出一副为甘家尽力周旋的姿态，但实则是精心设计的圈套。这番话既让甘太太看到一线希望，又巧妙地把压力和责任完全转嫁到她身上。黄金荣在话语间还特别强调绑匪的“危险性”，提醒她必须迅速筹钱，不然可能连这样的机会都无法保住。

绑架案的落幕

甘太太在这种压力之下，试图四处筹集资金。她卖掉家中值钱的首饰，甚至低价处理了一部分产业。黄金荣的手下对此了如指掌，并在背后推动事态的发展。他们会时不时地“建议”甘太太不要惹怒绑匪，以免她丈夫遭遇不测。

当甘太太的筹款逐渐接近第一笔赎金要求时，黄金荣却让绑匪“意外”提高条件，声称需要额外支付费用才能确保释放人质。甘家为了应对这突如其来的要求，只能继续变卖资产，甚至向亲友借债。这种无休止的勒索彻底打乱了甘家的正常生活。与此同时，黄金荣暗示甘太太，金钱可能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她需要作出更多“牺牲”。

在几轮假装的“谈判”后，甘家终于凑齐了第一笔赎金，送到了黄金荣指定的地点。然而，事情并未结束。绑匪再次传出消息，要求第二笔赎金才能释放人质。甘太太面对这样的局面，只能继续听从黄金荣的安排。黄金荣以“协调人”的身份，不断派人向甘家传递“绑匪”的最新指示，而这些信息的内容早已由他精心设计好。

黄金荣在这场戏中，不仅将赎金金额抬高到7000大洋，还通过进一步控制事态的发展，从中榨取了甘家更多的利益。他对甘太太的身体和尊严进行了严重的侵犯，以此作为“妥协绑匪”的附加条件。

最终，这场闹剧以甘家交付最后一笔赎金而告一段落。甘董事虽然被“释放”，但却早已元气大伤。而黄金荣不仅从中获利颇丰，还成功打击了四明公所的力量，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大的控制权。

晚年的困境与忏悔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处境急转直下。他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势，随着新政权的巩固而被逐步削弱。昔日那些仰仗他权威的追随者、依附他的门徒，纷纷与他划清界限，甚至有人主动举报他早年间的恶行。

市民们自发聚集在黄金荣的宅邸外，高呼口号，要求他为自己过去的罪行负责。这些人中，有被他敲诈勒索的商人，有曾在赌场输得倾家荡产的普通百姓，也有因鸦片陷入困境的家庭。人群越聚越多，控诉信也如雪片般飞往有关部门，详细罗列黄金荣的罪行。曾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他，如今不得不面对人民的愤怒和政府的追查。

面对铺天盖地的压力，黄金荣选择了妥协。他递交了一封长篇自白书，详细交代了自己早年的违法活动，并将部分责任归咎于历史环境。他在信中表示自己愿意“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的宽恕。这封自白书中，他一改往日的傲慢，字里行间流露出服软和求饶的姿态。

尽管他试图用自白书来减轻罪责，但曾经的恶行早已在社会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早年参与的鸦片贸易，让无数家庭陷入破碎；他在法租界时滥用职权，胁迫、勒索他人的行为，早已广为人知；他的赌场和跑狗场更是让无数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所有这些罪行，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深入，被不断揭露，成为黄金荣身上不可洗脱的污点。

在政府的审查和人民的控诉下，黄金荣的生活逐渐走向困顿。他的财产被清查，大宅变得冷清，门前再也没有了昔日川流不息的拜访者。

两年后，黄金荣因病离世。据悉，他在病重期间已失去意识，直到去世前几天都处于昏迷状态。消息传出后，曾经的上海滩第一大亨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参考资料：[1]黄金荣.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的“悔过书”[J].新东方,2000(2):5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