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22日，78岁的阎锡山因病逝世。按照他的生前遗愿，亲属们决定葬礼一切从简，没有过多的铺张与繁复，体现了对逝者意愿的尊重。
在他的棺材中，亲人与下属放置了一把剪刀，此举引发了旁人的不解：“难道是家乡的某种习俗吗？”众人面面相觑，试图探寻这一做法背后的意义。
众人皆发出叹息：“其实也没什么可留念的，就是这把剪刀，临行前见他总爱用它修剪胡子，心里不免有些感慨。”
【十年草庐：阎锡山最后的岁月】
1950年，阎锡山迁居至菁山丽水街8号，那是一栋位于幽静之地的小楼。自此，他在那里沉心写作，度过了长达十年的时光，此前的住址是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105巷16号。
这荒废的茶园后来成了家人的草庐，初到时，阎锡山带领我们至此，只见野兔四处奔窜，杂草长得高及胸口。当地老人正忙于割草，这些茂盛的杂草若挑去造纸厂售卖，也能为家用增添些许补贴。
踏入那座陈旧的小楼后，我察觉到里面设施简陋，没有电灯照明，也没有电话通讯，即便是要乘车，也需要步行到很远的地方才行。
厨师长四处查看后，无奈地发现连自来水都尚未接通，不禁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这条件也真是……”话语中满是无奈与感慨。
阎锡山爽朗大笑，道：“越静越好。”随即，他便带着随行五十余人，一同迁居至菁山草庐，生活安顿下来。
阎锡山租赁此地后，建造了九间简陋居所。他以竹片为框架，外覆泥巴筑墙，屋顶则以两层茅草覆盖。然而，这样的房屋并不牢固，每当台风来袭，茅草屋顶便会被风吹得四处飘散。
暴雨倾盆而下，屋内漏水严重，几乎无处落脚。面对此景，大家只能紧紧靠拢，共同为阎锡山遮挡风雨，手中的伞成了此时唯一的庇护。
众人纷纷相劝：“遇到台风或许还能勉强应对，但要是地震来袭，那可该如何是好？”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担忧。
阎锡山觉得那建议颇有见地，脑海中浮现出山西老家窑洞的模样。于是，他吩咐雇来的工人，利用当地石材建造窑洞，并将其命名为“种能洞”。
阎锡山为改善生活，向台湾金铜矿务局租地，与随从在山上开展农耕养殖，种植橘树松树于梯地，该地得名“种能农场”。工作之余，阎锡山常在农场锄草耕作，以此作为写作疲惫时的休闲方式。
十年来，四五十名随从人员的伙食标准始终未变，每人每月固定为100元，这一标准从未上涨，一直维持了整整十年之久。
某日，厨房里掌勺的师傅终于开口抱怨：“众人饮食太过清苦，锅都快被烤得生锈了。”阎锡山闻此，遂决定增加些预算购买肉食。
此时，阎锡山方才醒悟，他手下众多将士需要生计，不能仅让自己的人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必须寻找更好的出路来供养他们。
他曾尝试经营印刷厂，旨在为部下们谋求生计，但效益未达预期。由于无法支撑众多人员的开销，许多老部下陆续离开菁山草庐，各自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阎锡山与随行人员所饮用的水源，来自竹管引接的泉水，这是因为当地缺乏自来水供应。他们通过这种方式确保饮水需求得到满足，过程自然且直接。
阎锡山居于山中，似乎颇为享受这份宁静，他宣称，除非遇到国家重大庆典、参与资政讨论或评委会议，否则他不会轻易踏入尘世的喧嚣之中。
抵达山上后，阎锡山鲜少参与外界活动，仅在章嘉活佛葬礼及蒋介石、于右任、陈诚等寥寥数人的寿辰时露面，其余时间他大多避免对外应酬。
他每天保持着规律的作息，清晨7点准时醒来，午饭后会安排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到了晚上，他会在10点按时就寝，确保充足的睡眠。
除了这些时段，他的日常便是沉浸于写作、参与座谈以及接待访客，而这些访客里，军政要员、学者专家、民意领袖、商界精英皆不乏其人。
蒋介石夫妇探访阎锡山后，宋美龄因山路崎岖感到不适。返抵台北，蒋介石随即下令安装电话，旨在便利阎锡山与外界的沟通，从而解决了联络不畅的问题。
陈纳德夫妇探访菁山草庐，见其生活简朴，便赠送了一台发电机。然而，阎锡山并未立即使用。直至三年后，在众人的多次请求下，他才同意为住所接通电源。
于阳明山，他常组织两类座谈会：一类是学术研讨，聚焦于学术议题；另一类则是侍从小组会，专门针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及哲学等领域进行深入交流。
在深邃的山林里，阎锡山依旧坚持着他的“反共事业”，未曾停歇。他继续谋划着，尽管身处偏远之地，但对抗共产党的决心并未有丝毫动摇。
他时常在睡觉时，也将钢笔置于身旁，若有睡前所感，便即刻提笔记录。若梦中有所得，他甚至会放弃睡眠，翻身坐起，将灵感一一详尽记下。
在1958年前，阎锡山身边为数不多的随从感到宽慰，尽管山中生活环境恶劣，阎锡山的身体仍算强健。这八年时光里，他虽经历了背疮手术与牙病困扰，但大体上并未遭遇其他严重疾病的侵扰。
1958年4月，阎锡山按例前往台湾大学附属医院体检，此次检查由内科医师蔡锡琴负责。检查过程中，蔡医生为他进行了心电图检测，并安排了X光脑部拍片。
他的体检结果令人担忧，回想起上次检查已是三年前。医生表情凝重地指出，他的冠状动脉已出现硬化，并且，他还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
阎锡山对医生的告诫显得颇为淡然，医生嘱咐他：“需缩减写作时长，增加蔬果摄入，散步不宜过长，避免爬坡过劳，保持心态平和。”他听后只是微微颔首表示认可。
一天夜晚，1959年，阎锡山伏案工作后正准备休息，忽觉心脏不适。次日，他前往台湾大学附属医院进行体检，医生确诊他患有严重冠心病，并建议立即入院接受治疗。
尽管如此，他在医院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期间不断在信件中提到自己尚未完成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病情稍有缓解，他便急不可待地返回草庐，继续投入到书写工作中。
面对杨爱源、徐永昌等人的相继离世，阎锡山心中难免涌起一阵伤感。目睹着昔日同伴一个个走向生命的终点，他的情绪也不由得被深深触动。
1959年4月，他致信王怀明透露心声：“我余日无多，预计再有两年，便能将心中所想之言、欲行之事，尽皆倾吐与实践。虽非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求此生尽兴，无愧无悔。”
蒋介石父子对于阎锡山的“著书精神”，虽表面上始终表现出各种恭维，但实则他们并非文人学者。因此，对于阎锡山的那份执着，他们内心更多的是不以为然，缺乏真正的认同。
在台湾的山西籍老国民党成员嘲讽阎锡山的“作品”，称其“虚对虚，响已消”，多为空洞之言，无论是对蒋介石还是对反共事业，均无实效，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
【临终留遗嘱，死葬阳明山】
1959年，阎锡山察觉到，此番病况非同小可，远非以往那些轻微不适所能比拟，显得颇为严重。
在遗嘱中，他明确指出，希望自己离世后，关于个人的一切安排都能保持简约，摒弃任何奢华与铺张，力求简单朴素。
阎锡山亲手拟定了四副挽联，并且他还细心地注明了每一副挽联应该悬挂的位置。
1959年2月16日之后，阎锡山入院治疗，期间他带着《世界大同》与《三百年的中国》手稿，不肯虚度时光。即便医生在进行检查，他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尚未修订完成的书稿上，紧盯着每一个字句。
1960年初，即将完成对《三百年的中国》初稿的复核工作。该著作的审阅已进入尾声阶段，所有内容正逐步得到最终的确认与校对。
在随员将选购的二十五史及十三经带回之时，他却发现自己的病情悄然加剧，正凝视着这些书籍，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
1960年5月10日，阎锡山因腿部出现浮肿症状，导致行走变得十分困难。
阎锡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连翻身都变得困难，这仿佛预示着不祥。他逐渐失去了下床的能力，情况令人担忧。
5月21日，他起床时突然感觉身体不适，重感冒来袭。他不仅无法站立，连说话都变得困难，舌头不听使唤，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同时，他的头低垂着，脊椎软弱无力，仿佛婴儿般无法支撑起头颅。
此刻，他的高烧已达39.4摄氏度。由于体温异常升高，情况显得颇为严重。尽管表述不同，但中心意思未变，即他正处于高烧状态，体温数值也精确无误。
5月22日凌晨一时许，阎锡山的呼吸变得急促，他努力支撑着身体坐起，随后下床静坐了一会儿。为避免打扰他人，他并未声张，稍事休息后便又回到了床上继续躺下。
5月22日早上五点，医生诊断发现阎锡山的病情严重：气管炎已恶化成肺炎，并伴有心脏动脉硬化症。鉴于情况危急，他必须留在医院接受密切观察。
离开阎锡山病房之际，医生向秘书长贾景德坦言：“情况紧急，需即刻安排转至大型医院。”话语间，透露出转院的迫切性。
上午十点时分，阎锡山的气喘症状愈发严重，他焦躁不安，单衣被汗水湿透。见此情景，贾景德心急如焚，不断对司机说：“务必再提速，尽快到达目的地。”
抵达福音站时，阎锡山的健康状况急剧下滑，不得不紧急停车实施注射，并采取人工呼吸措施。望着阎锡山持续喘息的模样，在场人员无不心生忧虑：他这样能坚持到转至其他医院吗？
到达台大医院，阎锡山随即接受了心脏药物的注射治疗，然而并未出现任何好转的迹象。
在5月22日下午1点30分，经医生确认，阎锡山去世，享年78岁。他的生命在此刻画上了句号，结束了他长达78载的人生旅程。
当天下午4时30分，陈诚抵达台大医院，首先对阎锡山的遗体深表哀悼并行礼，随后他指示相关人员，务必按照礼仪妥善安排治丧事宜。
此时，阎锡山生前结识的友人张群、邓传楷，以及他在各行各业中的旧部属，在得知噩耗后，纷纷赶来吊唁，场面令人动容。
百余人在台大医院集结，场面浩浩荡荡，共同致丧。众人神情肃穆，排列有序，表达对逝者的深切缅怀与哀悼，现场氛围庄重而沉静。
当日下午5点，极乐殡仪馆接收了阎锡山的遗体。随即，迅速组建了治丧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何应钦领衔，成员涵盖于右任、李石头曾、张道藩、谷正伦、谷正鼎等数十位重要人士。
阎锡山早已选定其墓地位置，即在阳明山七星之阳，那里正是他寓居十年之久的菁山草庐后方。这一决定早已尘埃落定。
【阎锡山的陪葬：一支钢笔一把剪】
5月29日，是阎锡山大殓之时，蒋介石亲临现场以示哀悼，并赠予一块匾，其上镌刻着“怆怀老勋”四字，以此表达对阎锡山这位老将的缅怀与敬仰之情。
实际上，阎锡山一生都遭受着蒋介石的猜忌与疏离。这种态度贯穿了蒋介石的整个生涯，他对阎锡山始终保持距离，充满戒备，从未真正信任或亲近过。
在棺材中，他被安放着，身旁陪伴着一件特别的物品——一支钢笔，还有另一件实用的工具，那是一把剪刀，静静地躺在他身边。
在挑选遗物时，他们注意到他的遗嘱强调“不宜奢侈”。环顾简陋的草庐，金属制品寥寥无几。最终，他们选择了他日常使用的钢笔与一把普通剪刀，这两样物品均朴实无华。
阎锡山的警卫员轻轻抚摸着那把闪耀着银辉的小剪刀，随后向在座的阎锡山诸位友人转述说：
他离开前，常常在闲暇思考时用那把剪刀修剪胡子，如今也没什么好陪伴的了，就留下这把承载着回忆的剪刀。
在极乐殡仪馆举行入殓仪式的当天，有超过1500人前来吊唁，表达哀思。场面庄重，人数众多，每个人都怀着沉重的心情，共同送别逝者最后一程。
在12月6日这一天，阎锡山最终得以安葬。此前，相关事宜一直有所延误，但至此，一切尘埃落定，他得以长眠。整个过程中，时间安排紧凑，确保了仪式的顺利进行。
在安葬之际，到场参加殡葬仪式的仅限于阎锡山的几位近亲属，包括他的三堂弟、四堂弟及其家人，还有五堂弟一家，场面显得格外宁静而庄重。
此外，还有亲戚们到场，包括内弟徐玉峰携全家、表弟刘效汤及家人、表侄曲宪治一家，以及族中的树栋、树模、树楷、立芳等人，总计超过100位亲属参与。
然而，在那一百多人里，尽管有他的昔日好友与老部下，却唯独缺少了他的幼子阎志惠的身影，这一事实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阎锡山患病期间，身处美国的四子阎志敏、五子阎志惠及其全家，包括孙女树榕，均未获知这一消息，他们依然侨居海外，对国内的变故一无所知。
在台北举办的丧礼上，阎志敏是唯一一个到场奔丧的人，其他相关人员均未能返回。他们的缺席让这次丧事更显凄凉，唯有阎志敏默默承担起这份沉重的责任。
位于台北市之北的阳明山七星山南麓，可眺望全城。阎锡山墓园中矗立着三块碑石，一块镌刻着“同盟会员、中国国民党党员阎锡山”；另一块仅刻一“中”字，这是阎锡山的人生信条与处世原则，他坚持将此字刻于墓碑上，以示其终生信念。
在诸多碑铭之中，最后一块尤为引人注目，其上镌刻着“种能”二字。此碑静默矗立，仿佛在诉说着一种能力或品质的传承，字句简练却意义深远，令人不禁驻足沉思。
阎锡山持有独特的宇宙观念，他视“中”为宇宙的核心，非心灵亦非物质。然而，“中”本身静止，需有活动的“种能”加入，方能促使阴阳互动，实现阴阳之间的相互吸引。
罗学蓬于2013年著有《“山西王”阎锡山秘事》一书。另有一资料集为《山西文史资料 第49辑》，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于1987年编纂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