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末，莫文骅带领部队投身广西解放战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摧毁了白崇禧的根据地。等待了整整二十年，这一时刻终于来临。随着逐渐接近家乡，莫文骅的心情愈发激动，心跳也随之加快。
莫文骅在带领部队前往南宁的路上，突然感到右侧腹部剧痛。随行的医疗人员初步诊断是急性阑尾炎。此时距离南宁还有大约45公里，但道路已被损毁严重。前方有工兵连正在紧急修复道路，车队只能一段一段地前进。莫文骅因为疼痛和焦急，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冷汗。
莫文骅在其回忆录中提到：
经过二十年的漫长等待，我终于有机会重返故土，但还未踏入城门，却在途中遭遇不测，这让我怎能接受？我本打算用自己和同伴们多年来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难道结局竟会如此？不，这不可能！既然我们已坚持了二十年，跨越了无数艰难险阻，难道这最后的九十华里会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我绝不相信！
夜幕降临，莫文骅慢慢走到了南宁北门附近。时光流转，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云烟。站在这里，他忍不住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南宁，并不安宁】
莫文骅的家乡是广西南宁的亭子村。在他年幼时，常听长辈们讲述一个关于这个村庄的古老传说。
在宋仁宗时期，侬智高发动叛乱，朝廷派狄青带兵南下平乱。同时，从山东强征了几千百姓南迁，目的是开发南方地区。这些百姓一路艰辛，到达邕州南郊时已经精疲力尽。狄青看到他们的处境，心生同情，下令停止行军。百姓们便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为了纪念狄青的善举，当地人将此地称为“停止”，后来逐渐演变为“亭子”。
莫文骅的父亲是家族在当地定居的第18代传人。
莫文骅早年生活条件尚可，家里拥有一些土地，他父亲在城里经营着一家布店。然而，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加，加上他的两位叔父早逝，家庭的经济压力全部落在了他父亲肩上。那时，家里有19口人需要养活，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
莫文骅的母亲出身卑微，原是作为丫鬟被买入旧式家庭，后来又成了继室，因此在家族中毫无地位可言。直到她接连生下几个儿子后，处境才有所改善。为了支撑日渐拮据的家计，她不仅操持家务，还常常彻夜织布，甚至不惜步行数里到田里种菜，靠卖菜换取微薄的收入来贴补家用。
尽管家境贫寒，莫文骅的父母依然坚持让他接受教育。他七岁时进入村里的私塾，开始学习《三字经》、《五字经》和《千字文》。那时的教学方式主要是老师朗读，学生机械背诵。莫文骅的父母对他的学业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他的母亲，总是希望他能通过读书有所成就。莫文骅回忆说：“我放学回家后，有时会分心玩耍，母亲就会拿着鞭子坐在我旁边，眼里含着泪水，监督我读书写字，她那份‘望子成龙’的心情我至今难忘。”
随着新式教育的普及，莫文骅在完成四年私塾学习后，面临人生的重要选择。他的母亲主张让他进入新式学堂深造，认为这是孩子开阔眼界的好机会。然而，父亲持不同意见，认为掌握基本读写能力就已足够，无需进城求学。这一教育理念的分歧在家庭中引发了激烈的争执。
莫文骅的母亲表示，她有五个儿子，希望他们中至少有一个能出去闯荡，成就一番事业。她认为，即使去当兵，也没什么可怕的。
在母亲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莫文骅14岁时得以进城求学，并成功考入南宁市模范高等小学。自此，他正式更名为“莫万”，取字“六琴”。这段求学经历不仅让莫文骅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还大大拓宽了他的视野。在此期间，他首次接触到“列强”、“帝国主义”等当时流行的新概念。
莫文骅回忆，每到雨季邕江水位上涨，英国军舰就会驶入南宁，那些嚣张跋扈的英国水兵让人反感。当时，帝国主义在南宁的经济影响巨大，本地小麦一斤只值几分钱，而进口的一罐大麦片却要一块钱；一张牛皮几块钱，但从香港运来的一个篮球价格高达十几元。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导致本地产品失去市场。南宁许多家庭靠织土布为生，莫文骅的母亲也购置了一台木制织布机，但由于土布无法与进口洋布竞争，最终都亏本倒闭。
莫文骅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商业扩张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随着他逐渐成熟，对家中发生的种种事情也产生了更深的理解。特别有一件事对他触动极大，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莫家旁边住着一户姓雷的寡妇，她有个16岁的闺女，长得挺标致。雷家有几亩地，雇了个年轻力壮的长工来打理。这长工干活很卖力，但日子久了，他和雷寡妇的女儿好上了。
事件曝光后，某天深夜，雷氏家族召集了上百名族人，在族长的指挥下，将那名女孩强行带到母猪湾，逼迫她投河自尽。女孩的母亲目睹了整个过程，只能流着泪看着女儿遭受这种“惩罚”。直到次日，莫文骅才得知此事，他感到极度愤怒，内心开始对社会的不公和宗法制度的残酷有了初步的觉醒。
时局动荡，外敌横行，旧制度束缚，家族衰败，这一切点燃了莫文骅内心的怒火。军阀割据导致战乱不断，外国势力趁机蚕食国土，封建枷锁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加上自家境况每况愈下，莫文骅对现状深感不满，内心充满抗争的冲动。这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决心改变现状，为国家和家族寻求出路。
1926年末，莫文骅在省立第一中学求学期间加入了共青团。加入组织后，他热情投身于革命事业。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与此同时，白崇禧领导的新桂系集团以南宁为中心，在广西大规模展开“清党”行动，打击共产党势力。
五月份的一个清晨，莫文骅和室友在宿舍里被军警强行带走。随后，他们被关进了15军的拘留所。监狱里的环境极其糟糕，食物是别人吃剩的冷饭，既不干净也不新鲜。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囚犯们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身体逐渐虚弱。
从9月到10月，敌人开始采取极端手段。莫文骅目睹了许多无辜的同伴被残忍杀害，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愤怒。他暗下决心，一旦重获自由，一定要组建武装力量，掌握实权。到了第二年的2月，由于舆论的压力，敌人不得不宣布莫文骅等人“无罪释放”。
1929年7月，莫文骅进入广西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该校的校长由北伐时期的名将李明瑞担任。那时，南宁的局势十分不稳定，李明瑞作为广西的掌权者，正在积极筹划反对蒋介石的行动。
同期，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抵达广西，积极推动革命工作，重点在于吸纳和整编地方武装。在他的努力下，张云逸被任命为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指挥官。然而，由于李明瑞突然发动反蒋行动，部队未能成功离开广西便遭遇挫败，南宁局势随之紧张。面对这一局面，邓小平迅速作出决策，指挥中共控制的武装力量从南宁撤离，向百色方向转移。
当天军校休息，莫文骅注意到大批部队正从南宁撤出，带队的是邓小平和张云逸。通过熟人引荐，莫文骅见到了张云逸，强烈表达了自己想去百色的意愿。张云逸了解了他的背景后，立即任命他为中尉副官，并指示他到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副官处任职。
莫文骅从军校毕业后，跟随邓小平和张云逸投身百色起义，加入红军队伍。从此，他告别了久居的广西南宁，这一走就是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打个来回】
1949年初，莫文骅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的政治委员。在成功完成渡江战役后，他带领部队在武汉进行了短暂休整。同年9月，第14兵团重组为空军司令部，原兵团司令刘亚楼转任空军司令。原本计划由肖华担任第13兵团政治委员，但由于肖华正带领全国青年代表团进行国际访问，因此莫文骅被调任至第13兵团担任政委。
在湘西地区的军事行动中，13兵团与衡宝战役协同作战，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第四野战军在衡宝区域成功击败了桂系军队的四个主力师。随后，白崇禧指挥其残余部队向全州县、桂林及其以南地区撤退，并进一步向南逃离。
广东战役刚刚结束，2野部队取得了胜利，白崇禧的部队成了华南地区仅存的孤立力量。我们的湘西、湘南和广东三路大军紧追不舍，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对白崇禧在广西的老巢形成了包围圈。
白崇禧领导的桂系军阀在广西地区控制了将近三十年。当地百姓长期遭受军阀和地主的严重剥削，生活极其贫困，常常缺衣少食。在解放军进入广西之前，当地游击队曾与莫文骅的部队取得联系。通过交流，莫文骅得知，过去二十年间，留在广西的革命同志面临着极为艰苦的斗争环境。这一历史细节揭示了当时广西的严峻形势。
西安事变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展开第二次合作，这一重要历史转折点使得南方多省的革命力量面临新的挑战。在广西，革命队伍遭遇了一个狡猾的对手——白崇禧，国民党称他为“小诸葛”。他利用统一战线的名义，在1937年秋天，将韦拔群牺牲后仍留在左、右江地区的约3000名分散革命武装诱骗出来，声称国共两党已联合抗日，要求他们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这支革命队伍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未经党中央指示便被诱骗出动。党中央得知后，立即派遣张云逸从西安赶往桂林，与白崇禧交涉，要求归还这支队伍。然而，白崇禧避而不见，并于1938年4月暗中将这3000人调往徐州。其中一部分被编入桂系军队，另一部分则被迫使用简陋武器在台儿庄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这些满怀抗日热情的战士几乎全部阵亡，仅剩十几人逃到延安。当时，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接待了他们。
尽管时间已经流逝很久，这件事始终在莫文骅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11月初，13兵团准备开赴广西战场。针对白崇禧的作战特点，毛主席提出应采用大范围包抄的策略。白崇禧部队兵力有限，占据有利地形，且行动灵活，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会与我军正面交锋。因此，毛主席强调："我军应无视白部的临时布防，迅速深入其后方，切断其退路，迫使其最终不得不与我军决战。"
莫文骅对毛主席的军事策略深感钦佩。12月4日，他亲自领导了南宁的解放行动。随后，在12月11日，他的部队成功占领了位于中越边境的重要关口镇南关，这一胜利标志着广西战役的圆满落幕。
“家乡的风景最美”，这是莫文骅当时心中最强烈的念头，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故乡。于是，便有了故事开篇的场景。踏进家门，亲朋好友激动万分，乡亲们也热烈欢迎。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莫文骅心酸不已：家里破败不堪，兄弟姐妹连把像样的椅子都没有，甚至连洗脸的毛巾都短缺，整个家显得格外凄凉。后来，莫文骅用一首诗记录了南宁解放时的心情，表达了他当时的感慨。
强大的力量迅速袭来，狂风扫过，天空中的乌云被瞬间驱散。
部队迅速进入广西境内，夕阳已渐渐落下。
经过二十年的激烈战斗，终于重返故土。
地面染上了赤色，天空的星辰也发生了变化。
【发展，不应鼠目寸光】
解放南宁后，首要工作是全面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府。12月22日，第四野战军组建了南宁军事管制委员会，由莫文骅担任主任。这个委员会是当时南宁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负责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事务。同一天，南宁市警备司令部也正式成立。
时隔二十年，红七军的核心人物张云逸与李天佑、雷经天等人陆续重返广西。随后，当地组建了改编委员会，由莫文骅担任主要负责人。这一时期，大量繁琐的工作主要落在了他的肩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局势需要迅速打开局面。尽管有一支由北方老干部组成的“广西工作队”（不足百人），但由于他们对当地情况不熟悉，语言交流也存在障碍，工作开展起来十分困难。因此，莫文骅在初期便大量启用了那些在广西坚持党和游击工作的本地干部。同时，他还按照中央的指示，任命了一些指定的民主人士参与工作。
李任仁曾是白崇禧的导师，在广西地区颇具声望。莫文骅经常登门拜访，关心他的生活状况。得知他家楼板遭受白蚁侵蚀后，莫文骅迅速为他安排了新住所。搬迁后不久，旧居便倒塌了。对此，李任仁心怀感激，此后更加积极投身于工作之中。
南宁曾是国民党桂系军阀的核心据点，作为全国最后一批解放的城市之一，这里充斥着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溃散士兵以及土匪特务，黑社会活动尤为猖獗。面对这一复杂局面，莫文骅下达了明确指令：必须采取强硬手段予以打击。
莫文骅迅速在广西各地展开剿匪行动，范围从南宁扩展到全省。叶剑英强调，广西的剿匪斗争不仅关乎本省，更是全国性的政治和军事任务。
自1950年10月到1951年5月，历时八个月，我军共消灭土匪33万余人。加上之前的战果，全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总计剿灭土匪超过40万人。其中，击毙或俘虏了537名师级以上匪首和170名军级以上匪首。在莫文骅等人的领导下，全省的土匪势力基本被清除，剿匪任务圆满完成。
莫文骅身兼多职，不仅管理省委和军区事务，还担任广西省会南宁市的市长，工作负担相当繁重。当时新成立的人民政权资源匮乏，市财政状况十分紧张。所幸兵团资金相对充足，手头有几十万现洋可供支配。莫文骅利用这笔资金，先后修建了礼堂、兴修水利、铺设道路、建立糖厂，并开垦了农场。
在市政会议上，莫文骅向干部们强调：“推进南宁建设，不能只顾眼前。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得有远见卓识，不能局限在当下南宁的狭小范围，而要放眼未来，考虑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南宁的成长。”
在南宁召开的中共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亲自决定在人民公园会见广西各族代表。此时，莫文骅当年栽种的树木已长得郁郁葱葱，环境优美。韦国清陪同毛主席登上公园内的古炮台，向毛主席说明："这座公园是在莫文骅担任南宁市长期间建造的。"毛主席听后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1951年春天，陶铸作为广西代表前往中南局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回来告诉莫文骅：“中央已经决定，你要留在地方工作了。”莫文骅当即表示接受组织安排，并开始为长期扎根地方做准备。然而，仅仅过了两个月，中央军委发来调令，要求莫文骅前往东北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
莫文骅担任南宁首任市长期间虽短暂，却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的领导下，南宁经历了显著变革，为后续的快速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段时间的市政建设和管理创新，为南宁日后成为现代化都市铺平了道路。莫文骅的施政理念和具体举措，在推动城市转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南宁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