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需要集权，但集权本身对变法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通过集权，张居正成为了明代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大臣。

张居正借助手中的权力强行推动着变法，同时，又通过变法来不断加强手中的权力。在这权力的循环中，张居正的理想正逐步变成现实。变法和集权如此顺利地相互促进，使张居正忽略了封建伦理中最为重要的权力关系——君臣关系。

正是这样的忽略，为变法蒙上了一层阴影。集权可以促成变法，同样也可以颠覆变法，这便是集权与变法的辩证关系。

古之变法者，难得善终。商鞅和王安石的失败是因为触及了上层的利益，而张居正的悲剧则不仅仅是因为利益，更是因为权力。张居正通过集权来推动变法，又依赖变法来进行集权。在这集权与变法的循环中，张居正将变法逐渐推向深入，而张居正个人也获得了其他首辅从未有过的权利。

万历皇帝甚至称张居正为“元辅”，这样的称谓比“首辅”更加显赫，在此之前从未有过。权力曾经为他推行变法扫清障碍，让这位首辅风光无限；而权力也终于使变法成果化为灰烬，最终葬送了这位首辅。真可谓是“裹着砒霜馅的蜜糖”。

在古代的历史上，君权是至高无上的，任何敢于挑战君权的人都被视为这个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这种挑战往往来自朝廷内部，位高权重的大臣都被视为皇权的巨大威胁。张居正正是利用皇帝的这种心理，在万历登基之初将原来的首辅大臣高拱逐出朝廷。

张居正通过联合冯保，将高拱的“皇上的年龄还小”篡改为“10岁的孩子，怎样做皇帝啊！”万历和李太后听后大惊失色，于是便有了会极门前驱逐高拱的故事。高拱的放逐说明皇权、内阁、司礼监三者之间必须协调一致，否则非但不能拧成一股绳，反而会出现内耗，上层不稳，下层只会动荡的更加厉害。

张居正取代了高拱成为内阁首辅，此时在明帝国最高权力层仍旧是三种势力：

其一是万历皇帝和李太后，作为帝国的唯一合法统治者，皇帝高高凌驾于国家之上，其他一切人都要向他效忠，但此时的万历还是个孩子，于是在他的身后出现了另一个人帮助他履行自己的职权——李太后。

其二是内阁首辅张居正，内阁首辅的职责是领导着帝国全部的文武官员，即便是朱元璋在早期废掉了丞相，但丞相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并非朱元璋一个人可以推倒重来，他能废掉的只是丞相的名字，实质上取而代之的就是首辅，首辅本身就是相权的象征，特别是在明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朝代，由于皇帝的怠惰，内阁更多时候承担着看守国家的职责。

正是由于内阁以及首辅的存在，才使得整个国家在缺少了皇帝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正常运转。

其三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明代的太监充当着皇帝与内阁之间的纽带，内阁凡有本上奏均需经过司礼监，皇帝下达指令也都经过司礼监，而且在大多数时候，皇帝的旨意是由司礼监太监代为草拟的，内阁的奏本也是由司礼监太监代为朱批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可见一斑。

而冯保除了身居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要职外还兼管东厂，这极大的增加了他的权势。东厂是明代特有的秘密警察组织，由太监掌管，直接对皇帝负责，其职责是刺探朝中不法之事。由于明代的皇帝视太监为家奴，对太监格外信任，看起来卑微，但权力却很大，正是由于东厂特殊的地位，为了防止个别太监权势过大，在明代早期司礼监掌印太监是不能够兼任东厂提督的，但是冯保却同时身兼这两项重要职位，其地位远非他人能及。

其实，明代政局长久以来一直是由皇帝、内阁、司礼监这三方势力左右的，但为什么这三方势力在之前总是剑拔弩张而到了万历初年却能够相安无事呢？高拱走后，朝中事物皆由张居正做主，而张居正通过种种集权手段已经使自己手中的权力超过了皇帝，为什么皇帝就没有对张居正有所猜忌呢？

这三方政治力量能够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恰恰是因为一个关键人物——首辅张居正，张居正与以往的首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懂得整合朝中所有的政治资源为我所用，而不是向高拱那样一味地用手中的权力与司礼监对抗、强迫皇帝按自己的意志来施政。他对冯保并不差，采取合作的态度。

冯保也对张居正投桃报李，在各种场合都给予这位张首辅最大的方便，毕竟这位张首辅是他遇见的第一个把太监当人看的首辅。而张居正在皇帝、太后心中的地位也是异常稳固，他之所以能够圣眷不衰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性格。

为人谦和的张首辅很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明史·张居正传》中称他“深有城府，莫能测也。”这样的性格与高拱的孤傲跋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皇帝还小，后宫诸事多由李太后做主，从现存的史料上看李太后对张居正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她经常提醒皇帝向张居正请教。

在李太后眼中，张居正既是她值得托付的国家栋梁，又是年少皇帝不可多得的良师。李太后曾经多次过问张家老小的生活状况，并邀请张居正老母亲进紫禁城共进晚餐，这样的礼遇不仅仅是为了笼络一个大臣，更多的是出于对张居正的感激。

张居正是幸运的，万历的年幼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皇室、内阁、司礼监三者之间不再有矛盾和斗争，他们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政治铁三角。这个铁三角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中十分稳固，这其中已经包括了一场改革在当时所需要的所有权力要素。正是有了这样强大的后盾，张居正的变法才能够得以顺利的展开。

然而，这个铁三角还是最终被打破了，打破它的正是权力的核心人物——万历皇帝。政治铁三角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有着特殊的前提——年幼的皇帝需要一位权力监护人。一旦皇帝长大了，就不再需要这样的监护人，这个监护人甚至可能会成为妨害皇权的危险分子。

据史书上记载，万历皇帝十分聪明，并且有些早熟。明神宗5岁时便可读书，10岁时他已经能够书写径尺以上的打字，在一次观看神宗秉笔挥毫后，张居正认为皇帝的书法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不宜再花时间在写字上，从此万历皇帝的日课便取消了书法，只剩下经史。

这样一位早慧的皇帝自然不甘受人摆布。张居正和冯保每天为万历皇帝安排了大量的学习任务，开始时万历还能认真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万历开始变得贪玩和叛逆。但每一次的叛逆又都在李太后和张居正的高压之下被及时纠正。

有一次万历皇帝受小太监的唆使调戏一个刚进宫不久的两名宫女，由于宫女的反抗，万历差点杀死其中的一位。这件事很快被冯保报告给李太后，李太后听闻之后勃然大怒，扬言要和张居正商量废掉万历皇帝。万历皇帝惊恐万分，长跪不起，而张居正也义正言辞的对万历提出了批评。

同时，那位早年陪伴万历玩耍的冯保，在皇帝心中的形象也由一位亲密的玩伴变为一个可怕的告密者。万历面对太后、冯保、张居正这稳固的铁三角时，内心已经不再时依赖，渐渐的转变为恐惧。

宰相有没有权力废掉皇帝？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确定，它取决于皇帝是否为昏君。如果有的话，那张居正就是伊尹、霍光，而万历就是夏桀、商纣。这样的逻辑使万历皇帝惊恐万状。

虽然李太后只是出于教育的目的警告一下万历皇帝，并没有真正把他废除，张居正也只是配合李太后扮演了一下贤相的角色，但万历皇帝却不这样认为。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位成功的皇帝。他努力学习如何驾驭权力却从未想过自己的权力会被剥夺。

万历已经深深的沉醉于权力，他无法想象失去权力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也无法接受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废帝，这件事就像一颗仇恨的种子，深深的埋在万历皇帝的心中。

皇帝已经感受到身边的危险，逐渐成熟的他认为有必要通过亲政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皇帝大婚意味着他已经成年，可以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万历皇帝早在14岁便已经大婚，可是亲政却遥遥无期。

理论上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私人顾问，但张居正已经做得太多，完全超越了他的职权，他的行为已经严重冒犯了皇帝的权威。张居正似乎看到了神宗身上发生的变化，也许是出于试探，也许真的认为该离开了，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向皇帝上述乞休，但这一切对于皇帝来说太突然，百官也没有做好准备，于是万历驳回了张居正的请求，同时进行慰留。

很快，张居正第二次上疏请求告老还乡，万历依然不许。张居正认为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坚定的决心，于是他拒不出门，称病在家。这一次，皇太后和皇帝的谕旨来了，百官们的催促信也来了，张居正没有办法再拒绝，于是又回到了他熟悉的文华殿继续办公。

其实张居正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已经当政8年，已经超过了开国以来的4位皇帝，而自己辅佐的万历皇帝也已经年满18岁，早已过了亲政的年龄。张居正确实需要一个抽身的机会，万历皇帝又何尝不想让张居正早日离开呢，那又是什么阻碍了这一切呢？答案是李太后。

李太后曾经亲口对万历皇帝说过：“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在做商量。”李太后是一位严格的太后，《明史·外戚传》中记载她对皇帝“随时督责、随时罚跪”，甚至连太后的父亲武清伯做错了事，她也会把他招进宫“切实训责”。太后要张居正辅佐万历到30岁，那便是把张居正摄政的时间再延长12年，也就是神宗的失位再延长12年！

面对这一切，神宗没有反抗的力量，在外人看来，这个已经大婚多年的皇帝似乎有些窝囊。没有亲政的万历皇帝似乎还得继续讨好张居正，在万历八年（1580年）的殿试中，考官拟定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为第一甲第三名，万历皇帝亲自将他改为第一甲第一名高中状元，而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也在这一科中考中进士。在这张家荣耀的背后，又有谁体会到万历皇帝的无奈。

在张居正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甚至被皇帝授予“太师”的封号，“太师”是明代异姓臣子中的最高荣耀，极少数人能够在有生之年得到，即使是杨荣、杨博这样的大功臣也只能在死后最赠。张居正果真担当得起如此殊荣么？万历曾经说过：“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这短短9个字实在值得我们仔细玩味。皇帝内心的恐惧、无奈、妥协已经深深地交织在了一起。

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作为臣子获得如此高的荣耀，实在让人不安。而李太后这种无限期推延万历亲政的做法实在是危险。正如朱东润先生所言：“在虚君政治制度没有成立以前，这一种做法，必然会造成皇帝和首辅的决斗！”而事实的发展确实如此，张居正去世后，清算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