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南美洲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可能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发一场风暴，事物之间的联系有时会以无比隐匿的形式存在，如果不摊开世界地图，恐怕永远无法搞清楚安禄山究竟是如何获得的“第一桶金”。

公元712年，这一年，整个大唐的目光都集中在睿宗李旦退位，太子李隆基登基这件大事上，没人会去刻意关注发生在西域的一个小小变故。

原为大唐在西域的藩属康国在这一年被向东扩张的大食吞并。

7年后，已经被大食占领的康国再次秘密派遣使者希望大唐出兵，赶走西域的大食势力。

大唐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整合西域诸国，并联合突骑施共同对抗大食。

大食，我们今天通常称之为“阿拉伯帝国”。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后突厥默啜可汗死，一个叫康待宾的人率领大量被后突厥征服的少数民族归附大唐，唐玄宗于是在灵州附近设置鲁、丽、舍、塞、依、契六州安置这些移民，称“六胡州”，这个领头的康待宾就来自前文提到的康国。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康待宾联络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等人起兵反唐，最终被唐军镇压，史称“六胡州叛乱”。

天宝九年（750年），唐将高仙芝率领的唐军被大食军击败于怛罗斯城，从此，昭武九姓国尽数归于大食之手。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反叛于河北，安禄山的军事部署很有讲究，安史叛军兵分三路，安禄山自带主力直扑东都洛阳，史思明带一路主攻太原，猛将高秀岩率兵进攻朔方。

至德元年（756年），唐肃宗李亨刚刚于灵武继位，准备整顿朔方军开启对叛军的大反攻时，一名叫阿史那从礼的叛军别将突然带着自己的本部兵马又“叛”了叛军而选择进入朔方镇地界，但阿史那从礼这个叛军的叛军，来到大唐主力所在的朔方却没有投奔肃宗，相反他的到来导致朔方镇再次掀起了一次胡人叛乱，这次叛乱最终被郭子仪平定。

同一年，准备去灵武投奔肃宗的大诗人杜甫，在“非沦陷区”被叛军抓获。

这些看似彼此孤立、毫无关键的时代碎片的背后都若隐若现地指向同一个群体：粟特人。

前文中提到的西域康国是昭武九姓国中最大的一个，而昭武九姓皆是粟特人；发动六胡州叛乱的康待宾及追随他叛乱的也以粟特人为主；高秀岩猛攻朔方时，朔方地界上有大量粟特人；阿史那从礼“叛逃”后再次引发动乱的地区也是粟特人聚居区。

这场蓄谋已久的大叛乱的主角安禄山，也是粟特人。

粟特，是一个生活在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古老民族，在沙漠中的绿洲地带建立定居点，在绿洲定居点附近也种植作物从事农业生产。

但绿洲区能够提供的农田终究有限，粟特人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还得走出绿洲，去各地经商。

汉武帝凿空西域，开通东西方贸易路线后，粟特人利用自身优势，在丝绸之路上经商，赚取了大量财富。

商业是一种流动性很强的活动，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经商的过程中，走遍了所有沿线国家，久而久之一些粟特人就定居在这些国家。

商业是需要和平的社会环境的，天下太平时粟特商人可走南闯北做生意，但若天下被战火席卷，粟特人就没什么生意可做了，但这难不倒粟特人，他们很快找到了战争期间也能赚钱的手段：当雇佣兵。

粟特人起源地在中亚的一个个绿洲上，绿洲能够提供的物资有限且彼此不连续，所以粟特人很难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只能以一个个小邦国的形式存在，当亚欧大陆上崛起某些强大帝国时，粟特人很容易被征服而沦为附庸。

突厥崛起后，粟特人被其征服，在这一过程中，有部分粟特人开始“突厥化”，他们不再经商，而开始游牧。

突厥统治下的粟特人日子过得也算不错，甚至到了双方贵族联姻成为常态的地步，两个民族逐渐融合，慢慢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唐灭突厥重塑东亚秩序后，粟特人毫无疑问地选择归附于大唐，位于中亚的九个粟特人建立的国家成为大唐藩属，同时大量粟特人进入大唐生活。

粟特人大体上以两种方式进入大唐，一种是单纯的前往大唐去经商，另一种则是作为曾经突厥附庸的粟特部落与突厥人一同被大唐朝廷内迁。

就这样，在大唐建立后的几十年内，一个由大唐境内粟特人、草原上突厥化的粟特部落以及西域本部粟特人组成的一个松散的粟特联盟逐渐成型。

尽管这些粟特人可能相隔万里，但在宗教的作用下，他们之间始终能够建立起某种若隐若现的联系，这股力量虽不起眼，但它却能提供一个政权需要的一切核心资源：

粟特商人在丝路贸易上赚取了大量财富，突厥化的粟特人是合格的骑兵，再加上走南闯北的粟特人能够提供各类信息和情报。

如果能够合理利用，粟特人手中所掌握的资源能够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来看看正史（《旧唐书》、《新唐书》）对粟特人安禄山早年经历的介绍吧：

安禄山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安禄山幼年丧父，本无姓名，母亲改嫁给突厥将军安波至的哥哥安延偃后，他也跟着姓了“安”。

后来草原上爆发战乱，安延偃一家投奔到将军安道买家，安禄山也一同前往。

这里面涉及到安禄山早年生活的两个家族：安波至家族和安道买家，安道买家族大致可以确定是突厥化的粟特人，安波至家族则不能确定是单纯的突厥人，还是突厥化的粟特人。

安道买的次子安贞节的官职是岚州别驾，别驾这个官职一般是授予当地有实力家族的，足见安道买家族在当地有一定势力。

安禄山十几岁时，因为耻于一直与养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遂与养父安延偃的侄子安思顺结为兄弟，而后安禄山便离开了安道买家族。

按照《旧唐书》与《新唐书》的记载，在之后的10几年里，安禄山因“通六藩语”一直在丝绸之路上当一名“互市郎”（给来往胡商当翻译）。

安禄山再次出场就是开元二十年（732年）了，安禄山因偷羊差一点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杀掉，安禄山巧言令色，说服张守珪不杀他，并把他留在军中任职，安禄山开始与自己的“狗朋狗友”史思明一同干着帮张守珪抓俘虏的活，因为干的出色而步步高升。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安禄山干到了平卢兵马使，手上有了一定的权力，安禄山开始大肆贿赂地方和中央官员，从而获得了更多资源，2年后，朝廷设平卢节度使，安禄山成功获得了这一职位，成为了真正有权势的地方大员。

如果按照《旧唐书》与《新唐书》的描述，安禄山的前半生一直在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中度过，给他的人生带来转折的是因为“偷羊”而被张守珪发现，从在张守珪帐下工作时开始，安禄山的人生“开了挂”，在1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偷羊贼变成了一方大员。

在这套叙事体系中，安禄山的崛起完全是小人暴贵的剧本，这个剧本倒是也能完成逻辑自洽，但仍有几个地方似乎显得不那么合理。

安禄山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没有争议的反面人物，后世史官有充分的理由去“黑”他，而出身卑贱，人品低劣，靠机缘巧合和耍小手段上位的暴发户形象确实非常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里的“完美反派”形象。

之所以说安禄山的成长经历可能是经过史家的“春秋笔法”润色加工过的，是因为对比他身边人的经历，安禄山离开安道买外出闯荡的那10年显得各个不入，“互市郎”这个身份似乎只是某种托辞。

安禄山的那10年很可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度过的。

还记得上文中提到安禄山离开安道买家族时的具体情况吗？

安禄山耻于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于是与养父安延偃的侄子安思顺结为兄弟，而后就离开了安道买家族。

按照正史的记载，安禄山离开安道买家族后，是去丝绸之路上当“互市郎”了。

但那位与安禄山结为兄弟的安思顺可没有去当“互市郎”，而是来到垄右投军，并很快立下战功不断升迁，并最终做到了垄右节度使的高位。

既然安禄山与安思顺结为兄弟，并相约干出一番事业，为何安思顺去从了军，并在军中不断高升，而安禄山却一直在当“互市郎”，并且在十年后穷困潦倒到得去偷羊的地步？

二人是同族，又是兄弟，为何不抱团取暖呢？

就算安禄山一开始真去当“互市郎”了，待兄弟发迹，他为何不回投奔？

安思顺与安禄山之间迥异的经历是疑点之一，另外一个疑点，来自安禄山的“贵人”张守珪。

按照正史记载，安禄山与张守珪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幽州，安禄山偷羊被张守珪抓住，张守珪要杀了他，安禄山向张守珪推销自己，从而获得在张守珪帐下从军的资格。

但张守珪不是一开始就在“东北战区”的幽州发迹的，相反，让他不断获得战功并在军中享有威名的是西北战区的垄右。

安思顺与张守珪的早年从军经历是有重叠的，也就是说，安禄山的兄弟安思顺，与安禄山的“贵人”张守珪两人很有可能认识。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安禄山的早年经历很可能就不是如史书上所写的那样当了十几年的“互市郎”了。

安禄山的真实经历很可能是随着兄弟安思顺一同来到了垄右从军，在军旅中，安禄山认识了同样在垄右的张守珪并得到后者赏识，后来张守珪调往幽州为节度使，安禄山于是与张守珪一同来到了幽州。

史官为何要隐去这一段，很可能是因为要刻意淡化安禄山与安思顺之间的关系，安史之乱爆发后，安思顺因被怀疑与安禄山有联系而被杀，而安思顺是郭子仪的老领导，郭子仪在安史之乱平定后曾花大力气力图为自己的老领导安思顺平反。

至于写安禄山因偷羊而结识张守珪更多是为了增强讽刺效果，真实的偷羊者可能另有其人，这个我们以后会细讲。

安禄山的兄弟安思顺在西北唐军中进展迅速，这当然与安思顺个人能力强有关，但是如此之快的晋升速度则不得不让人怀疑，安思顺的背后有某种力量在支持着他。

上文中已经提到过，安禄山、安思顺兄弟曾寄居的安道买家族在当地应该是有不小势力的。

安道买是粟特人，他们家族成为有势力的大家族靠的很可能当地粟特人总话事人的身份。

粟特人客居大唐，推举出一个总话事人代表自己利益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而这个粟特人的总话事人的能量通常不低，原因也不复杂，粟特商人手里有钱。

前文提到的六胡州粟特人大多被安置在灵州地界，而灵州距离垄右也不算远了，这些粟特人大多已经突厥化，都可以算是合格的战士，在新家园谋生通常还是重操旧业来得最方便，粟特人本身就有当雇佣兵的传统，哪里有战事他们就前往哪里是一个很常规的操作，而粟特人投军，找一个同族人当话事人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本身就出身有势力的粟特家族，个人能力又突出的安思顺很容易就会成为粟特兵的话事人，一个将领想取得好的战绩，有一支忠于自己的亲兵至关重要，而有了一层血统加持的安思顺能够比其他汉人将领更容易笼络出一支粟特亲兵。

待安思顺在军中拥有一定地位后，周边的粟特人会进一步把更多资源如金钱等给到安思顺手中，被粟特人持续投资的安思顺自然晋升更快，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正反馈循环。

如果安思顺能够得到投资，同样是粟特人的安禄山自然也能得到，区别仅仅是获得投资的多与少。

安禄山掌权后，开始积极笼络粟特人势力，甚至不惜借助宗教，将自己打造成粟特祆教中的光明神，粟特人在分布上西北地区是多于东北地区的，所以安禄山应该是来到东北地区之前就已经领略过粟特势力能够提供的资源加持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安禄山真正的第一桶金，应该并非来自他的义父张守珪，而是来自于在西北作战时粟特人的投资。

说安禄山应该在西北边军系统里待过还有一个证据，还记得文章开头时提到的安史之乱时进攻朔方的骁将高秀岩吗？

他也是从西北边军系统调到东北边军系统的，而调他到东北边军的不是别人，正是安禄山。

如果安禄山真如《旧唐书》与《新唐书》所说，军旅生涯是从偷羊被张守珪抓住时开始的，那么一个一直混迹于东北边军系统里的人，又怎会知道西北边军系统里有一个日后一定会忠于自己的猛将呢？

安禄山与高秀岩之间的关系，与张守珪和安禄山之间的关系很像，如果不是长期在一个系统里待过，是很难建立起那种信任的。

其实说到这里，安禄山在起事后单独分高秀岩一支队伍去急攻朔方就说得通了。

一方面，高秀岩在西北边军里待过，对于朔方军的情况，他比较“门清”。

至于另一方面，安禄山的计划应该是让骁勇善战又比较了解朔方军的高秀岩，一举打进朔方，与当地的粟特武装合流，如果一来，叛军就有一举打崩唐帝国的西北边军系统的可能，如果做到这一点，则整个大唐军事系统将被叛军彻底摧毁，叛军基本就可以锁定胜局了。

只是高秀岩在朔方遇到了郭子仪和李光弼，没有办法深入朔方，与当地的粟特武装合流也就无从谈起了。

虽然安禄山派出的“西路军”高秀岩部最终没能完成与朔方粟特人合流的目标，但当地粟特人还在，如果不加以利用，安禄山一定不会甘心。

虽然高秀岩那一路失败了，但安禄山自己率领的叛军主力却成功打进了大唐都城长安，与肃宗所倚仗的朔方军距离其实并不遥远。

至于那支在叛军打进长安后突然率军脱离叛军队伍的阿史那从礼部，他们是真的背叛了“叛军”吗？

如果是这样，他们为何不去投奔距离并不遥远的肃宗？如果他们是真的背叛，为何这一事件的结果是朔方军控制区爆发大规模胡人动乱，需郭子仪调集大军去平叛？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双簧，阿史那从礼背叛是假，与朔方地区的粟特人勾连才是真。

至于杜甫为何会在那一时间段，在非“沦陷区”被叛军抓获，很可能也出自阿史那从礼之手。

我们知道，杜甫被抓后是被叛军拘禁过一段时间的。

如果阿史那从礼叛逃、朔方胡人叛乱是脱离于安史之乱的孤立事件？他们为何要抓杜甫这个文官？这样的散兵游勇叛乱一般是想到要构建自己的文官系统的。需要构建文官系统的是有意取天下的安史叛军主力。

到这里，我们已经能够从粟特人的视角看清安史之乱的大致过程了，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粟特人为何不断投资安禄山，并愿意追随他叛乱？

叛乱是一件要拿脑袋做赌注的极度危险的事，一般情况下，在原来体系中还能待得下去的人是不会选择叛乱的。

粟特人在大唐主导下的亚洲秩序里一直是混得不错的，大唐维护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也为粟特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粟特人在这一过程中甚至可以说赚得盆满钵满。

大唐主导丝绸之路时期对于粟特人来说本来可以说是岁月静好，直到大食人来了。

大唐对于藩属国的态度历来是给予其极大的自治权，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大唐更是几乎不去过问。

但大食人来了之后，粟特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大食在征服粟特人的昭武九姓国之后，不但强迫他们承担沉重的赋税，还逼迫粟特人改变自己的信仰，要么信奉伊斯兰教，要么就是死。

当然，对于粟特人来说，这些或许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阿拉伯人也善于经商。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阿拉伯商人逐渐取代了粟特商人垄断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由于阿拉伯商人的背后站着兵强马壮的阿拉伯帝国军队，粟特商人很难与之竞争。

如果想夺回丝绸之路上贸易的主导权，粟特人得有属于自己的强大武装。

在当时，全球范围内能给粟特人提供这样武装保护的只有大唐。

但就大唐而言，其并没有太强烈的为粟特商人提供安全保护的动力，原因也不复杂，大唐在丝绸之路的利益点在产品的出口而非通过转手贸易赚差价，将其商品转卖到欧洲的是粟特人还是阿拉伯人，对于大唐来说似乎没有太大区别。

粟特人也曾就大食的威胁向大唐求助，但大唐能做的也只是组织西域诸藩属国自行抵抗大食，如高仙芝那次出动2万唐军亲自参战已经大唐愿意为这一问题付出的最多兵力了。

这些努力都只能延缓大食扩张的速度，并不能扭转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扩张态势。

扩张的阿拉伯帝国不断挤压粟特人的生存空间，对于他们来说，向东逃入大唐，去投奔他们在大唐的粟特同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当这些聚在一起的粟特人发现大唐的军事系统中居然如此之多的“自己人”时，他们的心思会不可避免地活跃起来：既然大唐军队中有大量粟特军官和士兵，那么是否可以强化这一力量，让他们逐渐控制大唐的军队系统进而控制整个大唐呢？

如果拥有了大唐这一“宿主”，粟特人便可以以唐帝国强大的实力为依托去与阿拉伯人争夺丝绸之路的主导权了。

最终粟特人海量的资源砸向了安禄山，而安禄山得以拿着粟特人给予的第一桶金，在大唐的东北边境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粟特人的支持给了安禄山实现其野心的资本，失去家园的粟特人与野心勃勃的安禄山在“双向奔赴”中一步步导演了那场可怕动乱。

……

安史之乱前期，唐玄宗的表现已经不是“愚蠢”两个字就能形容的，他简直蠢出了新高度，是什么将这位曾经英明的老皇帝的智商“一夜清零”？

那场让杨贵妃“香消玉殒”的马嵬兵变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

还有，通过今天文章的分析，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安禄山不会以一个“偷羊贼”的可怜虫形象出现在张守珪面前，那么又是谁把“偷羊”的帽子扣给了安禄山？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那个真正的“偷羊贼”，到底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