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国家能长期富裕，有的国家却一直贫穷呢？为什么有的国家只富裕了一段时间后又变穷了？

从今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的书中你或许能找到答案。

10月14日，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是三位美国的经济学家，分别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他们在“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方面的研究贡献得到了表彰。

负责评选和颁发奖项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称，今年的三位获奖者对国家之间为何存在巨大的繁荣差异提出了新的见解。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三位经济学家证明了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密切关系。

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曾经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阐述了他们的主要思想和观点。（这本书的电子版我已经放在知识星球中了，包括国内可以买到的版本以及未阉割的完整中英文版本。。）

书中一开始，以美墨边境的一个城市诺加利斯的事例展开。

诺加利斯地跨美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被一道围墙隔开，北边属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南边属于墨西哥。

尽管只有一墙之隔，但两边却差异却巨大。位于北边的区域居民家庭收入高，人均年收入3万美元，大多数人至少是高中及以上学历，预期寿命超过65岁，并且享有治安、电力、电话、公共卫生、医保等公共服务，营商环境好，同时居民享受广泛的政治权利。

但几英尺外的南方区域可就大不相同。居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北边的三分之一，大部分人学历较低，都是初中小学学历，公共卫生条件差，婴儿死亡率高，治安更是不好，犯罪率高；营商环境也是一言难尽，在当地创业开店是一个高风险的活动，因为不仅会遭匪徒抢劫，办各种许可证也要贿赂工作人员，光是开业就已经很困难。

两地的地理环境、气候以及流行病种类都极为相似，为什贫富状况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作者认为主要是制度不同导致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是走向繁荣还是衰败。

类似的例子还包括东德和西德，朝鲜和韩国。同在朝鲜半岛，但朝鲜居民的生活平均水平仅为韩国的十分之一，预期寿命也至少少10年。

他们将现存的制度分为了两类：包容式制度和榨取式制度。

榨取式制度向社会的多数人榨取收入和财富，以使一小部分人获利。榨取式政治制度集中权力在少数精英手中，权力的行使很少受到节制。经济制度通常也由这些精英建立，用以从社会其他人那里榨取资源。榨取式经济制度因此自然伴随着榨取式政治制度。

包容式政治制度把政治权力普遍分配给社会成员，从而使大众对掌权者有所约束、有所监督，消除剥夺多数人资源、建立进入障碍、和压制市场机能以为少数人谋利的经济制度。

包容式经济制度能够吸引、包容所有的人来参与经济的发展，这套制度的要点就是保护产权，能够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鼓励对知识、对技术的投资，而且能够让所有人共享经济增长的成功。

包容式经济制度保护私有财产，拥有公正的法律制度，并且提供公共服务让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规则下交易和缔结契约；经济制度也允许新企业进入，并让人们自由选择职业。

诺加利斯北边就属于包容式制度，南边属于榨取式制度，这也是两地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书中认为，富国往往是包容式制度，穷国往往是榨取式制度。虽然榨取式制度短期也能取得经济上的繁荣，但是不可持续的。

比如阿根廷，阿根廷在上世纪初曾快速发展，成为了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它的发展是榨取式成长，由少数精英阶层统治，大幅投资农业出口经济，生产牛肉、兽皮和谷物，当时恰逢这些产品价格飞涨，经济就随之扩张。这种发展未能持续，在一战后，阿根廷陷入动乱，短暂的繁荣也画上了句号。

究其原因，还是这种榨取型制度缺乏包容型，限制了个人的权利和才能，阻碍了人的自由发展，创新和创业被扼杀在摇篮中，经济自然不会好。

包容型制度，之所以能持续让经济繁荣，就是它有一个包容的环境，从而产生了包容型的市场，鼓励科技创新以及创业，鼓励一切创造财富的想法和实践，有好点子的人可以自由创业而不担心被盘剥以及财产安全。

包容型制度提供平等的机会，社会成员有广泛政治权利，能阻止少数人从多数人身上榨取资源，让蛋糕做大的同时，每个社会成员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在这种制度下，才可能带来创造性破坏以及科技变革，每个人才有动力区创新、创业。

那这两种制度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有时候往往是关键时期偶然事件的影响。

比如在历史上东西欧的制度在14世纪前几乎是一致的高度榨取式制度：国王拥有土地，并分给领主，领主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让他们进行劳动并且缴罚款和税金，而且未经领主允许不能去其他地方，权力都集中在领主手中，农民是名副其实的农奴。

但是1346年黑死病侵入后一切开始慢慢改变。黑死病导致了西欧有一半人死亡，劳动力不够用了，农民们就要求提高工资并且减轻徭役，但掌握权力的领主和国王一直压制，后来经过一场抗争，农民们的诉求慢慢被满足，工资上涨，且拥有了自由，这一切促成了日后包容式制度的建立。

东欧则不同，东欧也遭遇了黑死病以及劳动力短缺，但他们走向了截然相反的趋势，比如德国东部和匈牙利、俄国的领主们联合起来加大对农民的剥削，对佃农的税还提高了，农民的农产品他们要拿走一半，并且原来的工资也下降了，后面近一半的工作变成了强制劳动。

东西欧两地的差异性开始很小，但自此以后差异就越来越大，变成两种不同的制度，书中称它为“制度漂移”。就像两个孤立的物种群体会在一个遗传漂移过程中，因为随机的遗传突变不断积累慢慢漂离，两个原本类似的社会也会在制度上逐渐漂离。

这本书的观点和我们熟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反，认为“政治决定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比如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密不可分，这场革命后应该建立了包容型的制度，鼓励创新，并且有了保护个人产权。

所以瓦特才可以在1775年给自己发明的蒸汽机申请专利，个人以此获益的同时也推动了英国整体经济的革新发展。如果瓦特生活在一个高榨取制度的国家，发生这一切显然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研究经济长期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往往是从单纯的经济角度出的，比如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等要素对经济的增长影响。

两位诺奖得主则从政治与经济的交互角度出发，解释了经济发展的原因，提供了不一样的见解，经济的发展主要不是由科技决定的，而是制度。

正所谓制度决定命运，不同制度下的国家，经济发展结果截然不同，而不同制度下的人们也会迎来完全不一样的命运。关心这些，其实也是在提高认知，关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