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宣公十五年》中有一条短短三字的记载：“初税亩。”这三字没头没尾，很是让人莫名其妙。然而，正是这短短三字，却令人意外地引发了一场跨越近三千年的古今大论战。

在“春秋三传”中对“初税亩”普遍都持否定态度。《左传》中直接评价：“初税亩，非礼也。谷出（征收粮食）不过藉（藉法），以丰（积累）财也。”《谷梁传》说：“古者什一（十分之一的税收），藉（藉法）而不税（不另外征税），初税亩，非正也。”《公羊传》：“何讥尔？……什一者（十分之一的税收），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意指税收高于十分之一，就是夏桀王的暴政。）”

相比较于古人的讥讽，近现代史学界反倒是宽容得多。杨伯峻先生在注释“初税亩”时就说：“从此以后，按田亩之多少征税，此是对古代制度之大改革，有其进步意义与作用。”近现代史学界人士多认为，“初税亩”表明鲁国正式废除了旧时生产效率低下的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权，所以才能一律征税。古人讥讽鲁宣公“初税亩”，不过是传统儒家对变革祖制下意识的反感，不足为凭。

细细考究古人与今人对“初税亩”的态度，可以看出双方其实是站在不同维度上来看待此事了。古人认为，鲁宣公之“初税亩”是对民提高税率、增加了民众负担；而今人则认为，鲁宣公“初税亩”是废除了生产效率底下的井田制，当然是种历史进步。

那么古人与今人这场跨越近三千年的大论战，究竟谁对谁错呢？

不了解周时田制的一些基本知识，这一问题难下结论。

西周时，周王国普遍实行藉田制。所谓“藉”，借也。有人说，把田地按“井”字划分，中间一块为“公田”，四周的田即为“私田”；所以，藉田制也被称作井田制。当然，实际地形复杂，土地很难规则地划分成“井”字；所谓“井田”，也许不过是种理想化的模型。

藉田制下，公田作为“税田”，由分到私田的民众共同耕种，所谓“借民力以治之”，这就是“藉”的含义。“私田”是农民的份地，只要将公田上的庄家伺候好了，“私田”之上的产出都归农民个人所有，无需再单独征税。

因为藉田制下，通常是十块土地中抽出一块作为公田（也就是税田），所以“春秋三传”才会有“古者什一，藉而不税”的说法。十分之一，也就是10％的税收。在藉田制时代，这一税率并不算高。

然而，藉田制下“公田”的公有性质，却为日后长期发展埋下了隐患。

公田是由民众共同耕作，随着时间推移，责任不清、权利不明、滥竽充数的现象就会越来越普遍。重活、脏活没人愿意干，每个人都想尽快结束公田上的劳作，早点到私田上干自家私活。长期下来，就造成了公田上“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以时（时节）而民不知，不告道之以事（农事）而民不为”的重大弊端。“民不知”、“民不为”，并非民众真不知时节、真不知农事，而是因为公田并非事关民众切身利益，所以他们只管官府说什么时候干活就什么时候干，官府说干什么事就干什么事了。

因为无法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公田的生产效率当然低下。所以，到了春秋时代，“公田不治”的现象愈发严重。于是，当时有了“无田甫田，维莠骄骄”（《诗经·齐风·甫田》，意为：“公田不可耕啊，杂草长势旺！”）的诗句，来描述藉田制的没落。

藉田制生产效率日趋低下，迫使周人不得不对其进行改革。

周宣王时期，就将“藉法”为“彻法”，把王室藉田全部私有化，交由各类地主去代为经营管理；齐国在齐桓公上台后，也在管仲主导下，把“五鄙”之田土私有化，然后“相地而衰征”，来提高土地生产效率；晋国则更加彻底，在吕甥主导下进行“作爰田”改革，把所有公室之田都私有化给“国人”，然后征税。

无论是周宣王改革、齐国管仲改革、还是晋国吕甥改革，都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所以，在周宣王任期内，周王室实现了中兴；齐桓公时期，齐国称霸天下；晋国吕甥改革后不久，晋文公也称霸天下。

因而，鲁宣公开始“履亩而税”，应该就是受到了晋国和齐国田制改革的启发，把土地都私有化了，然后再根据土地的多少来征税。这种改革，当然是鲁国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历史的重大进步！

这是近现代很多史学家的看法。

可是，古人却并不以为然。

《谷梁传》中解释“初税亩”时，说到：“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意思是“‘初税亩’，就是非难鲁宣公除去公田之外，又在民众私田之中十取一而税”。古人看来，鲁宣公的“初税亩”，并未废除藉田制。他只不过是原有藉田制“什一而税”的基础上，又对其余的私田再收取十分之一的税收。民众的税收负担凭空增加到十分之二，这当然算不上是一次有进步意义的土地制度改革！

那么古人和今人，到底谁才正确呢？

这场跨越三千年大论战的焦点，其实就在于鲁宣公到底有没有变革田制。

这一问题的答案，古人更接近于春秋时代，照理他们更有发言权。

然而，对于“春秋三传”反对“初税亩”，今天的学者们大多认为是儒家学者们反对变革祖制的拘泥不化，并非“初税亩”本身就存在问题。

儒家的保守，从孔老夫子的一则轶事就可充分说明。

公元前484年，鲁国执政卿季孙想增加田赋。在古代，“赋”与“税”是有区别的：“赋”用作军费，“税”用作政府日常运营开支。因为国际安全形势日趋恶化，鲁国军费开支也大大增加，鲁国不增加田赋，财力实在是接济不上了。

虽然是不得不增加赋税，但为了提现对国老的重视，季孙特地向孔夫子来咨询此事。孔夫子一听这话，就满脸不高兴，始终拒绝表态：“我对这事不懂啊！”孔老夫子弟子三千，贤者七二，桃李满天下。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当时享有盛誉的高级人才。孔夫子对此不表态，改革大计何以服众？

季孙急了，赶紧催促他：“你可是国老啊，都在等您的意见行事，您怎么能不开口说话呢？”可孔夫子却始终无动于衷。季孙没办法，只得悻悻而归。

季孙一走，孔夫子就向弟子冉有抱怨：“君子行政，要依礼而行。施舍要大方，做事要中规中矩，税收要尽量微薄。如果能做到，我认为就足够了。如果不以礼衡量，还贪得无厌，那么就是增加田赋，还是会入不敷出。况且，季孙要想符合法度，那周公之典就是现成制度。要是一定要改，还来问我干嘛？”

孔夫子视周公之典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跃然于纸上。从此可以看出，儒家学派对于变革有着近乎偏执式的反感。也难怪近现代学者们对“春秋三传”否定“初税亩”会不以为然了。

可是，史料中的另一则故事，也许就证明了“春秋三传”的说法才更加正确。

鲁哀公执政后期，鲁国财政赤字愈发严重，慢慢就快接济不上了。为此，鲁哀公忧心不已，便向孔夫子高足有若咨询解决之道：“现在鲁国正逢饥荒，国家岁用不足，该怎么办？”

有若听了后，胸有成竹地回答：“为何不改成‘彻法’？”

听到这个答案，鲁哀公大为失望：“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彻’也？”

所谓“彻法”，是周宣王时期实施的田制改革方案。其核心是将王室藉田全部私有化，然后采取“彻法”来收税。所谓“彻法”，其实也是在藉田制基础上改革而来：每年到了收获季节，官府实地视察田地庄稼，然后选取其中长势最好的一块田作为税田，上交给政府。“彻法”是基于藉田制改良，其税率当然也是与“藉法”一样，都是十分之一。

因此，鲁哀公才会无比失望地说，鲁国现在十分之二的税率财政收入依然严重不足，“彻法”又怎么能解决目前的财政危机？

鲁哀公所不理解的是，“彻法”的核心在于土地私有化，提高土地生产效率。正如《吕氏春秋·春秋·审分》所言：“今以地众者，公作（集体耕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分田到户）则速，无所匿迟也。”因此，即便是同样十分之一的税率，但由于“彻法”下的生产效率是“藉法”下数倍，“彻法”下的税源也就远高于“藉法”时代了。

所以，有若的回答也意味深长：“百姓用度足了，您怎么会用度不足？百姓用度不足，您又怎么可能用度足呢？”

这段对话，可以证明两个问题：其一，直到鲁哀公时期，鲁国田制依然未变，仍然是采取了传统的藉田制；其二，鲁宣公“初税亩”，确实是在旧有的公田之上，又增加了十分之一的税收。

不但是征“税”，为增加军费预算，季孙还额外增加了田“赋”。因此，鲁国民众的实际赋税负担远不止20％。正因为如此，“春秋三传”以及孔夫子都对鲁国公室随意增加赋税的政策持否定态度。

然而，鲁国之所以要征收这么高的赋税，其实也是无奈之举。乱世之中，鲁国周边强国林立；鲁国内部，公族势力强大、不服管辖。因此，鲁国任何的改革举措，只能是针对最为弱势的底层民众，而不是既得利益群体。所以对底层民众增税，就成了鲁国公室为维持自身存在的唯一举措。

虽然“初税亩”是一次改革，但并没有近现代学者们所主张的变革鲁国田制。因此，“初税亩”的历史意义并非如想象中大，只不过是鲁国为维持自身政权的无奈之举。所谓“初税亩”是“变革田制”，大多属于今人主观臆测，于史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