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2月中旬，大阪步兵第37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准备告别新婚妻子井上千代子出征“满洲”。

时年21岁的千代子为了让丈夫全身心投入侵华战争，竟在其动身的前一天夜里偷偷刎颈自杀。

她在遗书中写道：“我的夫君啊，为妻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若问我喜从何来，这便是能够在丈夫出征前高兴地离开这个世界，这样您就没有一丝牵挂了……请为祖国效命于战场吧！”

翌日清晨，井上清一将妻子的后事托付给家人料理，自己按计划登上了开往“满洲”的军舰。

井上千代子只是一名普通妇女，然其“感人事迹”经统治阶级放大宣传而在日本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

在海外，这起自杀事件激发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的进攻与杀戮，并直接带来了可怕的“平顶山惨案”。

千代子的自杀以及她留下的遗书，鼓励了她丈夫在中国放手杀人，最终献出生命。

井上中尉在前往前线途中曾对身边的士兵说：“为了不辜负妻子的担忧，我不再打算生还。我要尽一个军人的职责。”

为了履行承诺，当所属的第37联队在1932年3月被调回日本本土时，他拒绝回国，继续在中国东北地区作战，并亲自策划了可怕的“平顶山惨案”。

1932年9月15日夜晚，是中秋节。在这个夜晚，由梁聚夫领导的约1200名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经过平顶山村对抚顺发动攻击。

由于抚顺日军无法对抗这支抗日武装，他们将怒火发泄在无辜的平民百姓身上。

抚顺守备队认定居住在平顶山村的居民是“通匪”，因为抗日武装经常往返于该处，并且没有人举报他们。于是决定进行报复，采取屠杀的方式。

1932年9月16日上午，日本宪兵抚顺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和守备队中队长井上清一率领大量日本兵对平顶山村进行报复。

日军首先控制了东、西两个大山头，包围了整个村庄。随后，他们以照相为名，用刺刀逼迫百姓和矿工聚集在平顶山村南面的洼地。

大约在下午1点多的时候，红布被揭开，露出六挺机枪。一声令下，机枪疯狂地扫射人群，立刻，血肉飞溅，惨叫声和呼喊声响成一片。

有超过3000无辜平民遇害，村子被火焚毁，只剩下一座老君庙。

第二天，日本兵雇佣朝鲜浪人将尸首推下山崖，然后用汽油焚烧，最后用炸药炸毁山崖。他们还在屠杀现场周围拉起铁丝网，让劳工铺设铁路。

接着，他们以抚顺守备队的名义命令抚顺县长夏宜制作假房，拍摄照片，以掩盖他们的屠杀行径。

井上清一亲自前往抚顺县办公署借款5万元贿赂正在沈阳的国联调查团新闻记者，要求他们保持沉默。

事后，日本军方在全县发布布告，禁止收留幸存下来的平顶山大屠杀的百姓，违者将被视为“通匪”，全家将被处决。

这次大屠杀导致平顶山村的3000多名无辜百姓被残忍杀害，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

几乎所有的400多户人家都被杀绝，800多间民房被烧毁。只有100多人幸存，其中大部分因缺乏救治而伤重致命，最终只有四五十人幸存。

据日本学者透露，直接指挥这次大屠杀的刽子手就是千代子的丈夫井上清一。

加纳实纪代指出：井上清一虽然亲口否认，但当时居住在抚顺的日本妇女在私下中都称那位下令屠杀的军官就是这位出征前妻子自杀的军官。

泽地久枝在查阅当年抚顺日军守备队“职员表”后发现，那天值班的军官正是井上中尉。《抚顺煤矿终战记》也记载，指挥这次大屠杀的“N中尉”就是井上清一。

可以看出，千代子的死不仅把她的丈夫变成了刽子手，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国内，这起自杀事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化的催化剂，并直接导致了军国主义妇女团体“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诞生。

千代子的自杀行为竟然被媒体美化为“少妇美谈”，被电影公司拍成国策影片《死亡饯别》，被裕仁天皇封为“昭和烈女”，被陆军当局吹捧为“昭和烈妇”。

母校岸和田高等女子学校为她举行“慰灵祭”，出生地长龙村为她建立了“殉国烈妇井上千代子夫人之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热烈激动的氛围之中，还有一些善意的妇女发起成立了“大阪国防妇人会”。

千代子的自杀事件，给作为媒体人并亲眼目睹过自杀现场的安田静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安田在参加完第49天的追悼仪式后对身边的人说：“千代子的崇高之死不能就此终结。满洲事变越来越扩大，恐怕这将是一场无法仅凭男人力量取胜的大战，妇女以及普通人都应该协助战争。”

因此，她与住在同一街区的50多位家庭主妇一起倡议成立了“大阪国防妇人会”。

1932年3月18日，在大阪市第五小学举办了“大阪国防妇人会”成立大会。

与会者宣布了“巩固国防需要后方妇女和男人共同合作”的口号，号召全市妇女“走出厨房和家庭，奋起保卫国家”。

一经成立，“大阪国防妇人会”立即引起了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等军政要员的重视，他们计划将这一地方性的妇女团体扩大为全国性妇女组织。

同年10月24日，在东京白木屋礼堂举行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集会，有700多名妇女参加，多位陆海军高级军官出席，该团体正式更名为“大日本国防妇人会”。

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加入了这个军国主义的妇女团体，成为侵略战争的“合作者”。

需要强调的是，在战争期间，那些身为母亲和妻子的女性，被称为“军国之母”和“昭和烈女”的并非少数，而是占据了绝大多数。

目前，在靖国神社中供奉的战争“亡灵”超过246万，其中“靖国之母”和“昭和烈女”就占了.5万以上。

东条英机在1942年11月11日致“大日本妇人会”成立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前线士兵的战斗动力来源于他们的母亲、妻子和姐妹。

当时，日本兵员充足，日军官兵在前线肆虐，而战时日本妇女的“支前”工作主要是通过加入军国主义妇女团体有组织地进行。

这些工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首先，她们投身“产业报国运动”，为侵略战争提供军需物资。据统计，1944年仅有400万日本妇女在军工企业工作，到了1945年这一数字增至600万。

其次，她们通过参与各种实际的助战活动，为侵略战争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

包括救治伤残军人，使之获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慰藉。捐献羊毛和捐造飞机，直接提供战争物资和杀人工具。充当“满洲花嫁”（即“满洲新娘”），直接效力于殖民地统治。

同时，一些日本知识女性，包括女作家、女诗人、女记者、女演员、女教师等，也积极创作助战文学作品和国策电影，为侵略战争制造舆论氛围。

在政府实施“思想战”、“舆论战”、“文坛总动员”的过程中，这些女性通过笔和口加入了赞美战争的大合唱。

由作家、诗人、记者组成的“笔部队”，发挥了“枪部队”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她们亲赴前线考察并撰写“从军记”等战地报告，鼓舞国民和军队士气。

在吉屋信子的影响下，冈田祯子、堤千代等女性作家也纷纷加入了赞美侵略战争的大合唱。

此外，很多日本女人还在后方炮制国策电影，制造“举国一致”支持战争之氛围，收到了“电影就是炮弹”之效果，对把出征士兵引诱到战场上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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