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在之前的探索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隋唐盛世下山西的蓬勃发展，感受了五代十国时山西割据政权的兴衰起落。历史的长卷不断展开，如今我们即将步入本次山西历史探寻之旅的最后篇章。

从宋辽金元时期民族政权更迭给山西带来的深刻影响，到明清晋商在政权支撑下缔造的商业传奇，再到近代风云中阎锡山与山西那段特殊历史，这些丰富而独特的历史片段，将为我们全面了解山西画上重要的句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宋太宗）

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政权并立、更迭频繁的时期，山西地区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复杂的政治变迁，不同民族政权的统治对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山西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当时，山西境内的北汉政权是北宋统一全国的一大障碍。北汉以太原为中心，占据了山西中北部的大片土地，与辽国结盟，对北宋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宋太祖曾多次派兵攻打北汉，但由于北汉得到了辽国的支持，加上太原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宋军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继续致力于统一大业。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宋太宗亲率大军攻打北汉。宋军兵分多路，对北汉形成了包围之势。在宋军的猛烈攻击下，北汉军队节节败退。最终，北汉国主刘继元被迫投降，北汉灭亡。至此，山西中南部地区纳入北宋版图 。

北宋在山西地区设立了河东路，下辖 3 府、14 州、8 军、82 县 。为了加强对山西地区的管理和防御，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上，实行分权制衡的政策，设立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等机构，分管财政、司法、民政和军事等事务，相互制约，以防止地方权力过大。同时，在州一级设置通判，负责监督知州，直接向皇帝负责，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在军事上，北宋将山西地区作为防御辽国和西夏的前沿阵地。由于山西地处北方，与辽国和西夏接壤，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北宋在山西北部边境修筑了大量的城寨和堡垒，驻扎重兵，加强防御。著名的杨家将就长期镇守在山西雁门关一带，抵御辽国的入侵。杨家将以其英勇善战和忠诚爱国的精神，成为了北宋时期的英雄传奇，他们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北宋时期，山西地区的经济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农业方面，政府重视水利建设，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如太原富豪史守一出资修浚的晋祠水利工程，可灌溉 6000 顷农田 。同时，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 “淤田” 法，既杜绝了水患，又改良了土壤，提高了农业产量。农业生产工具也得到了改进和创新，出现了许多新型农具，如锄草的弯锄、碎土疏土的铁耙、安装在耧车脚上的铁铧等，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煤炭业）

手工业方面，山西的煤炭业、冶铁业、纺织业等行业都十分发达。北宋时，煤炭在山西人民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许多人 “仰石炭以生” 。煤炭不仅用于日常生活，还成为了冶铁、烧石灰、烧砖、制陶、酿酒等工业行业的重要能源。冶铁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以石炭为燃料，采用土高炉炼铁，已能炼出质量很高的 “百炼钢” 和 “灌钢” 。

太原晋祠的铁人，铸于北宋绍圣四年，工艺精湛，代表了当时的冶铁水平。纺织业以丝、麻纺织为主，泽州、汾州和威胜、平定等地的丝织品被列为贡品 。北宋时，河东进贡朝廷的麻织品就达到 15.1 万多匹，居全国第一 。

商业方面，山西地区的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太原、平阳等城市成为了重要的商业中心，与全国各地的贸易往来频繁。山西商人以其勤劳、智慧和诚信，在商业领域崭露头角。他们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粮食、丝绸、茶叶、铁器、瓷器等，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此外，北宋政府还在山西地区设立了许多商业机构，加强对商业活动的管理和监督，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发展。

（晋祠铁人）

文化方面，北宋时期的山西地区人才辈出，文化昌盛。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就是山西夏县人。他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司马光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卓越的史学成就，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山西地区的教育事业也十分发达，书院林立，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佛教和道教在山西地区也得到了广泛传播，修建了许多寺庙和道观，如五台山的佛教寺庙，规模宏大，建筑精美，是佛教文化的重要圣地。

与北宋对峙的辽国，统治着山西北部地区，包括今天的大同、朔州、忻州北部等地。五代时期，后唐大将石敬瑭为了当上后晋的皇帝，不惜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其中山西境内有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山西朔州）、云州（今山西大同）四州 。辽国占领山西北部后，将这一地区视为重要的政治区位。辽实行五京制，其中西京大同府就位于山西境内，可见晋北地区在辽国的重要性。

为了加强对晋北地区的统治与管理，辽国在这一地区实行汉族州县制与契丹族部族制并行的统治方式。在汉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州县制，设立州、县等行政机构，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员进行管理；在契丹族聚居的地方，实行部族制，保留契丹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由部族首领进行管理。这种胡汉杂糅的治理方式，既适应了当地的民族特点和社会情况，又有效地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幽云十六州）

辽宋澶渊之盟后，山西北部成为北宋与辽国的分界线，双方在边境地区设立榷场，开展贸易往来。榷场的设立，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民族融合。中原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传入辽国，大大促进了契丹族的封建化进程；而契丹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对山西北部地区的汉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

在经济上，辽国重视山西北部地区的农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农耕，如减轻租税、禁止刍牧伤禾稼等 。同时，山西北部地区的畜牧业也十分发达，为辽国提供了大量的马匹和畜产品。此外，山西北部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与中原地区和北方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频繁。

随着时间的推移，辽国逐渐走向衰落。1115 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势力迅速崛起。1125 年，金国灭辽，随后又于 1127 年灭亡北宋，占领了包括山西在内的北方大片土地。

金国统治山西时期，对山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政治上，金国在山西地区设立了路、府、州、县等行政机构，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同时，金国还实行猛安谋克制度，将女真族的军事组织与地方行政组织相结合，猛安谋克既是军事单位，又是行政单位，负责管理当地的军事、民政和生产等事务。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金国对山西地区的控制，也促进了女真族与汉族的融合。

在经济上，金国统治初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山西地区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随着金国统治的逐渐稳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经济。鼓励垦荒，将荒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时，金国还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山西的煤炭、冶铁、纺织、制瓷等行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运城临近黄河，土壤肥沃，是金朝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同时拥有丰富的盐业资源，解州盐池的利用为金朝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

在文化上，金国统治下的山西地区，民族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女真族的文化与汉族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金国政府重视教育，在山西地区设立了学校，培养人才。同时，佛教和道教在山西地区继续发展，修建了许多寺庙和道观。此外，山西地区的文学艺术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1234 年，蒙古灭金，山西地区又纳入了蒙古政权的统治范围。1271 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元朝时期，山西地区隶属于中书省，称为 “腹里” 地区，是元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忽必烈）

元朝对山西地区十分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在政治上，元朝在山西地区设立了路、府、州、县等行政机构，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元朝还实行行省制度，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行省，山西地区虽然隶属于中书省，但在行政管理上也受到行省的节制。在军事上，元朝在山西地区驻扎了大量的军队，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军事防御。山西地处北方，是元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防线，元朝在山西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等防御工事，驻扎重兵，以保障国家的安全。

在经济上，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经济繁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方面，元朝政府重视水利建设，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如引汾河水灌溉农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粮食产量。同时，元朝还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引进了新的农作物品种，如棉花等，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手工业方面，山西的煤炭、冶铁、纺织、制瓷等行业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山西的煤炭资源丰富，开采和利用技术先进，煤炭不仅用于国内，还远销海外。冶铁业是山西的传统优势产业，元朝时期，山西的冶铁技术进一步提高，生产的铁器质量优良，畅销全国。纺织业以丝、麻、棉纺织为主，泽州、汾州等地的丝织品和麻织品闻名遐迩，棉花的种植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制瓷业方面，山西的瓷器以黑釉剔花瓷最为著名，浑源县的大瓷窑、青瓷窑生产的黑釉剔花瓷远销海外 。

（茶叶）

商业方面，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太原、大同、平阳等城市成为了重要的商业中心，与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贸易往来频繁。山西商人在元朝时期逐渐崛起，他们以诚信经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世。山西商人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粮食、丝绸、茶叶、铁器、瓷器、药材等，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甚至远达海外。此外，元朝政府还在山西地区设立了许多商业机构，加强对商业活动的管理和监督，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发展。

在文化上，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昌盛，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佛教和道教在山西地区继续发展，修建了许多寺庙和道观，如五台山的佛教寺庙，规模宏大，建筑精美，是佛教文化的重要圣地。

同时，伊斯兰教也开始在山西地区传播，出现了一些清真寺和穆斯林聚居区。文学方面，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如元曲四大家中的关汉卿、白朴、郑光祖均来自山西 。他们的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艺术方面，山西的壁画、雕塑等艺术形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山西的寺庙和道观中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和雕塑作品，这些作品题材丰富，内容生动，艺术价值极高，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宋辽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在不同民族政权的统治下，经历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刻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促进了山西地区的发展，也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山西票号）

明清时期，山西迎来了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晋商和山西票号的崛起成为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段传奇。晋商的兴起，不仅改变了山西地区的经济面貌，也对中国的商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商业奇迹的背后，明清政权的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和推动作用。

明朝建立初期，为了抵御北方蒙古势力的侵扰，在北方边境设立了九个军事重镇，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这些军队的粮草供应成为了明朝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明朝政府于洪武三年（1370 年）实行了 “开中法” 。

根据开中法的规定，商人只要将粮食运到北方边境的粮仓，就可以向政府换取盐引，凭借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并在指定的区域进行售卖。盐作为民生必需品，一向实行专营制度，盐引实际上就是贩卖食盐的许可证。

山西地处北方，与九大军事重镇距离较近，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晋商们抓住了这一机遇，积极投身于粮食运输和食盐贸易中。他们在军事重镇附近大规模屯田，将收获的粮食运往边境粮仓，换取盐引，然后再将食盐运往各地销售。通过这种方式，晋商们不仅解决了边境军队的粮草供应问题，也为自己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政府对盐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弘治五年（1492 年），明朝政府将开中 “纳粮” 改为开中 “纳银”，商人只需向政府缴纳白银，就可以获得盐引。这一改革使得晋商的经营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不再局限于边境地区的粮食运输和食盐贸易，而是开始将商业活动扩展到全国各地。晋商们凭借着前期积累的资本和丰富的商业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多元化的商业经营，涉及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金融等多个行业。他们的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

（商业经营）

入清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政治局势的稳定，晋商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如减轻商税、鼓励贸易等，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晋商们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进一步拓展了商业版图。他们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还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将中国的商品远销海外。

在与俄国的贸易中，晋商们通过 “万里茶道”，将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运往俄国，又从俄国进口皮毛、药材等商品，促进了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据史料记载，在 19 世纪中叶，晋商通过 “万里茶道” 出口到俄国的茶叶每年高达 17 万箱，价值上千万两白银，一度占到俄罗斯对中国贸易总量的 60% 。

在晋商的发展历程中，山西票号的出现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繁荣，埠际货币流通量增大，传统的由镖局押送银两的方法因成本太高、安全性低，越来越不适应日益扩大的货币交割需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第一家票号 —— 日昇昌票号于 1824 年在山西平遥应运而生 。

（日昇昌票号）

日昇昌票号的创立，开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先河，它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同时也开展存放款等业务。日昇昌票号的出现，极大地便利了商业交易，促进了资金的流通和周转，为晋商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此后，山西票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到光绪、宣统年间，山西票号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其分号遍布全国 30 余个城市，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 “汇通天下” 著称于世 。

明清政权的政策对晋商和山西票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中法的实施，为晋商提供了崛起的契机，使得他们能够凭借地理优势和商业智慧，在食盐贸易中赚取第一桶金。而清朝政府的开放政策和对商业的支持，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得他们能够不断拓展商业版图，实现多元化经营。山西票号的出现，更是在明清政权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繁荣的商业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不仅满足了商业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为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晋商在山西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经济方面，晋商的商业活动促进了山西地区的经济繁荣。他们的商号和票号不仅为山西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还带动了当地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例如，晋商对茶叶的需求，促进了山西茶叶种植和加工业的发展；他们对丝绸、瓷器等商品的经营，也推动了相关手工业的进步。

同时，晋商的商业活动还促进了山西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加强了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文化方面，晋商的成功也为山西地区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晋商注重家族文化的传承和教育的培养，他们在家乡修建了许多宏伟的大院和祠堂，如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这些建筑不仅展示了晋商的财富和地位，也体现了山西地区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同时，晋商还积极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资助文人墨客，促进了山西地区文化的繁荣。晋商的诚信、勤劳、团结等精神品质，也成为了山西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解放）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山西这片古老的土地也在时代的浪潮中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在这一时期，阎锡山以其独特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统治山西长达 38 年之久，成为山西近代历史上的关键人物。

阎锡山，这位出身于山西五台的军阀，在 1911 年辛亥革命后，凭借着一系列政治手段和军事行动，逐步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在北洋政府时期，他采取了 “保境安民” 的策略，致力于发展山西的经济和教育，使山西在动荡的民国初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他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建立了太原兵工厂，使其成为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之一。在阎锡山的统治下，太原兵工厂不断发展壮大，不仅能够生产步枪、机枪、火炮等常规武器，还能制造弹药、炸药等军事物资，为阎锡山的晋绥军提供了强大的装备支持。

在经济建设方面，阎锡山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他重视农业生产，积极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兴修水利工程，如修建了汾河水利工程，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提高了农业产量。他还大力发展工业，创办了众多工厂，涉及煤炭、钢铁、纺织、机械等多个领域，推动了山西的工业化进程。此外，阎锡山还注重交通建设，修建了同蒲铁路，这条贯穿山西南北的铁路干线，极大地促进了山西的物资流通和经济发展。

在教育领域，阎锡山同样有所建树。他积极兴办学校，普及教育，提高了山西民众的文化素质。他创办了山西大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为山西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山西大学堂在创办初期，聘请了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任教，开设了多个学科专业，为学生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在阎锡山的推动下，山西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小学、中学数量不断增加，为山西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

（抗击日军）

然而，阎锡山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在抗击日军时期，山西成为了抗击日军的重要战场。面对日军的侵略，阎锡山采取了 “联共抗日” 的策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抵御日军。在忻口战役中，阎锡山指挥晋绥军与八路军密切配合，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同时，他也对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心存疑虑，在抗日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防范措施。1939 年，阎锡山发动了 “晋西事变”，试图削弱共产党在山西的力量，导致了国共合作在山西的局部破裂。

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继续统治山西，但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他的统治逐渐摇摇欲坠。1949 年，太原战役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艰苦战斗，最终攻克太原，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阎锡山被迫逃往台湾，结束了他在山西长达 38 年的统治生涯。

阎锡山统治时期，山西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在政治上，阎锡山凭借其灵活的政治策略，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山西的相对独立；在经济上，山西的工业、农业和交通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军事上，阎锡山建立了强大的晋绥军，为保卫山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文化上，教育的普及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提升了山西民众的文化素质。但阎锡山的统治也存在诸多问题，他的独裁统治、对人民的剥削以及在国共关系上的摇摆不定，都对山西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古老的华夏之源，到近代的风云变幻，山西的历史如同一部雄浑的史诗，每一个章节都饱含着岁月的沧桑与辉煌。宋辽金元时期的民族交融、明清晋商的商业奇迹、近代阎锡山主政下山西的独特发展，共同构成了山西历史的丰富内涵。

回顾这一系列的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山西在不同时代的变迁，更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生动缩影。这片土地承载着无数的故事，它们是山西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了解过去、展望未来的重要窗口。至此，我们的山西历史探索之旅暂告一段落，但山西的历史还在继续书写，它的魅力也将永远吸引着我们去不断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