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读者私信御史，说他祖上是光绪时期的浙江温处道，到了民国时家道中落，只有一枚勋章留了下来，但是形制很特殊，也不知有何讲究，希望御史能说个出处。

御史看过他发来的图片之后，颇觉惊讶，原来图片中是一枚“三等宝星”，级别比较高。御史大致可以断定，这枚宝星大概率不是朝廷赏赐该读者祖上的，应该是清灭亡后，作为收藏品留给后世的。

“宝星”一词，是首次出现在御史的文章中，因为属于比较冷门的知识，很多读者应该还不太了解，御史就掌握的知识，与诸位聊聊这一话题。

【宝星为何物？】

宝星通俗地讲就是勋章。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中外交往也日益增多，外国军人、公使、领事、传教士等大量涌入中国。而且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人在海陆军、工矿企业、邮电通讯、交通运输和教育等部门为清政府服务的情况也不断增多。

洋人为中国服务的工程中有所成就时，朝廷一般会给予他们奖赏。起初，对外国人的奖赏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有给顶戴花翎的，也有个赏巴图鲁勇号的，也有赏赐银两及功牌的，甚至还有赏穿黄马褂的。

除了赏赐银两之外，其他的都属于虚名，这对于洋人来说显然是不适合的。同治元年，李鸿章上奏朝廷，专门为洋人铸造金银牌，分别给予佩戴，由于李鸿章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所以朝廷没有批准。

不久，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上奏，说洋人不太喜欢虚名，更乐于接受中国的功牌，建议朝廷在原先功牌的基础上加以该铸，定名为“金宝星”，分为一两二钱重和一两四钱重两种。

光绪七年八月，总理衙门开始制定章程，正式颁布《奏定宝星章程》，该章程对宝星的名称、等级、装饰、执照等程度做了详细规定。

宝星共分为五等十一级，第一、二、三等各分三级，第四、五等不细分等级，宝星上刻清文，注明等级字样，并以装饰和颜色区分等次。开始时，头等宝星的式样为方形（后改为圆形），其余为圆形。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头等第一宝星颁赐给各国国君；头等第二颁给各国世子、亲王、宗亲国戚；头等第三颁给各国世爵大臣、总理各部大臣、头等公使；二等第一颁给各国二等公使；二等第二颁给各国三等公使、总税务司；二等第三颁给各国头等参赞、武职大臣、总领事；三等第一颁给各国二三等参赞，领事馆正使随员；三等第二颁给各国领事官、水师诸军官；三等第三颁给各国翻译官；四等颁给各国士兵；五等颁给各国工商人士。

光绪二十三年，总理衙门对宝星的样式进行了重大改进，摒弃了原先传统的中国制式，采用西方国家标准样式，呈现出光芒四射之形，以彰显华贵。

可以说，宝星制度的出现，是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顺其自然而产生的，宝星起初为国际上对外友好礼节上的互赠之物，专门赠给外国君主、使臣等。

后来，宝星这种方式逐渐为酬奖有功洋人的常见方式，总体来看，赏给外国人宝星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各国公使将离开中国，且年期已到，为了表示中外友好赠予宝星；二是为清政府效力且卓有劳绩者；三是帮助清政府采购武器设备，接待中外外交人员有功者；四是在中外产生冲突、纠纷时，居中调停、敦睦邦交者。

宝星的授予相对比较严格，首先对于授予者要经过使用洋员的基层官员进行考核，然后呈督抚大员或各部长官复核，朝廷作为最后的审定机关，最终决定是否颁给。

对于宝星得主而言，获得宝星既是对他工作成绩的肯定，同时也是一种奖励。比如德国军官汉纳根监造旅顺口炮台有功，赏给三等第一宝星并三品顶戴，李鸿章上奏朝廷时说“该洋员感激图报”，仿照西洋洗式做法建造日岛炮台并悉心教授。

【本国人可以获得宝星吗？】

宝星作为一种荣誉奖励形式，颁赐的对象本是洋人，但是后来逐渐惠及国人。最早获得宝星的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光绪中期以后，规定凡是外交官出使各国，按例颁给与身份相匹配的宝星。

比如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外务部官员出使大臣十五名皆获得等第有别的宝星：总理外务部事务、庆亲王奕劻头等第二宝星，大学士那桐，会办大臣梁敦彦头等第三宝星，等等。

进入宣统朝以后，由于清王朝的没落，传统的黄马褂、顶戴花翎等赏赐在人们心中日益贬值，不再成为大家追逐的对象，而佩戴宝星、勋章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的荣誉标识。

宣统元年五月，有一大批大臣获得宝星，如陆军部尚书铁良、海军提督萨镇冰、陆军部侍郎寿勋等颁赐宝星。不久，地方大员如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直隶总督陈夔龙等。

至于地方道府级别的中级官员，御史目前还没有发现朝廷有颁给宝星案例的，所以说开篇读者提到的情况，大概率不是授给本人的，而是清灭亡后通过其他渠道收藏流传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