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老师讲周代历史，一般都是从牧野之战讲起，最多介绍一下先周考古遗址，回顾一下周人迁徙历程。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周人真的是凭借牧野之战，上演了“蛇吞大象”的政治逆袭。
其实，任何人的运气，都是以实力为前提的。如果周人真是一个小邦，不可能纯靠运气推翻纣王统治。至于周人自己所说的天命眷顾，或传世文献所说的周公以德服人，都不过是政治修辞罢或政治想象罢了，不能当真。
周人成功的真正秘密，不在牧野之战，也不在作为殷商统治重心的东方，而是隐含在太行山以西的西部世界里。这里的西部世界，不同于殷商的西土世界。殷商的西土，是他们控制的晋南和关中，而这里的西部世界，特指从太行山到陇山之间的西部地区，大体包括山西、陕西和甘肃。
对于这个西部世界，我们以前知道的东西很少。仅有的材料来自两个渠道，一个是殷商甲骨文提到西北存在若干方国，另一个是考古挖掘出很多晚商时期遗址。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碎片化信息，没法让我们看清西部世界的真实图景。
不过，我们可以凭借学术相关研究，去想象和勾勒这个西部世界的脉络，明晰周人所处的地缘政治，追溯他们崛起的历史轨迹。搞清了周人在西部的政治崛起，才能真正明白他们是如何从西土小邦，成长为参天大树的。
从学术研究来看，晚商时期太行山以西的广袤之地，存在着难以计数的小邦或方国。司马迁说，周人伐商时仅“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可以想见商朝末年西部世界存在多少个邦国。
这些不计其数的西部邦国族群繁杂，来源多样，不过大体可以分成三大军事集团。最大的军事集团，当然是商人及其附属邦国。无论在太行山以东还是以西，商人势力都是绝对的主导。
其他两大军事集团，一个是分布在山陕北部的李家崖文化人群军事集团，由于他们的主体人群来自北方草原，可称之为北狄军事集团；另一个是陕甘及其周边地区，以刘家文化人群为主导的羌人军事集团。
搞清这三大军事集团在西部世界的力量消长，对于理解商朝崩溃、周人崛起以及西周的瓦解，都具有至为关键的意义。不明白这一点，光看牧野之战，就相当于雾里看花，图个热闹而已。
接下来，我们先看殷商势力在西部的扩张。
夏代以前，这个西部世界中的陕北和晋南地区，阴差阳错成为中国境内发展势头最猛的政治板块。陕北有个石峁方国，晋南有个陶寺方国，两者是中国境内最接近国家文明的政治实体。
但是，到了汤武建立商朝以后，由于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北方混合经济人群不断南下，陕北和晋南风光不再，都退化为部落政治状态。只有商人主导的中原政权日新月异，在政制、生产和文化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突破，成为一枝独秀的国家实体。
在当时，商人的政制完善程度、青铜武器制造能力、军事动员力度等，都是周边方国所远远不能比拟。等到武丁时期形成系统文字、引进战车，殷商的文明程度，更是甩周边地区几条街。
商人在豫西稳住阵脚后，很快便北上西进抢占战略要地。
北上是为了进入晋南清理夏人老巢，并控制晋南铜矿和池盐。铜矿和池盐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夏人立国之本，商人必须及时收入囊中。商代前期的青铜资源和食盐，基本上来自中条山。
他们似乎势如破竹，很快就击垮了晋南夏人防线，从山西南端推进到了中部霍山。霍山与吕梁山之间的山谷地带，生活着一个叫“丙”的部落，被商人封为一方诸侯，提他们驻守北大门。
那些坚决不投降的夏人后裔，被迫撤退到山西中部后，又向西翻越吕梁山，进入了现在吕梁山与黄河之间的吕梁地区。他们在那里养精蓄锐、卧薪尝胆，成为后来武丁卜辞中经常提到的土方。
商人势力向西是为了夺取关中。当时的关中，还不是日后的关中。仰韶文化时期，关中地区一度受庙底沟文化类型影响，发展出类似杨官寨遗址的环壕聚落，但是在随后的龙山文化时代，关中地区社会动荡不已，只酝酿出一个客省庄文化，始终未能再发展出高等级聚落。
以石峁为中心的大量人群，宁愿待在陕北，也不到离他们不远的关中，可以想见当时关中生存环境之恶劣。从这个角度推测，商人势力最初突入关中，应该不是为了夺取资源，而是为了保护晋南战略资源。
由于关中人口稀少，商人兵锋快速向西推进，抵达现在西安附近，建立了老牛坡和北村等军事据点。一般认为，商人将夏人宗室的崇侯虎，分封到老牛坡，替他们镇守西疆。在崇侯协助下，中商时期时期的商人势力继续西扩，锋芒进入宝鸡地区。
不过，整体来看，中商时期长达百余年的王室内讧，还是严重削弱了商人势力对西部世界的控制力。在他们的西北方和西方，逐渐冒出两个强大的军事集团，不时冲击商人构筑的西方边境。
一个军事集团，是晋陕中部黄河两岸的李家崖文化人群和西坬渠文化人群。李家崖文化人群横跨晋中陕北黄河两岸，西坬渠文化人群则分布于李家崖文化西侧，即陕北东部绥德和延安交界地带。
李家崖文化人群以黄河为界，可以分为东西两大族群。黄河以东的吕梁境内，居住着从晋南逃来的夏人后裔。他们从晋南北上，抵达晋中后又向西翻越吕梁山，在河东地带找到了喘息之机。
比他们稍晚，大约公元前1300年左右，内蒙古朱开沟文化人群迫于气候变冷，不得不南下寻找新的栖息之地。其主体部分在黄河西岸陕北绥德停留下来，融合当地农耕居民形成了新的社会文化。
面临东南方向强大的商人势力，绥德人群与黄河对岸的夏人后裔结成同盟、互通有无，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面貌。考古学命名为李家崖文化，并且推测黄河东岸夏人后裔是甲骨文中的土方，而黄河西岸则可能是鬼方。殷商卜辞经常提到的“方”国，也在土方所在的晋西北方向。
除了土方和鬼方，陕北和晋北还分布着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乎之戎、翳徒之戎，皆为混合经济族群。从地缘推测，他们应该与绥德李家崖文化人群一样，都是从北方草原南下的人群。有的可能来自内蒙古草原，有的则可能来自西辽河流域。学界认为，他们与鬼方存在或远或近的关系。
李家崖文化人群从事粗放农业，饲养大量家畜，能够烧制陶器、铸造铜器、建造高等级建筑，社会等级分化明显，具备较大规模人力和资源动员能力。他们与商比起来，还是明显落后一个档次，但是他们可以打机动战、游击战，伺机骚扰殷商属国。
在绥德西部、延安北部，分布着一个不同于鬼方的族群。他们没有先进的青铜器，甚至没有磨制的石制工具，主要使用燧石细石器，陶器是具有草原特征的蛇纹鬲，与李家崖文化明显不同，考古学界称为西坬渠文化。
有人推测晚商时期的陕北，存在两支从草原南下的父系单倍群，一个是N-M128，另一个是Q-M120。不知道李家崖文化和西坬渠文化两个族群，是否与这两个父系单倍群有关系。
尽管以上山陕北部人群来源不一，甚至分化为不同的族群，但是他们与晋南的商人势力相比，拥有更为相似的文化面貌，在商王无休止的讨伐面前，也更容易同仇敌忾，结成政治同盟。
商人在晋中和关中北部的属国，经常火急火燎地向商王报告险情。侵犯他们的族群，就是西北方向的方、土方、鬼方等。武丁时期，殷商势力强盛，经常调动大批人马进入晋中或关中“剿匪”。
殷商打击李家崖文化人群，自然不会太费力，但问题是那里沟壑纵横，战车根本派不上用场。再加上距离后方太远，殷商往往只能击溃土方、鬼方，甚至俘虏若干敌人，而无法将他们一锅端。
另一个军事集团，是陕甘青地区的羌人军事集团。羌人与李家崖文化或者西坬渠文化人群不同，后者的主体是从内蒙草原或西辽河南下的草原族群，而前者的主体则是黄河中上游被迫畜牧化的农民土著，他们与黄河中下游华夏族群，共享着非常接近的父系单倍群。只不过，由于气候日益恶化，他们被迫放弃了农耕定居，向西或向西南迁移，变成了以畜牧为主的族群，拉开了与黄河中下游人群的文化距离。
这个羌人军事集团包括多个部落，具体到考古挖掘上，就是多个考古遗址文化，比如刘家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四坝文化、卡约文化等。刘家文化分布在陕西关中西部及其以北山区，寺洼文化分布在甘肃东部，辛店文化分布在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沙井文化分布在河西走廊东侧，四坝文化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侧，卡约文化分布在青海境内河湟地区。
概括起来，基本上横跨陕西西部、甘肃和青海三省。
以上羌人所处的地域，是原来齐家文化所覆盖的地方，而齐家文化人群又是中国境内最早掌握青铜技术的群体。4000多年前，他们就通过河西走廊，从迁入新疆的印欧人那里学到了青铜技术。黄河中下游华夏族群，又在与齐家文化人群互动过程中，实现了青铜技术突破。
作为齐家文化传人，各个羌人部落当然会铸造青铜武器和小件饰品。由于资源紧张、冲突频发，羌人群体变得勇武粗犷、作风硬朗。不像黄河中下游贵族崇尚礼器，羌人男性贵族去世后随葬的，多为青铜戈、矛、镞、刀和铃等。这种尚武气质，在阻击印欧族群东进方面，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三四千年前，欧亚大草原上的印欧人群东突西进，搅得欧亚大陆几乎人仰马翻，欧洲、西亚、中亚、南亚，处处都被印欧人群雀占鸠巢。如果不是羌人集团横亘河西走廊，牢牢控制着东进通道，闯入新疆绿洲的印欧族群，说不定早就剑指中原了。
作为农牧混合族群，羌人群体的生活是不稳定的，受环境影响比较大。因此，东部各个羌人部落，始终有一种挤破脑袋闯关中的念想。他们想到关中去，到中原去，体会那种衣食无忧的安逸生活。从晚商到魏晋南北朝，羌人东归是一个持续了两千年的大趋势。
大约中商时期，一个羌人部落进入关中西部，以宝鸡地区为中心，开始快速崛起，创造了考古学上的刘家文化。他们就是甲骨文里大名鼎鼎的羌方。牛世山分析说，羌方文化的源头，应该是关中当地的客省庄文化。如果这个推断准确，那么羌方主体是关中当地的，而不是西边迁来的。
武丁在位时，羌方已经成为关中西部最强横的一股力量。他们经常袭击商人在关中的属地，搞得武丁不胜其烦。无奈之下，武丁派妻子率一万三千人远征，才重创羌方，暂时稳固了关中局势。这是文字记载的商代最大规模的一次征战。
不过，从考古挖掘来看，武丁去世以后，随着殷商国力渐衰，羌方创造的刘家文化，还是在关中西部压倒了殷商属国。从殷墟二期开始，刘家文化不仅成为宝鸡地区主导，而且向西北部扩展到了石咀头、碾子坡等地。牛世山推测，石咀头羌人即多马羌，碾子坡羌人即北羌。
羌方在宝鸡地区崛起以后，大约武丁曾孙武乙在位时，周人从豳地迁到了岐山周原，与羌方成了近邻。根据这种地缘关系，考古学界认为羌方不是别人，就是与周人联姻的姜姓羌人部落。
本来，太行山以西是商人、北狄和羌人三足鼎立，根本没周人的份儿。周人作为一个迁徙不定的小邦，犹如岩石缝里的野草，只能随风摇摆。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具有顶级战略眼光的领袖。古公亶父率众迁到周原以后，意识到不能画地为牢，必须积极进取，掌握战略主动权。
他们将目光瞄准了西部的羌人集团。他们知道，自己必须寻找一个强大依靠，作为谋取主动的资本。
此前，羌人集团虽然规模庞大，但是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在殷商面前吃尽大亏。周人部落到来后，通过联姻取得羌方信任，又通过羌方撬动了其背后的整个羌人集团。对殷商无可奈何的羌人集团，愿意跟着周人共同进退。
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周人与羌方联手以后，不仅将陕甘青地区的羌人整合为一体，甚至将川西北、川北、巴地甚至湖北境内部分方国，都拉入到了自己的军事同盟之中。川西北和川北的主体人群，包括三星堆古国先人，本身就从陕甘地区迁移而来，属于广义羌人群体中的一员。他们追随周人与羌方的军事同盟，合情合理。
周人的高明，还不止此。按照一般逻辑，他们整合羌人集团后，应该向关中东部进发，与商人决一雌雄；或者向北讨伐北狄军事集团，以血先人受辱之耻。但是，周人似乎没有直接这样做。他带着羌方主动归附了商王。
这个时候的殷商，已经到了倒数第四位商王武乙时期，国力与武丁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周人为何还要归附商王？这就是周人的高明了。归附商王，面子上有点难看，但是得到的全是实惠。
归附商王以后，殷商不但不会再攻击周人，而且还有可能授予特权和资助，让周人代为管理西土。更重要的是，周人这个时候再讨伐北狄集团，就师出有名了，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去攻打北狄，而是替商王去“剿匪”。
周人为什么非要去攻打北狄呢？这恐怕与他们的先祖有很大关系。
前面我们讲过，周人祖先曾经在甘肃东北部与戎狄杂处。甘肃东北是两大混合经济人群的中间地带。南方或西南方向，是作为羌人的寺洼文化部落；东北方向，是作为李家崖文化的西坬渠类型人群，也有人直接称为西坬渠文化人群。周人追忆先祖时，称先祖受尽“戎狄”欺负，可能主要就是指受到过广义的李家崖文化人群劫掠，因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仇恨。
即使抛开历史恩怨，羌人集团与北狄集团恐怕也是仇敌。羌人集团与北狄都是半农耕或粗放型农业，需要搞点烧杀抢掠的副业才能维持生计。这决定了作为近邻的他们，必定存在难以调和的资源竞争。也许，他们在陕甘边界已经对阵了好多年。
无论如何，根据历史记载，古公亶父之子季历在位时，便率领羌人浩浩荡荡北上，先是讨伐鬼方，继而攻击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乎之戎、翳徒之戎。周人在迁居岐山之后如此短的时间里，便对北狄如此大动干戈，没有历史恩怨是无法解释的。
这个时候的殷商，正在进行战略大转移。他们在晋南的铜矿和池盐开采遇到困难，不得不开拓新的资源渠道。他们看上了渤海西岸的海盐资源，因此不惜代价调动大军，持续征讨海岱地区的东夷部落。征讨东夷的结果，是让他们在东方越陷越深，彻底变成了一个东方国家。
对于西部地区，商王越来越没兴趣，也越来越懒得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乐得借力打力，利用羌人集团去消灭北狄集团。无论谁赢谁输，都有利于商王驾驭西部。即使周人一路长虹，凭借击败李家崖文化人群而声威大震，商王也只是杀掉了季历，没有进行战略调整。
季历死后，儿子周昌担任周国领袖。这个时候的周人，实际上已经依靠羌人集团，成为西部事实上的霸主了。周昌眼见父亲被杀，知道与商王之间必有一战。与其被动受死，不如主动求活。根据清华简《保训》篇，周昌可能在即位之初，已经另起炉灶，公开称王。
传统文献认为，商纣王只是听信了谗言，才将周昌押解到都城，囚禁在羑里。现在看来更大的可能性，是周昌称王惹怒了纣王，才将他捉拿查办了。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周人及其政治同盟在贿赂纣王以后，纣王不但释放了周昌，而且还封其为西伯，正式授予其西部征伐大权。这无疑是纣王最为昏庸的一步。周人本来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现在再授予其西部征伐大权，相当于给了周人一批利箭，让他们的造反更加义无反顾。
事实上，周昌确实是这样做的。回到周原以后，他笼络人才、联盟羌人，沿着渭水流域步步东进，打着“清君侧”的名义，硬生生把商属方国，都纳入到了自己控制之下。考古挖掘显示，商朝末期的关中东部地区，文化面貌已经不同于殷商，开始向周文化倾斜。殷商在西部的军事防御，已经撤退到晋东南一带。
这意味着，牧野之战前夕，殷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晋南和关中主导权，徒有名义上的控制权而已。以周人为核心的西部羌人集团，控制了从陕甘到晋南的大半个西部，如果再加上他们在巴蜀和湖北的同盟，基本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
此时的北狄集团，似乎真正看清了天下大势。他们不再对抗殷商，而是同样归附殷商以反制羌人集团。他们很清楚，单靠自身，甚至单靠商王，已经无法遏制周人。双方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转败为胜。
如果纣王同样看清形势，暂时放弃东夷、调兵西进，与北狄集团深度联合，或许还能挽救危亡于既倒。可惜，纣王似乎真的是有勇无谋。他既不相信北狄，也不愿意放弃到手的东方资源，依旧心无旁骛地经营海岱。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1046年周伯率羌人集团及南方同盟抵达牧野时，商周易位的命运已经提前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