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扶贫行》之四刊载于1996年10月29日《保定日报》

过去热衷办企业，建一个砸一个；如今立足优势求发展，林果畜牧治了穷。请看：

“龙泉关现象”说明了什么

本报记者 王铮 宋钢 朝辉 宇青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是对当今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概括。然而近日在国家级重点贫困县阜平采访，记者却了解到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该县龙泉关镇在80年代中期曾兴办过多家乡镇企业，没几年光景便纷纷倒闭破产；近几年，这个镇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畜牧林果业，贫困村、户正走上稳定脱贫之路。

10月16日，在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后，记者一行来到距县城35公里的龙泉关镇。“龙泉关现象”的话题从我们见到西刘庄村支部书记马有红谈起。马支书今年55岁，去年全家靠200多棵果树收入5000多元，成为全村脱贫带头人。

黝黑的脸膛、朴实的言谈，很难让人将老马同“厂长”联系起来，然而比起如今西服革履、手持大哥大的乡企老板来，马有红“出道”的确要早得多。还是在1984年前后，阜平县兴起了一股大办乡镇企业的热潮。当时任村委会主任的马有红，到高阳考察到景泰蓝市场看好，回来便筹集10多万元贷款办起了村工艺品厂，自己兼任厂长。马有红带人跑原料、搞推销，然而，资金有限、市场行情不清、管理不善等问题接踵而至。一年下来，挣的钱都给了聘来的技术人员，厂里只剩下一大堆景泰蓝健身球、茶杯、烟缸等积压品。

挫折使西刘庄人明白了脱贫的希望还是在山上。从1986年起，村里先筹资3万元栽下3万株苹果苗，又贷款17万元进行水利配套：修建7500米的防渗渠，铺设8000米的地下管道，还建了4个扬水站及8个蓄水池。目前，村里拥有6万棵苹果、2.5万株核桃，1万亩油松。去年全村1132口人均收入675元，在全镇是最高的。今年仅苹果，全村收入就有20多万元。

“现在比你过去当一个月挣150元的厂长强多了吧？”老马开心地笑了。

据龙泉关镇负责人介绍，类似西刘庄村工艺品厂的企业，1984年至1985年间，全镇共建了13家。尽管当时办企业的初衷是为帮老区人民脱贫，但市场竞争的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三年下来，胆红素厂、玻璃纤维厂、肠衣厂等相继败下阵来。全镇为此投入的60多万元资金算都交了“学费”。

干部、群众心里不是滋味，但慢慢的，人们琢磨出点门道来了：咱这山旮旯里，交通不畅、信息不灵、原料少，没人懂技术会管理，缺乏资金投入，办企业暂时还不是时候。

90年代初，龙泉关镇、党委、政府将脱贫的立足点选在种植、养殖业上。自1993年到今年上半年，全镇共投资42万元进行了以“节打蓄引”为主的改善水利设施工程；推广优质丰产技术，栽果树11万株，果品年产量达到550吨；利用牧场广阔的有利条件，引进小尾寒羊150只，大牲畜存栏达到2300头。特困村骆驼湾今年经镇里扶持，养牛达到475头，脱贫前景光明。

山还是这座山，人还是这方人，龙泉关人经历过彷徨，也品尝过喜悦。“作为革命老区，要让扶贫工作由领导主观意识变成千家万户的自觉行动，首先要立足资源优势，启动自身‘造血’机能。”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王秀文这样对记者说。

优势与劣势总是相对一定的时空而言的，关键还在因地制宜，这或许就是“龙泉关现象”给我们的启示。

《新闻扶贫行》之五刊载于1996年11月1日《保定日报》。

8年前，从阜平深山沟里走出的9条穷汉扎根荒山，艰苦创业；看如今，异地扶贫开发使山披绿装，人结良缘。

“光棍山”上欢乐多

本报记者 王铮 宋钢 朝辉 宇青

“三岗三洼九光棍，花果满山引凤凰”。10月17日，我们刚到阜平县城厢村，就听到当地流传的这样一句民谣。民谣的背后，是一段异地扶贫，开发荒山的感人故事。过去的城厢村胡子沟，是一片荒山，夏天蒿草丛生没人腰。到处是坟头。1988年，村委会决定在荒山上开果园，便与扶贫部门联手，到县边远山区生存条件差的乡村招聘志愿者。9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小的十七八岁，大的二十八九，来到这荒凉的土地上，在村委会副主任李玉章的带领下誓与荒山较较劲。

在城厢村，我们见到了这9位拓荒者，他们是：周有章、耿卫国、耿建民、李树果、李士江、高贺英、仇喜民、王秀春、李顺。这9 人来自6个不同的山村，家乡生活太苦，土地贫瘠，连个媳妇都娶不起。

问起创业的艰辛，9个人你看我，我瞧你，每人都有一肚子苦水。

“刚来时，条件真艰苦”，耿卫国做了开 场白，“我们每天拎着7斤重的大铁锹，在山上锄草、挖坑、栽果树苗，一双新塑料底布鞋穿不到一星期就踩透了底儿。实在破得不能穿，就在鞋外面绑上块胶皮。鞋穿不起了，我们几个找到李副主任，硬让他去给订做几双铁底的鞋。”

王秀春接着说，“记得那次给树苗上肥，我们排着队去城关小学挑大粪。每人每天挑10担，来回要走三四十公里山路。那时我们都年轻，脸皮薄，挑着粪在人前走来走去可真拉不下脸。我一紧张，把粪桶弄翻了，扣了一身的屎尿。从那以后，我们这‘光棍队’又多了个‘大粪队’的美称。”

“你问我们业余时间干些啥？说实话，每天天不亮就上山，黑得啥也看不见了才回来吃饭，看见床板比见到亲人还亲，就想舒舒服服地睡一大觉，哪儿还有时间想娱乐!”李顺又说。

就这样，早出晚归，风餐露宿，9个壮小伙儿在山坡上开了4000米长的水平沟，在300多亩荒坡上种满了苹果、梨、桃、杏、柿子等14000多棵果树。打了机井，修好防渗渠，自来水通到家门口，小日子越过越舒坦。

花果满山野，引得凤凰来。1989年7月，王秀春第一个脱离了光棍队，邻村的姑娘主动找上门要嫁给他。办喜事那天可真热闹啊，原科技副县长李凤元亲自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县乡领导来了20多个。几个光棍汉喝醉了酒，高兴地在山林中翻滚呐喊，和同伴一起分享喜 悦。此后，光棍们陆续盖了新房，娶了新娘，唯一剩下的周有章也要在近日成亲。如今，9个光棍中有6个得了儿子，他们乐呵呵地说：“如今家里富裕了，再不用耽心儿子像我们早先一样打光棍了!”

主管扶贫工作的周怀军副县长一席话切入正题：“把边远偏僻、生存条件差的地区的村民迁出来，搞异地开发，是扶贫中一种切合实际的模式，它在富裕了村民的同时，又开发了荒山资源。”

远远望去，山坡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和嫩黄的野菊花，刚摘过果的苹果树郁郁葱葱，一片生机。李副主任告诉我们，到春天时这里更美了，粉红的桃花和雪白的梨花、苹果花全开了，漫山遍野，一团团，一簇簇，引来恋人一对对，昔日的荒山坡变成旅游风景区。到了盛果期，满山的果树至少可收入50万元，那时，我们这个集体就更富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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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平县扶贫办主任张永文拉着记者的手说：“我搞扶贫工作10年来，这是头一回接受专门的扶贫采访。”

《新闻扶贫行》之六刊载于1996年11月4日《保定日报》。

李新功走新路再立新功，许成勋守成规一事无成

一道之隔，家境迥异

本报记者 王铮 宋刚 朝辉 宇青

10月22日上午，我们一行人来到地处浅山丘陵地区的曲阳县北次曹村采访，这是一个正在走出贫困圈的村。采访中发现村里有这样两个家庭：一路之隔，两种境况，一个家庭6口人，年人均收入超千元，另一个4口人，年人均收入不足500元。同是中年劳力，同样在家务农，而且两个家庭的男主人均具初中文化，为何贫富反差如此之大？

为找出原因，我们分别到这两个家庭进行了详细采访。在已经脱贫致富的李新功家，我们看到院里养着4头牛、3头猪，还有一个十儿平米的烤烟房。男主人招呼我们坐下后介绍说，我是从1986年养牛开始逐步脱贫致富的。以前全家6口人全年的收入也不足千元，为帮助我们脱贫，县民政部门拿出3万元扶持村民养肉牛。我自己连凑带借一下子投入了5000多元，买了6头小牛饲养。结果当年赚了4000多元。当初不支持养牛的老伴也来了兴趣，从此，夫妻俩同心协力搞起了养牛。不懂的技术找养牛大户学习，不懂的知识就到县科协等部门请教，还买了《肉牛饲养技术》等一些养牛的书籍。他们边养边学，不断发展，1992年最多时养了12头牛。从1986年到去年底他们已经出栏肉牛40多头，获纯收益6万多元。

记者问李新功：“这两年养牛不赚钱，村里许多人都急着卖牛，你为什么还养？”他笑笑说：“价格有高有低，行情有涨有落，这是市场变化的规律，现在肉牛市场疲软，总有好转的时候，不能只看眼前一时利益。”这位刚刚摆脱了贫困的农民虽然不可能掌握市场，但他对市场有了一定认识、了解，知道发挥优势围绕市场搞经济。

在主人的邀请下，我们还参观了他为两个儿子盖的新房，10间高大的砖房，连围墙也全是砖的。他还告诉我们，他正准备安装电话，为的是便于了解外部信息，掌握市场行情。

当我们来到只一路之隔的许成勋家时却是另一种境况：全家4口住着三间旧房，连围墙也没有，唯一值钱的衣柜已破旧不堪，36岁的男主人看上去好像有四十大几了。村支书许国朝说：“别看这房子不好也不是他的，是借住一位在外工作的乡亲的。”在记者追问下，许成勋向我们介绍了他家的状况。他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种地。他家种10余亩地，地不少，但基本上都是等雨种，靠天收的贫瘠薄地，而且只种粮食作物，一年各种收入全加起来也超不过2000元。我们问村干部是如何帮助他脱贫的，许支书说：“1986年我们就让他养牛，他怕牛得病，养不好，死活不干。后来有好心的乡亲劝他养牛，并借给他钱，他仍然是怕赔了本，还不起钱，所以他一直没有养牛。”

李新功适应市场，善抓机遇，通过养牛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而许成勋墨守成规，没有摆脱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怕这、怕那，错过了养牛的好机遇，而且他也未发挥地多的优势，依靠种植业脱贫致富，他仍在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中艰难挣扎。在同一经济条件下，两种思想观念，产生出两种不同的经济效果。因此，摆脱贫困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新闻扶贫行》之七刊载于1996年11月6日《保定日报》。

唐县黑角村村民历经10年艰苦创业，绿化了荒山，摆脱了贫困，他们发自肺腑地说：

关键有个好支书

本报记者 王铮 宋钢 朝辉 宇青

10月24日上午，我们刚到地处深山区的唐县羊角乡黑角村，就被村会议室里传出的吵闹声所吸引。仔细一打听，原来是村里30多名果树能手刚从顺平取经回来，在为林果的下一步发展规划争得面红耳赤。

“致富不致富，关键在领路”。采访过程中，村民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他们的支书是位好带头人。

在村办公室，我们见到吴大德。这位连续两年被评为“县十佳支书”、去年又获省劳模称号的老汉虽只有48岁，看上去略显苍老。他解释说，“昨天晚上9点多才从顺平回来，人们的劲头十足，这不，一大早又都赶到村委开会来了。”

1984年，36岁的吴大德就任黑角村支书。当时，村里是清一色的小石头房，村边的石头山上光秃秃的，连棵树也没有，水浇地每人不足半亩，年人均收入只有100多元。乡亲们都说，“啥时玉米糊糊能填饱肚，我们也就满足了。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辈子就留下这么座荒山，干脆就在山上做文章。几个村干部一合计，确定了“以发展林果为主，绿化荒山荒地”的思路。村里为此制定了激励机制：率先在全县拍卖“四荒”（荒山、荒坡、荒地、荒滩），谁开发谁拥有，并有转让、继承权，100年内不变；承包责任田30年内不变。”

虽然有了优惠政策，但村民们迟迟不见动静，吴大德明白：这是在看他呢。二话没有，他带上玉米饼子、咸菜，拉着小驴车上了山，每天天刚蒙蒙亮就去，太阳落山后才回来，自己栽不过来 了，就雇人栽。1985年1年，他栽杨树1700棵、柿子树100多棵、槐树500棵。

领导带了头，群众有奔头。看支书栽了那么多树，群众心里踏实了，也纷纷效仿。到冬天，不少人手里多了个蓝皮本——经县公证处公证的“林木公证书”，谁家栽了多少树上面记得清清楚楚。

一方带动一片。原来对此不信服的村民也开始行动起来。有个叫吴马存的村民开始时净说风凉话：“吴大德是干部，他这样做是在自己脸上贴金呢！”等到3年后，看到别人家的柿树上真挂满累累果实，他才着了急，也风风火火干起来。现在他已栽种了七八十棵柿树。

为发展林果，村里还规定：党员、干部每年至少栽100棵果木，并将此作为入党、提干的先决条件。乡亲们把他们称为“绿色党员”和“绿色干部”。

吴大德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说了算，定了干，遇到问题也不能变。凭着一股恒心和韧劲，他四处奔走筹措资金。1987年，村里投资5万多元盖起一座二层教学楼，在全县345村办学校中拔了尖；1990年，投资近4万元，使家家户户通上自来水；1994年，投资60万元同曲阳合办了一个铁矿厂；今年又筹资10万元修好1公里油漆路……为改善村里的设施，他跑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只有自己才清楚。

一位村民很激动地对我们说：“为了这个‘大家’，支书把‘小家’舍弃了，他自己的地春天忘了种，秋天顾不上收。”

顺着山坡向上走，我们发现山地被利用得如此之妙：凡有平地的地方就会有挂满红叶的柿树。放眼望去，满山郁郁葱葱，让人难以相信。10多年前还是光秃秃的一片。吴支书告诉我们，现在1.6万亩山场，已绿化1.15万亩，光柿树就有5万多棵，杨树、槐树不计其数。从顺平回来后，他正打算发展一个富士苹果经济沟；规划几个柿子果园；伐掉一部分用材林，为果树让路；再轰点儿平地……“我的打算还多着呢。” 他说这话时，脸上带着憧憬的微笑。

（除稿件，其余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