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我

我的老父亲，并不是正经八百的庄稼人，这源于我们胥各庄地区的猪鬃。

猪鬃，最早的加工发起人，是我们胥各庄附近王禾庄的赵新。起初，赵新在天津一家英国人开设的“高林”洋行当杂役。该洋行原以收购马尾为业，也叫他回家乡收购马尾进行加工。后来“高林”洋行见猪鬃有利可图，又改收购马尾为收购猪鬃，进行加工。这下赵新便开启了收购猪鬃、加工猪鬃的先河，直至后来影响到我们胥各庄地区加工猪鬃，如雨后春笋，蜂拥而起。

父亲九岁就开始钻猪鬃案子，给师傅们捡猪鬃，学做猪鬃活儿。父亲的手笨，好长时间揉搓不好猪鬃活儿，多是半成品。父亲的手又很巧，他抓一把猪毛，揪巴揪巴，就能知道出多少鬃、几寸鬃。于是，就开始跟着东家出外到各地去买猪毛。时间一长，父亲在猪鬃行业就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赶到天津解放之前，已有了自己的买卖。一看天津要打仗，父亲惦念家中老的少的，就把自己的猪鬃变卖给我们村同行的一个人，然后徒步赶往家乡。

父亲年轻时

父亲回到家乡，已经解放，接着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父亲如鱼得水，抓住时机，在胥各庄六街开办了猪毛场——宏益洋行。好多亲戚邻居，连我三姐在内，都在猪毛场——宏益洋行上班。那几年可红火了，也把爷爷乐坏了，扛了一辈子活儿，没有地，爱地如命的他，这回有了钱就买地。幸亏入高级社前爷爷去了世，要不然入社就麻烦了。

也就在这个期间，1954年，我们家在院内盖起了三间西厢房。其实，原本是准备在小园（买的房基地）盖三间正房的，因爷爷不同意，才改建为院内的西厢房。

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父亲的宏益洋行也合营了，变为胥各庄猪鬃工厂。本来他上案子干猪鬃活儿就不行，岁数大了更不行。猪鬃工厂成立后，买猪毛的活儿也用不着他了，几经周折，父亲竟成了烧锅炉的锅炉工。

到了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父亲都57岁了，还被下放回村。一辈子没种过地的他，开始参加生产队劳动。那时一天，男整劳力10分，女整劳力7分，父亲辛辛苦苦劳动一天只记6分，队里还说照顾他呢！后来，队里干脆让他看西红柿园子。

1962年父亲下放时，父母与我们小哥仨

父亲看西红柿园子也看不好，他心眼太好，临西面沟旁的三畦西红柿架里没有一个红的，都让小孩摘跑了。有的小孩凫水过来，摘了西红柿还喊：“大爷——追追吧！”就跳到水沟里跑了。

父亲很少去蹲坑。一次相挨的八队看西红柿园子的老叔，躺在西红柿架下蹲坑，一个小孩一伸手摘西红柿，就被他用手抓住了，小孩抽手又抽不回去，吓得直哭。父亲听见了就过去，一见这种情况，就说老叔，“你把手撒了，吓坏了孩子”。老叔说：“谁让他们总来呢！”这才把孩子放了。

父亲确实是个老好人，那时队里分粮食，突出是两大块，一是按人口，一是按工分。一般孩子多劳力少的，愿意“人九劳一”，而劳力多人口少的，愿意“人七劳三”，往往一开会就僵持起来，形成两大阵营，谁也不让谁。

这时，父亲就当起了和事佬，“都是接壁临右的家里爷们儿，互相谦让着点，劳力多的吃的多，孩子多的也不容易，我打个圆盘儿，看‘人八劳二’行不行？”僵持已久的人们，见父亲调和，也都松了口气，这样，队里的分配方案就定了下来。

村里1966年的“四清”与“文革”初期基本连了起来。父亲还被当选为生产小队贫协副主席。接着不久，父亲当年卖给本村猪鬃的那个人，却从天津被遣返回来，爷俩儿见面哭笑不得。“大叔，你把猪鬃卖给我，回了家，干了几年又下放，成了贫协副主席。我到成了小资本家，被遣返回来。” 日月轮回，世事沧桑，人世间的事还真是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等到后来落实政策，人家一家又回了天津，父亲依旧在地里劳动。

父亲在新疆与五姐一家

这就到了1971年9月中旬，“九一三”一级战备，我们部队已疏散到介休宋古公社一带，宣传教育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有数架飞机侵入我领空------要准备打仗。”就在这时，我却收到家里一封来信，说父亲去了新疆五姐家，走时是9月14日。急得我马上给五姐去信询问，因为我以为就要打仗了，那里太危险。等过了十月份一传达教育，才知道是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折戟沉沙，自取灭亡”，我悬着心才算放了下来。

父亲在新疆五姐家，并没有待多长时间，1972年11月初，就往家乡返。11月6日傍晚，乘坐的火车经过介休站，就专门下车到部队看我。我们爷俩特意在介休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留念。待到13日早晨，父亲才乘坐火车去了北京二姐家，然后返回丰南老家。

也就是在这一次，我们金副教导员去看他时说，叫我在部队多干些时间行不？父亲说，“行！干多长时间都行”。其实，我的提升报告已经打了上去，但我没有与父亲说。等父亲走后不久，我提为营部书记的命令就下来了。后来我穿着四个兜的的确良军装回家探亲，父亲一见我就说，“其实，你们副教导员一跟我说，我就明白了，你有希望提干，只是副教导员没有把话挑明。”父亲老实巴交，还是很睿智的，好多事他心里都明白，只是嘴上不说。

1976年7月初，我回唐山丰南老家探家时的“军人通行证”

父亲也是个很刚强的人，多么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没有流过泪，但唐山丰南大地震后见了我却哭了。

1976年7月初，我回丰南老家探亲。7月27日下午4点钟，我和我家属骑着自行车离开我们家，到胥各庄中学后身东跨院岳父家。吃完晚饭，我和我家属便骑着自行车离开岳父家，经唐胥公路，穿过唐山市区，奔唐丰公路，到丰润铁路工房——我家属新分的家。就在这天夜里凌晨3点42分，发生了唐山丰南大地震。我们住的铁路工房侥幸没有倒，我和我家属躲过了一劫。

因我家属该白班，我们就直接奔了丰润火车站。在车站，我整整往车厢里抬了一天伤员，直到天黑了，抬了一名从胥各庄火车站转来的伤员，才知道胥各庄也都平了。这才随着一辆到唐山火车站抢险的汽车奔往唐山。那时部队抢险的军车已经到了，唐丰公路上全是军车。等我到了唐山，就徒步往家跑，到了我们村已是29日早晨，天已经亮了，全村房倒屋塌，夷为平地，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倒塌的家。

父亲见了我就哭了，“我以为你死了呢？昨天去了几拨人，到胥各庄中学后身扒你，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说：“爸，那天晚上我们俩就骑自行车走了，都没事。”父亲抹拭眼泪。母亲说：“哭啥！孩子这不好好的吗？”父亲说：“我哭呢？我这不是高兴吗！”说得我两眼也湿漉起来，父亲对我寄托着多大希望，这时，我才知道哥哥负了重伤，用门板送到津唐公路上，等待救援。我又向胥各庄跑去------

父亲与母亲

等到了1979年10月份，父母地震后恢复性盖房，我与杨干事出差安排唐秦地区的转业干部，回到了家。母亲说：“房子窗户还没有玻璃呢，你到秦皇岛，想法让小孩她大舅给买点玻璃，他不在玻璃厂上班吗？”我说：“行！有了我就买回来。”接着拿出了照相机，说：“妈、爸！我给你们在新房子前，照张相吧!”母亲说：“行！照吧！”我说：“不换件衣服了？”母亲说：“换啥，这不挺好的吗！原汁原味。”

其实，父母就没有一件好衣服，整日跪着爬着捯扒倒塌的压面石、磉石、碎砖、破瓦------再让老妹夫抽空用拖拉机拉到新划分的房基地上，把我们姐弟几个邮来的钱都用在盖房子上了。我拍下了这张照片，破旧的衣服代表的并不是贫穷，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寄托，要不然我们村就不会留下我们这温馨的家。

姐姐们特别痛爱父亲，父亲在猪毛场——宏益洋行当经理的时候，是抽香烟的，下放回家后，才开始学抽旱烟，但他还不会用手卷，慢慢就不抽烟了。姐姐们回家看到眼里，每当走的时候，除给母亲钱外，也悄悄给父亲钱。父亲从不自己花，上街——到胥各庄买了油条，也大老远的拿回家。

在地震后盖的房子院内，父母与我大侄和我女儿

母亲见了就生气，“又是谁给你的钱？给我的钱是留着过日子，给你的钱净瞎花。”父亲只好交代、充公。姐姐们再来，母亲重申也没用，照样悄悄给父亲钱，父亲还是暴露。等母亲手里真没有了钱，还得问父亲，“你还有体己钱没？”父亲说：“哪儿还有哇，不都给你了吗！”老两口就这么相依为命。

父亲还是没能赶上好时候，1982年就去世了，享年77岁。其实，父亲也没有病，只是吃了不洁的香肠，中毒性痢疾，“好汉子搁不住三泡稀”，父亲岁数大了更禁不住，加之农村医疗条件有限，没能医治好，就走了。

特别遗憾！要是父亲能多活几年，我会给父亲买好多烟、好多酒，让他抽个够、喝个够。记得，父亲刚下放那年，他不会用手卷旱烟，我就用三合板给父亲做了一个卷烟机，不过，卷出来的烟卷，父亲不愿意抽。后来，我才知道卷的太紧了，不通气，父亲吸不着就不抽了。

父亲就是这么一辈子辛辛苦苦、坎坎坷坷，没能像母亲那样享过福，所以，我特别怀念父亲！更怀念我们那艰苦的岁月！

九口 2024、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