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两位上将收到求救信，署名却是已经牺牲的红军团长

寒风凛冽的冬日，两位将军手中握着一封泛黄的信件，眉头紧锁。信中字迹苍劲有力，落款一个＂李祥＂，正是他们昔日的部下，红一师一团团长。可李祥不是早在长征途中牺牲了吗？为何在几十年后又寄来了求救信？更令人不解的是，收到回信后，这位老战友却再无音讯。直到十年后，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出现在济南军区大院门前，道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这位自称红军团长的老人，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这些年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沉浮？

一、红军英雄侯礼祥

湖北荆州江陵侯垱村，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小村。1910年的一个雨夜，村口一户姓侯的人家传来婴儿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红军英雄侯礼祥。

侯家在当地也算是个书香门第，祖上一直传承着一个说法：他们是周文王的后裔。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先祖从晋国流落他乡，几经辗转落户荆州。虽然家族显赫不再，但侯家人始终保持着读书传家的传统。

侯礼祥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在镇上开了个私塾。他从小就教导侯礼祥认字读书，盼着这个独子能继承家业。谁料天有不测风云，1922年，一场瘟疫席卷江陵，侯礼祥的父母相继染病离世。

十二岁的侯礼祥，一夜之间成了孤儿。乡邻们看他可怜，轮流收留了几日。但那时正值军阀混战，年景不好，家家户户都揭不开锅，谁也无力长期照顾一个孤儿。

就这样，侯礼祥背着父亲留下的几本旧书，只身流浪到荆州城。因为年纪小，身材瘦弱，找不到正经工作。他只能靠在码头帮人搬运货物，或是到茶馆里擦桌子来糊口。有时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在街头乞讨。

命运总会在最黑暗的时候露出一线光明。1925年的一天，侯礼祥在街头遇到一个老乞丐。这位老人看他识字，就带他去了城里一家招待所。托老人的福，侯礼祥当上了招待所的杂工。

在招待所干活的日子里，他经常能听到客人们谈论时局。有一天，一支红军队伍进城休整，住进了招待所。侯礼祥给他们端茶送水时，听到这些红军战士讲述革命故事，讲述他们如何打土豪分田地，如何帮助穷苦百姓。

这些故事深深触动了侯礼祥。他想起自己这些年的苦难生活，也想起村里那些同样困苦的乡亲。1929年春天，侯礼祥主动找到红军负责人，表示要参军。因为他识字，又热心为战友代笔写家书，很快就得到了上级的赏识。

入伍登记那天，侯礼祥报上自己名字＂礼祥＂，文书听成了＂李祥＂。他本想纠正，可转念一想：革命队伍里大家都是为了理想而战，姓李姓侯又有什么区别？于是默认了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后。

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误会，却在日后成为他寻找组织的一大障碍。但此时的侯礼祥并不知道，他即将踏上一段传奇的革命征程。

二、生死瞬间的革命情谊

1935年5月，红军主力来到大渡河畔。河水奔腾咆哮，浪花打在岸边的巨石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对岸，国民党军队正紧锣密鼓地布防，妄图将红军堵在这条天险前。

当时正值雨季，河水暴涨，水位比平时高出两米多。敌人在对岸修筑了工事，架设了机枪。渡河渡船只有一条，还在对岸。形势危急，杨得志接到命令：必须在天亮前强渡大渡河。

杨得志立即召集干部开会。会上，他宣布组建一支敢死队，由18名战士组成。当时很多人举手要参加，但杨得志第一个就点了侯礼祥的名字。因为在之前的战斗中，侯礼祥多次表现出过人的胆识。

当天深夜，18名勇士悄悄来到渡口。他们带着绳索，等待渡河时机。午夜时分，对岸的敌军稍有松懈，杨得志一声令下，勇士们纷纷跳入冰冷的河水中。

侯礼祥和战友们奋力向对岸游去，敌人的机枪扫射打得水面泛起层层浪花。一名战士中弹牺牲，但其他人仍然坚持前进。终于，他们抵达对岸，迅速占领了敌人的工事，为大部队强渡大渡河打开了通道。

这次战斗之后，侯礼祥被提拔为连长。杨得志特意在全团大会上表扬了他的英勇表现。从此，每当遇到艰巨任务，侯礼祥总是冲在最前面。

然而，在红军进入陕西后的一次战斗中，侯礼祥遭遇了人生的重大转折。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部队正在翻越一座大山。敌人的炮火突然袭来，一颗子弹击中了侯礼祥的右腿。

当时医疗条件简陋，军医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为他包扎。即便如此，侯礼祥仍然咬牙坚持行军。他说：＂只要还能走得动，就决不离开队伍。＂

部队到达陕北后，杨得志被提拔为师长。他立即任命侯礼祥为一团团长，这既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也是对他忠诚的信任。在一团团长任上，侯礼祥率领部队参加了多次战斗，屡建战功。

但伤病的困扰一直没有离开他。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决定送他到后方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和革命知识，为日后的地下工作打下了基础。

离开战场前，杨得志专门找他谈话。这位曾经在大渡河畔并肩作战的老长官，语重心长地说：＂你先好好养伤，等养好了回来继续带兵打仗。＂谁能想到，这一别，竟是两人几十年后才在济南重逢。

三、地下斗争的隐姓埋名

1939年初，侯礼祥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这里表面上是一家商行，实际是我党在国统区的秘密工作站。组织给了他一个新的身份：国民党某区的保长。

这位曾经叱咤沙场的红军团长，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地下工作生涯。每天早上，他穿着长衫，挎着公文包，像个普通的基层公务员一样在街上走过。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本详细记录着敌军调动的小册子。

在保长的身份掩护下，侯礼祥建立了一个情报网。他利用职务之便，经常出入国民党军队驻地，收集军事情报。当时武汉是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据点，每一条关于敌军调动的消息，都对我军的作战部署有着重要意义。

1940年春天，侯礼祥通过可靠渠道获悉，国民党准备在鄂西地区集结重兵，意图围剿新四军。他立即将这个重要情报通过地下交通员送出，使新四军及时转移，避免了一场恶战。

然而，1941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地下党组织的平静。一名叫张阿三的交通员被捕后叛变，开始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的名单。组织不得不紧急疏散，地下工作网一时被迫瘫痪。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侯礼祥遭遇了一件更为棘手的事。一天晚上，他住处遭贼，一个装有军官证、残废军人证等重要证件的皮包被盗。这些证件不仅是他革命生涯的见证，更是他与组织联系的重要凭证。

为了不暴露地下党组织，侯礼祥不敢大张旗鼓寻找证件。他只能按照组织的安排，暂时躲藏起来。每天，他换着不同的住处，提防特务的跟踪。

这一躲，就是好几年。期间，他靠在码头做苦力、在工地搬砖来维持生计。白天，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夜晚，他则在寻找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的机会。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建联系的难度越来越大。没有了证件，没有了组织关系，这位有着辉煌战功的红军团长，仿佛一下子成了无名之辈。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场与组织失联的煎熬，将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年。

四、命运多舛的身份追寻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各地兴风作浪。1959年，一场打击反革命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一天，侯礼祥被当地派出所叫去问话。由于拿不出任何证明身份的文件，加上他曾在国民党政府当过保长，立即成了重点审查对象。

当地干部要他交代历史问题。侯礼祥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从参加红军到长征，从大渡河战役到地下工作，事无巨细地说了出来。但是，没有任何证件佐证，他的陈述反而被认为是在编造谎言。

一位民警说：＂你说自己是红军团长，那为什么连个军官证都拿不出来？＂另一位干部翻看档案说：＂我们查遍了红军长征的人员名册，根本找不到你说的什么＇侯礼祥＇。＂

确实，当年他用＂李祥＂的名字在红军登记，如今要找＂侯礼祥＂的记录，自然是无处可寻。就这样，他反而越描越黑，被扣上了＂冒充红军＂的帽子。

1961年国庆节前夕，侯礼祥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杨得志、杨勇的名字。这两位老长官如今已是上将，正在济南军区任职。他立即给中央军委办公厅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希望能证明自己的身份。

杨得志、杨勇接到信后又惊又喜。他们一直以为李祥早在长征途中牺牲了，没想到这位老战友还健在。两人立即复信，表示要帮他恢复身份。

然而，当地干部收到这封信后，不仅没有相信侯礼祥的身份，反而认为他伪造了首长的信件，更加严厉地审查起他来。他后来写给杨得志的信件，都被扣下了。

1971年，侯礼祥被下放到一个林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每天砍树、运木，度日如年。一天，他又在报纸上看到杨得志的消息，这位老首长如今已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时隔十年，他决定亲自去济南找杨得志。

就这样，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带着最后的希望，只身踏上了寻找组织的漫漫长路。这一走，就是整整一千多公里。

五、重逢时刻的真相大白

1971年深秋，济南军区大院门前站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他向值班哨兵表明身份：＂我是红一师一团的老团长，请让我见见杨得志司令。＂哨兵上下打量着这位风尘仆仆的老人，将信将疑地把他带到了招待室。

杨得志正在开会，听说有位自称是红军团长的老人来访，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赶来。一见面，杨得志就认出了这位当年的老战友。三十多年过去了，侯礼祥的面容虽然苍老了许多，但那双坚毅的眼神依然如故。

＂老团长，可把你盼来了！＂杨得志紧紧握住侯礼祥的手。两位老战友相对而坐，往事如潮水般涌来。侯礼祥将这些年的遭遇一一道来，从丢失证件到被误认为反革命分子，从寄信求助到被下放林场。

杨得志听后立即拍案而起，当即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要求为侯礼祥恢复名誉。他还派人去查阅了当年的档案，找到了＂李祥＂这个名字。原来，当年的文书把＂礼祥＂听成了＂李祥＂，这个小小的笔误，竟让一位功勋卓著的红军团长蒙受了二十多年的冤屈。

济南军区很快为侯礼祥补发了相关证明。一纸公函发往侯礼祥的家乡，当地县委、县政府立即成立专门小组，为他平反昭雪。原来那些质疑过他、冤枉过他的人，纷纷登门道歉。

杨得志特意安排侯礼祥在济南休养几天。两人又说起了大渡河战役的往事，说起了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惊险时刻。杨得志感叹道：＂当年要不是你们这些勇士冒死渡河，红军主力可就被困在大渡河了。＂

临别时，杨得志送给侯礼祥两百元钱，还特意嘱咐他：＂老团长，以后有什么困难就直接给我来信，不要再客气了。＂

就这样，侯礼祥终于重新回到了组织的怀抱。回到家乡后，他被安排到县革命历史纪念馆工作，经常给年轻人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每当讲到大渡河战役时，他总要说起那个被误记为＂李祥＂的小插曲。

1980年，组织为侯礼祥补发了1932年的入党时间，恢复了他的党龄。这一年，他收到了一笔数额可观的补助金，这是组织给他的特殊照顾。当年那个在招待所打杂的苦孩子，那个奋勇杀敌的红军战士，那个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终于又回到了他应该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