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嘉庆帝遵太上皇乾隆之圣意，颁下一则关乎人事任免的重要谕旨，饬令擢升吏部尚书刘墉为大学士。通常而言，获迁大学士一职，堪称仕途之幸事。但刘墉在接奉此谕后，面上尽显窘态，内心亦百感交集。

谕旨所载之内容，对刘墉而言颇难接受。其具体表述为：

自大学士之位空缺，已逾一月之久。于当下诸尚书之中，刘墉资历相对深厚，故特命其补授大学士一职。然而，刘墉往昔行事，常未竭诚尽职，履职态度亦显懈怠。只因一时之间，无更合适之人选，遂擢升其至此要任。朕既施此恩典，刘墉理当自省过往之失，心怀感恩，切勿骄傲自满，当尽力革除旧习，以期不负朕之眷顾与期望。

在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中，通常情况下，帝王对臣属进行官职擢升时，往往会于诏令中对其功绩予以盛赞。然而，刘墉的事例却别具一格。在其获加官之时，皇帝非但未循常规褒扬，反而在旨意中详尽列举其诸多不足之处。

就刘墉而言，太上皇乾隆从总体原则层面予以一定程度的认可，然而，在其为官行事的具体风格方面，乾隆却持有保留态度。是以，当内阁大学士一职出现空缺之际，乾隆内心陷入了两难的斟酌境地。

【那么乾隆是如何评价刘墉的？】

回溯至嘉庆元年，彼时于内阁大学士之列，福康安与孙士毅两位大臣先后在军中溘然长逝。此二人，原乃乾隆帝为嘉庆帝精心选任之辅政重臣，旨在襄助新帝稳驭朝政。然而，世事无常，命运难测，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终究未能荣归故土，却客死他乡，着实令人感慨唏嘘。

当内阁大学士职位出现空缺时，势必要选拔合适之人予以补任。彼时，刘墉正担任吏部尚书一职，其资历深厚且颇具威望。然而，乾隆帝在审慎权衡的过程中，内心却始终萦绕着一种难以名状的隐忧。

在乾隆与嘉庆二帝于决策边缘踟蹰之际，一桩于刘墉而言颇为不利之事骤然发生。该事件的缘起，乃是一场常规性的官员引见活动。

嘉庆元年十月的官员引见场合，新选任的浙江处州知府戴世仪，于御前应答之际，举止失措，神情紧张或暗藏心虚之态。面对皇帝的垂问，其回应逻辑混乱，答非所问。自嘉庆登基伊始，便频繁召见与引见官员，在此过程中，嘉庆帝逐渐磨砺出洞察秋毫之眼力。

在封建王朝的朝堂之上，臣子于君主面前适度流露紧张情绪，本属常见之事，甚至在某些情境下，此表现或可彰显臣子之忠厚质朴。然而，戴世仪所呈现出的紧张状态，却处处透露出庸碌与低劣之态。嘉庆帝见状，旋即查阅其履历，发现戴世仪乃捐纳获得出身。基于此，嘉庆帝内心对其嫌恶顿生，判定其能力欠佳，实难胜任知府这一要职。

依循旧例，官员引见之务由吏部尚书引领。戴世仪退殿后，嘉庆帝旋即向吏部尚书刘墉问询其对戴世仪的印象。刘墉以“尚可”作答。然而，嘉庆帝对刘墉此般回应颇感不悦，次日便颁下谕旨，对三位汉臣予以评述。

此外，彭元瑞未能严于律己，屡犯过错；纪昀虽博闻强识，却未能明晓事理，仅能承担一般性职务，此二人皆不堪胜任大学士之职。董诰于军机处任职多年，一贯勤勉，故特予加恩，补授其为大学士。刘墉、纪昀与彭元瑞三人，理应深刻自省，进而更加自勉奋进。

此道谕旨蕴含丰富关键信息，且所涉官员层级颇高。从对一名正四品知府的选拔任用这一具体事件出发，进而延伸至内阁大学士的补授事宜。不仅如此，因对刘墉个人的不满，致使当朝数位重要大臣亦受牵连。

毋庸置疑，身为嗣皇帝的嘉庆，鉴于彼时局势，对前朝数位重臣尚不敢随意置喙。此中缘由，实乃遵循“大事仍由朕主理”这一基本原则，而该原则无疑出自太上皇乾隆之意。

刘墉出身于门第清贵之家，且凭借自身才学于科举中脱颖而出，获翰林出身，其才德兼备毋庸置疑。在其仕宦生涯早期，刘墉多任职于地方，由知府之职逐步擢升至巡抚。于朝堂上下及民间百姓之中，刘墉为官期间所展现出的治政能力与取得的政绩，均备受赞誉。

然而，刘墉亦曾数度深陷困厄之境。彼时，他与父亲刘统勋遭遇抄家与革职之变故，几近性命不保。经此波折，刘墉对乾隆帝萌生了发自内心的敬畏。此后，他开始深入研习官场之道，处事风格渐趋圆融练达，以更为成熟的姿态周旋于官场之中。

刘墉踏入仕途、于朝堂任职之后，周旋于阿桂与和珅两大势力之间，仕途之路荆棘丛生。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为求自保，刘墉不得不采用特殊策略，有意为之而犯下些许过错。然而，凭借其过人的智慧与对局势的精准把控，每次犯错皆能恰到好处，既引发乾隆帝的训诫，又不至于使自身遭受根本性的损害，巧妙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刘墉此类旨在自我保全的行径，实难遁于洞察秋毫的乾隆帝之目。然而，乾隆帝虽明晰刘墉颇具才具，却囿于种种缘由，无法对其予以重任。

若将刘墉首次入阁遭遇挫折的缘由全然归咎于乾隆帝，此观点实难称精准。事实上，和珅在这一过程中亦扮演了颇为关键的角色。

【和珅不愿意刘墉入阁】

步入暮年的乾隆帝，于政务倚重方面，对和珅愈发青睐有加。在此期间，其针对刘墉等三位汉族大臣所秉持的看法，背后皆隐约可见和珅的影响力。回溯往昔，在阿桂离世之前，和珅虽已官居高位、手握重权，然而在地位与威望上，相较阿桂，始终略逊一筹。直至阿桂溘然长逝，和珅遂即展开一系列精心谋划布局。

彼时，于内阁大学士群体中，福康安、孙士毅与和珅交情匪浅，孙士毅与和珅之关系尤为紧密。但天不遂人愿，此二人皆在军中溘然长逝，致使和珅精心谋划之布局遭受冲击，全盘打乱。

在清朝官场格局中，刘墉、纪昀、彭元瑞与和珅立场相异。虽于外似维持着基本的社交体面，但从本质而言，他们对和珅的行事作风并不认同，并未予以附和。与此同时，在内阁与军机处，王杰更是以公然对抗的姿态，表达对和珅的不满。

在刘墉谋求入阁这一关键政治事件中，和珅从自身利益考量，深知必须设法予以阻拦，且行事需极为审慎，避免暴露意图。为此，和珅施展权谋手段，通过在乾隆帝面前隐晦地进谗言，对政敌进行暗中打压。这种暗中构陷政敌的行径，本就是和珅一贯的政治手腕。在和珅的运作之下，刘墉入阁受阻未能成功。不仅如此，就连王杰亦受其影响，以年事已高为由，被解除军机大臣之职。

于该事件进程中，嘉庆所处境地堪称最为窘迫。盖因所有旨意，皆以嘉庆之名颁行天下，乾隆与和珅则隐身幕后。于嘉庆视角而言，刘墉入阁于己颇具助益。然而，受制于太上皇之绝对权威，嘉庆不得不暂且隐忍，做出妥协。

嘉庆二年十月，刘墉获晋大学士之位，得偿所愿。刘墉于大节之处坚守原则，品德操行堪称优良，从朝廷整体格局审视，彼时实难寻觅更为契合此职之人。然而，颇为遗憾的是，尽管刘墉跻身内阁，但其终其一生，未能获准入值军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