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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前前后后有109位烈士。贺家人就是这样为祖国奉献的。”
开国元帅贺龙的女儿贺晓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这话一点儿也没有夸张的成分，贺氏家族中，在北伐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壮烈牺牲的烈士有多达2050人。
作为烈士的后代，贺晓明曾说：“我们对共和国英烈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作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家的子女从小便要遵守各种规矩。比如：吃饭的时候不能浪费一粒米，绝不能在学校或工作中以贺龙元帅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
无论是在生死难料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亦或是和平年代中遭受冲击的时候，贺龙元帅从来没有因为外界环境的改变，而对家里人的要求有所改变。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巨大的人格力量不仅影响了子女，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在湖南桑植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经历生活的坎坷和苦难，让贺龙心中萌生了同恶势力抗争的想法。
辛亥革命爆发后，深受影响的贺龙为反抗压迫，“拿起两把菜刀闹革命”，并拉起了一支武装力量。在这之后，以此为起点，贺龙率领的队伍越来越大，不仅战斗力得到了增强，而且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北伐战争时，贺龙已经开始指挥一个师的兵力了，而且很有名气。
北伐战争期间，贺龙曾先后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均未被批准。虽然没有成功入党，但并不影响贺龙想要继续入党的想法。
1927年，南京和武汉方面先后背叛革命，北伐军中的许多共产党将领遭到了“清理”。在这一形势下，贺龙却坚决支持共产党，并表示“我部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都可以继续放心工作”。
其实，这个时候的贺龙有很多选择，作为一名有着累累战功的战将，是当时各方拉拢的重要对象。汪精卫、蒋介石也都曾找过他。
面对这些威逼利诱，贺龙始终坚持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他率部来到了南昌，参加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后起义部队南下途中，贺龙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他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毛主席。
抗日战争期间，贺龙率部挺进冀中。在不利局面下，率领部队与日军展开巧妙周旋，不仅为我军保留了兵力，更拖住并歼灭了大量日军。为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提供了帮助。
战争进行到后半程时，我革命根据地遭到了敌人严格的经济封锁。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根据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指示，贺龙和全体战士、群众一起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顺利度过了这次难关，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打响后，面对我军在战场上的弹药、物资等需求，贺龙奉命主持建设后方根据地，向前线部队提供了有效支援。
新中国成立之初，胡宗南数十万部队还盘踞在西南川滇云贵，并企图以此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
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下令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率部入川作战，贺龙出任西南军区司令员。
当时，毛主席曾问贺龙：“你要带哪个部队入川作战？”
如果贺龙提出要用老部队的话，就需要调动换防，且有一定距离。考虑到这一点，贺龙在看过地图后，得知隶属华北野战军的十八兵团就驻扎在附近，他决定带十八兵团去。
曾经的老部下在得知贺龙的决定后，还曾找过老首长，问他“别人打仗都带自己的部队去，你怎么就把我们给撇下了。”
其实，从感情上讲，贺龙自然也很想带老部队作战，但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说不出这个麻烦的要求来。正如他曾经说的：
“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有问题。”
此后，贺龙率军作战，成功歼灭了胡宗南部队，并完成了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同时又参与了西南的剿匪任务。对西南的稳定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10月，贺龙又马不停蹄率兵入藏，为西藏和平解放立下汗马功劳。
在新中国建设时期，贺龙长期承担着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任。与此同时，他还一直兼任着国家体委主任，为中国的体育事业竭尽心力。
上世纪五十年代，贺龙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据统计，他每天必须审阅的文件超过了4万字，每天要作出的批示多达2000多字。
到了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印边境也不稳定，台湾省的蒋介石还没死心，想要“反攻大陆”。这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作战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时，南京的一名副连长郭兴福研究出了一套郭兴福教学法，叶剑英、贺龙等人看过后，决定在全军开展大比武活动。
然而，一场不寻常的暗流也在酝酿中。一些人指出“军事训练不应该冲击‘政治’。”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势已经越发严峻，贺龙也受到了冲击，要求“表态”。
在受到冲击，日夜不得安宁的日子里，周总理将贺龙夫妇接近了西花厅住，直到1967年1月20日凌晨，贺龙和薛明被送到了位于北京西山的一处平房院落。贺龙和周总理怎么也没想到，这竟然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贺龙夫妇在这里的生活很不容易，他们曾面临过缺水问题、缺少衣服的问题，更要命的是，贺龙患有糖尿病，却在这里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疗。
1969年6月9日，贺龙被送到301医院接受治疗，然而，在多方阻挠下，始终没有医生为他看病。最终，贺龙元帅含冤逝世，年仅73岁。
贺龙逝世后，薛明和三个孩子来到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当晚，贺龙的遗体被裹着白布，放到了担架上，随后放进了灵车里，开向八宝山。
很快，贺龙的遗体便被抬进了八宝山火化车间，一个多小时后，两个军人手里便多了一个白色的骨灰袋，然后驱车离开了这里。
6月11日，这两个军人将骨灰存放在了老山骨灰堂，死者的名字是“王玉”，骨灰盒号码是34。此后多年，这个骨灰盒就静静地被放在地下室，无人问津。
直到1972年，毛主席在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上，接见张茜时，说到了应该为贺龙恢复名誉。同年9月，毛主席又在一次谈话中向张春桥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不过，张春桥却没有将毛主席的意见报告给政治局。
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不久后，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和孩子们先后被调回北京。但由于种种原因，为贺龙元帅恢复名誉的措施迟迟没有落实。
1975年5月，薛明给叶剑英元帅写去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出：“希望能够把贺龙的骨灰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是用来存放党和国家领导人骨灰的地方。
叶帅看过信后，在上面批示道：“交由胡炜同志办理。”
事关重大，胡炜同志也不敢擅自决定，于是，他向总参方面作了报告。经过一番研究后，总参方面给出了两个方案：
一是公开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拍电影片，发消息，登报纸；二是举行内部骨灰安放仪式，不公开报道，不致悼词、不献花圈。
叶帅看过后，批示“采用第二方案”。
就这样，有关方面立即开始落实，并多次前往薛明家中征求他们的意见。薛明表示“满意”。不过，贺帅的女儿贺捷生则提出了反对意见，提出要公开报道。
工作人员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总理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这才提笔写道：“应当提升仪式的规格。”写完后，周总理让人立即送到毛主席处。
毛主席看后，批示道：“按照总理的意见办理。”
就这样，到场的干部们可以敬献花圈，由叶剑英元帅致悼词，出席的人大约有800人。
当天，病重的周总理坚持出席了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叶帅将准备好的悼词递给了周总理。就这样，致悼词的人由叶剑英元帅换成了周总理。致悼词时，周总理数度哽咽，人群中更是响起了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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