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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万事万物都在全面深改的时代，婚姻也不例外。

这两天有一个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新版婚姻登记草案。

直接看重点，这次草案有三大改变：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不再需要户口簿、结婚登记取消了地域管辖、新增30天“离婚冷静期”条例。

其中最引发热议的是第一条，结离婚都不需要户口簿，这被广大官媒解读为“彰显婚姻自由”，媒体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善解人意，但大致也能说得通。

别小看一本户口簿，作为我国两千多年户籍制度迭代演变的时代产物，简单几页背后蕴藏着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金字塔式的家庭结构，居于塔尖的就是户主。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认知中，户主大人的权威是不容忽视的，这就助长了一些家庭家长制作风盛行，习惯于压制子女的独立人格，并辅之以“为你好”的名义。

即便到了现代，绝大多数家庭尊重子女的婚嫁选择，但仍有部分家长利用户口本对子女婚姻进行粗暴干预。

所以单从这一点来说，取消户口簿限制确实能够保证部分青年的婚姻自由，但是作用有限，更多是在简化结婚登记手续，降低结婚门槛。

第二点，结婚登记取消地域管辖，这一点真的没得黑，实打实方便异地婚姻登记，同样是降低结婚程序门槛。

相比之下，更关键的是第三条，新增关于30天离婚冷静期。

上下条文结合在一起看，用意就非常直白了。

以彰显婚姻自由为名放低结婚门槛，以避免冲动离婚为名调高离婚门槛，通过婚姻登记的宽进严出保卫的正是全社会的结婚率。

任何一件事，如果它准入门槛特别低，退出机制又特别高，这个时候都是要加倍小心了，这往往意味着高风险。

比如低首付的房贷，比如客户经理忽悠你上车的保险。

而这次婚改之所以花费心思这样做，正是基于一个严峻的事实，我国的结婚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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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曾是一个非常热衷于结婚和生育的社会。

几乎所有的家庭往上追溯，都会发现家里的父辈祖辈多是在20岁或者更早之前结婚，并且生育子女众多。

大致从1986年开始，我国的结婚登记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从2005年开始一直逐年上升，于2013年达到历史巅峰，那一年的结婚人数1346.9万对。

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每天都有3.7万场婚礼在大江南北举行，有力促进了婚庆产业链的蓬勃发展。

但是从2014年起，结婚登记数量就开始像开闸泄洪那般连年下滑，终于到2022年跌到近四十年的谷底，那一年的结婚人数只有683.3万对。

相比较2013年，结婚人数直接蒸发了六百多万，从巅峰到低谷耗时不过短短十年，如此下滑速度放在整个现代社会都非常炸裂。

源：育娲人口研究

去年我国的结婚人数出现了短暂回升，爬坡到768万对，但短暂回暖之后就后劲不足，这证明一切的回暖只是消化疫情存量爱情的假性反弹。

让有司忧心忡忡的是今年的数据。

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数只有343万对，足足比去年同期少了近五十万对，除非下半年结婚数据大爆炸，否则全年数据有望刷新近四十年新低。

源：澎湃美数课

为什么这么爱结婚的中国人突然选择不结婚了？不是大家不相信爱情了，最首要的原因就是适龄结婚人口的减少。

仔细对比，我国结婚人数变化的趋势和全国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高度相关。

建国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生育高峰，最后一次是1985年到1991年，这六年共新增加人口近1亿，平均每年净增加1600万。

但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受生育政策强力影响，我国的年出生人口就开始蚌埠住了，逐年下降。

彼时的新出生儿基数下降的因，就解释了此时的适龄结婚人口数量下降的果。

除了适龄结婚人口的减少，同样影响结婚率的还有婚姻观念的改变。

放眼全球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体自我意识的增强，很多人追求人生的广度不再将结婚生育当作人生的必修课，不再将人生价值依附于另一个人身上.

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发达国家走过的经验。

但我们的情况还是有些特殊，其他国家是富了不婚，我们是未富不婚，进度完全不匹配自身实力。

这说明影响我国结婚率的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3

更现实的原因是当下的青年们顿悟了，结婚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

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婚姻交换理论，直接将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引入到婚姻研究中。

在这个理论中，假定有一个婚姻市场，将结婚这种行为类比成男女资源互换，彼此是潜在的“贸易伙伴”。

在老贝看来，由于家庭分工侧重点不同，只有当双方感受到贸易交换产生价值，也就是结婚收益大于单身收益，婚姻才会发生。

基于这种婚姻模型，贝克尔认为两性只有满足足够的经济安全感才会步入婚姻，而最影响婚姻群体经济安全感的就是经济大环境。

事实上，美国人最不愿意结婚的时候是大萧条时期，经济危机那几年美国的结婚人数减少了20%，主要就是大部分家庭负担不起婚姻流程的费用。

我国当下摆在大部分适龄男女面前的无非是三座大山，结婚成本高、育儿成本高，养老成本高。

结婚成本高，有人将矛头直指天价高彩礼。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高彩礼现象无可厚非，这种彩礼市场不是由丈母娘决定，而是由我国长期以来的重男轻女思想带来的男女性别比例不平衡决定的。

当男性供给过剩，自然婚姻市场价值降低，但因为彩礼成本制约完婚的现象只是少数。

更关键的结婚成本还体现在新房成本，以及新婚前后直接增加的生活成本和其他隐性成本。

所有的成本凝练成一个字，就是钱的问题。

而影响家庭收入的更深层主因就是经济大环境，是就业机会。

当就业率提高，收入预期提升，适龄男女自然会在婚姻市场表现更多的侵略性，自然可以有效提高结婚率。

至于育儿成本高，问题的核心还是我国当下福利制度不完善，比如职场上关于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比如现行的生育福利吸引力有限。

更扎心的是，我们当下关于育儿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也就罢了，而且在新生儿的成长过程中设置重重关卡，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教育到医疗，关关难过。

随着社会阶层分化的加速以及内卷时代的加剧，这些痛点全被无限放大，养娃变成了养育竞赛，有效放大了适龄男女对结婚的恐惧。

最后一个养老成本高，核心就在于我国的现代养老模式体系还不健全，广大老年同志们的养老还得寄希望于历史悠久的养儿防老的模式。

当下的适龄男女巴不得躺平啃老，突然身份转换要供养四位老人，这更加让结婚变得难上加难。

所以，任何无法直面以上三座大山的举措都是聊胜于无。

这次婚姻新规我们可以感受到民政部关于结婚率降低的焦虑，毕竟这背后还连缀着另一个关系国本的大问题，生育率的降低。

然而，解决当下结婚率低的主要手段远不能靠一纸新规，更关键的还得靠国家大力气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