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原军统特务提出享离休待遇，众人反对，邓颖超：不能亏待他

世人皆知国民党特务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可谁能想到，1984年，一位曾经的军统特务却被任命为北京宣武区政协委员。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了不小的议论。更令人惊讶的是，当这位特务提出要享受离休待遇时，邓颖超同志却坚定地支持了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曾经的军统特务，为何能得到新中国领导人如此厚待？他究竟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其中又有着怎样曲折动人的故事？

一、特务的觉醒

阎锦文出身于上海滩的一个普通家庭。1930年代初期，他通过帮会关系进入了军统特务组织。在军统期间，阎锦文主要负责情报搜集和秘密行动，因为工作能力出众，很快就升任了稽查处行动大队副大队长。

1948年底，上海局势日趋紧张。此时的阎锦文已经开始对国民党的腐败感到失望。在一次任务中，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高官挪用救济物资、中饱私囊的行为。这些物资本应发放给难民，却被转卖到黑市牟取暴利。这件事让阎锦文对国民党的统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1949年初，周恩来通过地下党员与阎锦文建立了秘密联系。在一次秘密会面中，周恩来向他详细介绍了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特别是对待旧政权人员的宽大政策。周恩来的真诚和共产党的理念，让阎锦文深受触动。

随后的几个月里，阎锦文开始暗中帮助地下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传递重要情报。他向地下党提供了多份军统内部文件，包括特务系统的人员布置和行动计划。这些情报为解放军后来顺利接管上海提供了重要帮助。

阎锦文的转变并非偶然。1949年3月，他的一位老友因为支持学生运动被军统逮捕。阎锦文试图营救，却被上级警告不得干预。这位老友后来被秘密处决，这件事成为压垮阎锦文的最后一根稻草。

1949年4月，阎锦文在一次例行工作中发现，军统正在制定一份进步人士暗杀名单。这份名单上包括了多位知名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物。阎锦文意识到，如果不采取行动，这些爱国人士将面临生命危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得知张澜被软禁在上海的消息后，阎锦文当即决定要采取行动。他利用职务之便，暗中调查了张澜被关押的具体位置，并开始着手制定营救计划。

这时的阎锦文已经完全认识到，国民党的统治即将结束，新中国的曙光就在眼前。他深知，这次营救行动不仅关系到张澜的生死，更是他为过去的行为赎罪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阎锦文开始谨慎地布局。他先是调整了看守人员的排班表，将自己信任的人员安排在关键岗位上。同时，他还在暗中打探蒋介石南迁的具体计划，为营救行动选择最佳时机。这一切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惊险营救做准备。

二、营救张澜的惊心时刻

1949年5月12日深夜，上海外滩附近一片漆黑。阎锦文带领四名心腹，驾驶一辆军用吉普车，缓缓驶向位于南京路上的一处秘密看守所。这里是军统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此时正关押着民主人士张澜。

为了确保营救行动万无一失，阎锦文提前一周就开始部署。他以检查工作为名，多次前往看守所踩点，摸清了每个岗哨的位置和换班时间。同时，他还伪造了一份军统总部的紧急调令，以便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当晚十点半，阎锦文身着军统督察处制服，手持伪造的调令，出现在看守所大门。门卫见是熟人，加上有调令在手，便放行了。进入院内后，阎锦文立即让同伴控制了通讯室，切断了所有对外联络。

张澜被关押在三楼的一间密室内。当时已是深夜，看守人员都有些松懈。阎锦文出示调令，称奉命将张澜转移到另一处关押地点。看守人员虽有疑虑，但见调令和证件齐全，也不敢多问。

就在押送张澜下楼的过程中，意外发生了。一名军统高级官员突然到访，准备夜查。阎锦文当机立断，让同伴将张澜藏在地下室的杂物间，自己则迎上前去，以督察处例行检查为由，与该官员攀谈起来。

这个突发状况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期间，阎锦文不得不陪同该官员巡视了整个看守所。所幸地下室并不在巡视范围内，张澜暂时安全。等到该官员离开后，阎锦文立即展开第二阶段行动。

他们将张澜转移到预先准备好的军用吉普车上。为了避人耳目，特意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然而，在经过一个检查站时，又遇到了麻烦。检查站的军警要求检查车辆。

阎锦文再次展示了临危不乱的素质。他拿出军统督察处的证件，同时声称车上载有绝密文件，正在执行紧急任务。他的气势和身份唬住了检查站的军警，成功通过了盘查。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周折，他们终于将张澜安全送到了地下党预先安排的安全屋。当时已是凌晨两点，上海的街道一片寂静。为了确保安全，阎锦文还特意在返回途中制造了一个假象，将车开到黄浦江边，造成张澜可能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城市的假象。

这次营救行动的成功，不仅挽救了张澜的生命，也为后来上海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张澜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他的获救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威信，同时也鼓舞了众多进步人士的斗志。

第二天一早，军统方面发现张澜失踪后，立即展开了大规模搜查。阎锦文则按照原定计划，例行上班，做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他还参与了搜查行动，借机销毁了一些可能暴露行动的线索。

三、战后余波与新的使命

在张澜获救的消息传开后，军统内部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内部清查。1949年5月下旬，阎锦文接到一份紧急通知，要求他前往南京总部汇报工作。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显然军统已经开始怀疑内部有人协助张澜脱险。

就在阎锦文准备应对这次危机时，上海的局势突然发生了巨大转变。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摇摇欲坠。军统高层已开始秘密转移，大量文件被匆忙销毁。

在这个混乱时期，阎锦文没有随军统撤退，而是留在了上海。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军统在上海的特务网络名单、秘密据点位置等重要情报，通过地下党员转交给了解放军。这些情报为解放军接管上海、瓦解国民党特务组织提供了重要帮助。

1949年5月27日，上海和平解放。阎锦文主动向解放军投诚，并详细交代了自己在军统期间的所作所为。他的坦白和立功表现，得到了组织的肯定。考虑到他在营救张澜行动中的特殊贡献，组织决定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阎锦文被安排参与了上海特务组织的甄别工作。他熟悉军统的运作方式和人员构成，协助公安部门成功识破了多起特务案件，抓获了一批潜伏特务。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是在1949年8月，他提供的线索帮助破获了一个企图破坏上海港口设施的特务团伙。

1950年初，组织又给阎锦文布置了一项新的任务。当时，仍有不少军统特务藏匿在上海的各个角落，他们中有些人还在秘密进行破坏活动。组织让阎锦文以老军统的身份与这些人接触，了解他们的动向。

这项工作极其危险。一方面，这些特务对背叛者深恶痛绝，如果发现阎锦文的真实身份，必定会置他于死地。另一方面，他还要防范这些特务的诱导策反。但阎锦文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开始了更艰难的斗争。

在随后的两年里，阎锦文通过自己的关系网，成功策反了多名军统特务。他们提供的情报帮助公安部门破获了多起特务案件，保护了新中国的建设成果。特别是在1951年春节前夕，他获取的一条情报，及时阻止了一起针对上海纺织厂的破坏行动。

到1952年底，上海的特务肃清工作基本完成。阎锦文的特殊使命也告一段落。组织考虑到他的特殊贡献，将他安排到宣武区工作。在新的岗位上，他继续发挥余热，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这段经历让阎锦文深刻体会到，新中国的宽大政策给了像他这样的人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此后的工作中，他始终保持谨慎低调的作风，踏实工作，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忠诚。他经常参与街道工作，帮助调解邻里纠纷，成为基层干部中的一名老黄牛。

四、离休待遇引发的争议

1984年初，已年过七旬的阎锦文向组织提出申请离休。这个看似普通的请求，却在机关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议。原因很简单：一个曾经的军统特务，是否应该享受离休待遇？

当时负责审批的工作组发现，阎锦文的档案中有军统特务的历史。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有特务历史背景的人员通常不能享受离休待遇。一些同志认为，即便阎锦文后来立功赎罪，但考虑到其历史问题的严重性，不宜破例。

这个问题很快上报到了北京市委。在一次审议会上，与会人员展开了热烈讨论。反对的同志提出，如果批准阎锦文享受离休待遇，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其他类似背景的人员也会提出相同要求。另外，从政策导向上看，这样做似乎有违原则。

就在争议难以平息之际，一份关于阎锦文营救张澜的详细材料被重新调出。这份材料记录了1949年那次惊险营救的全过程，以及他后来协助肃清特务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张澜本人生前曾多次提到这件事，对阎锦文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

1984年4月，这个问题被报到了中央层面。邓颖超同志在了解情况后，明确表态支持给予阎锦文离休待遇。她指出，阎锦文虽然有特务历史，但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正义，挽救了张澜同志的生命，为上海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样的人，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邓颖超的表态具有重要意义。她提出，对待历史问题要实事求是，既要看到问题的一面，更要看到改正的一面。阎锦文三十多年如一日的工作表现，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觉悟。

这一表态得到了其他领导同志的支持。随后，北京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此事。会议认为，阎锦文的特殊贡献足以弥补其历史问题，应该按照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原则处理。

1984年5月，北京市委正式批复，同意阎锦文享受离休待遇。这个决定既体现了党的政策原则，也显示了对特殊历史功劳的肯定。批复中特别强调，这是根据阎锦文的具体情况作出的特殊处理，不能简单类比。

这个决定在基层引起了广泛反响。一些老同志纷纷表示，这充分体现了党的政策既讲原则，又富有人情味。特别是对那些真心悔改、立功赎罪的人，组织始终保持着宽容和理解的态度。

在阎锦文离休后的欢送会上，街道的干部群众自发前来送行。几位老街坊还特意带来了自己亲手制作的纪念品，以表达对这位老同志的敬意。这种场面，在当时的机关单位并不多见。

五、晚年的平凡生活

1984年离休后，阎锦文搬到了北京西城区的一处老式四合院。这座建于民国初期的四合院，成为他安度晚年的居所。院子里种着几棵老槐树，在夏日为这个小院投下一片绿荫。

每天清晨，阎锦文都会准时起床，在院子里打太极拳。这个习惯是他在五十年代跟一位老师傅学的，一直坚持了三十多年。附近的邻居经常能看到这位老人在晨光中缓缓舞动的身影。

1985年春节前夕，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了阎锦文的家。这是当年被他营救的张澜先生的孙子，特地从成都赶来看望这位老人。两人相谈甚欢，张家后人带来了一幅张澜生前的书法作品，上面写着＂义薄云天＂四个大字。

离休后的阎锦文并没有闲着。他开始整理自己多年来的工作笔记和经历。这些材料后来被档案馆收录，成为研究这段特殊历史的重要资料。他还应邀到街道讲述革命历史，为年轻一代传承红色记忆。

1986年，阎锦文参与了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历史顾问工作。他为剧组提供了许多真实的历史细节，特别是关于地下工作者如何隐蔽身份、如何传递情报等具体操作方面的内容。这些细节让这部电视剧更加贴近历史真实。

在四合院的生活中，阎锦文和邻居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经常帮助年轻人修理自行车，教孩子们写毛笔字。院子里的老人有什么难处，他也总是主动帮忙。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阎大爷＂。

1988年，阎锦文开始写回忆录。这本回忆录记录了他从军统特务到革命者的转变历程。他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这份手稿后来被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90年夏天，阎锦文最后一次回到上海，专程去看望了当年帮助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外滩的一家老茶馆里，几位老人相聚，回忆往事，畅谈人生。这成为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行。

1991年初，阎锦文的身体状况开始明显下降。即便如此，他仍坚持每天在院子里散步，与邻居们聊天。他常说，普通人的生活才是最珍贵的。这年秋天，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些历史照片和文件，捐赠给了北京市档案馆。

1992年3月15日，阎锦文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八十岁。按照他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只刻着简单的名字和生卒年月。送别仪式上，来了许多街坊邻居，他们带来了自己种的花，摆在墓前。四合院的槐树依然年年长青，见证着这位老人平凡而不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