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4年的“三千日本青年访华”活动中，我担任了北京-武汉-上海-日本这条线路第四队第24小组的日文翻译。我和日本青年们在天安门临时观礼台观看了国庆35周年庆典，还赴武汉、上海等地进行了交流。整个行程中，我和来自茨城县、栃木县的二十多个日本年轻人朝夕相处，访华结束后，交往也没有停止，我们之间的友谊就这样延续了四十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能接触到日本人，更遑论通过人际交流了解日本了。1984年时我已大学毕业两年，在北京的一所高校担任日文教师。当时虽然能从外文书店购买到国内出版的日文书，但种类非常少，介绍日本的内容也不丰富。记得在大学教书时，我常用的课外教材就是《人民中国》，阅读、背诵杂志的报道，能帮助我较为熟练地运用日文介绍中国现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每当访华团遇到翻译难题时，我总能顺利地协助解决。

在访华行程中，真正听到日本年轻人说的日语时，我才感觉出语言的生动性。白天参观，我做翻译，晚上大家住同一家宾馆，我便和领队等人一起去日本年轻人那里串门，一聊就聊到半夜、凌晨。那时也不知道哪来的精神，睡得再晚，白天也不困，能很好地完成全天的翻译工作。

笔者（左一）与访华团团员们在天安门前合影。（图片提供：陈言）

日本年轻人说的日本日常生活、社会现象、对中国的感受，是我第一次在课本、书籍外“听”到的内容。他们口中的日本老龄化、激烈的教育竞争、医疗制度、政府行政特点等，都和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别。中国领队是位官员，他介绍中国的工业化愿景，为融入国际社会所做的努力时，日本年轻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大家谈到了工资和恋爱结婚。日本年轻人的工资是我的几十倍，让人叹为观止，但我们对恋爱结婚的态度、选择方式却又如出一辙。我们忽然发现，学识、语言、工作经历等都不是沟通的障碍，只要肯交流，大家的关心点、处理方式并无二致。

每天说十几个小时的话，一个人说好几个人的话，中日文交织，我的嗓子很快就哑了，但也接着说，不停地说，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

那年10月底，我收到了大量从日本寄来的彩色照片，我赶紧拿回家给中学同学和家里人看。照片是彩色的，不是人工上色，是冲印出来就带颜色的，而且有二三十张。同学家人的羡慕，让他们也开始关心日本，关心那里的科技，去重新认识一个战后迅速发展的日本。

1986年第一次去日本出差时，我在东京再次见到了我们小组的大部分成员，我们一起去了二重桥，在皇宫外苑散步。1989年我去日本留学后，带着妻子女儿数次去了茨城县，每次都会和访华团的人见面。2003年回国后，我依旧和不少团员保持着书信交往。现在再谈老龄化时，包括我自己在内所有人都已经65岁以上了，忽然发现我们的话题比过去更有了共通性，中日社会面临的问题竟然有那么多都一模一样了。

一周的交流，带来了数十年的交往，无论什么时候去见茨城县、栃木县的旧友，大家都能瞬间回到1984年。中日之间如果能多些这样的活动，两国关系想必可以走出分歧，走向和平友好的大同世界。

文：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副总编辑、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 陈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