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咱中国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都北平和平解放,这可太了不起了,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这么避免了。而且,这次北平的和平解放,给解放军之后解放其他城市提供了成功范例。
和平能这样被赢来可不容易,解放军跟傅作义的部队谈了好多次,这才最后有了比较圆满的结果。在收编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太顺利的情况发生。
对傅作义而言,谈判不光是国民党和解放军之间的谈判,还得跟自己手下的部将们谈。
1948年的时候,傅作义对解放军还处于试探的阶段。
当年12月,他跟安春山聊天的时候就问了:“咱们以前和解放军打了好多仗,你说解放军会原谅咱们不?”
安春山不像傅作义有那么重的心事,他赶忙回答说:
这事儿我觉得挺好说的。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打天下,让众多穷苦百姓翻身得解放。只要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儿,他们就乐意去做。咱们现在要是跟他们签个协议,就能保住这座文化古城,还有数百万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他们肯定不会不答应的。
傅作义听了之后,就对安春山讲:“当下这形势,求和才是活路,这也正合几百万老百姓的心意。不过,这也得冒些风险,国民党那边会骂咱们是叛徒,解放军那头说不定也会把咱们当战犯,把咱们关起来,这些风险咱们都得有心理准备去承担。”
至少在当时傅作义看来,接着打仗是一点出路都没有的,要是和谈的话,还能落下点历史功劳。
他哪能脑袋一热就全定下来,得把各位将领们的真实想法都考虑进去才行。
12月15日早晨,傅作义的嫡系部队,那些军长和师长都跑到中南海居仁堂里去了。
这里头,王景泰的想法跟傅作义挺像的,他也是傅作义比较信任的一个人。这个时候,他担任着“剿总副官处长”这个职位。
孙英年、赵树桥、安春山他们全来了之后,他就把大家带到了一间更小的会议室,还把所有窗帘都拉上了,就怕有“隔墙耳”。
傅作义不啰嗦,直接切入主题。
北平如今被围起来了,你们都说说该咋办?
他当然也清楚,站在“忠于国军”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这个问题,傅作义连着问了三遍。可当时,现场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回答。
然后,傅作义就叫了孙英年的名字,孙英年立马站了起来,嘴里还应了一声“到!”
喊孙英年这名字挺正常的。毕竟,这个年轻的将领有点鲁莽,不大会去琢磨那些长远的事儿。
嘿,果真是这样,他就回了一个字:打!
傅作义特别吃惊,接着又问道:“你能打几下?”
孙英年,还真就认认真真思考了一下自己311师的战斗力,然后说道:“我能打一下半。”
孙英年这人虽说有点鲁莽,但对自己的部队,还是有一定判断力的。
解放军大兵压境的时候,孙英年脑子里就慢慢有了个想法,那就是利用新编制和新装备跟解放军一较高下。
早在1947年的时候,傅作义就接受了蒋介石给他扩充两个军的安排。然后,傅作义把自己的嫡系部队35军派到河北去了,104军派到东北去了。再后来,4个军的番号被取消了,不过,又扩编出了10个步兵师。蒋介石当时也答应给其中3个师配备美械装备。独立311师就是在这次扩编过程里组建起来的。
傅作义听了孙英年的回答后,很快就琢磨出孙英年为啥这么“自信”,于是接着问:“那你把‘一下半’打完之后咋整?”
孙英年说得更坚决了:“要嘛成功,要嘛成仁。”
傅作义可不是头一回听到这话了,蒋介石在教育部队的时候就老讲这话。可这话从孙英年嘴里冒出来的时候,傅作义一下子就火了。
他开始数落起来:“嘿,咱们出来打仗难道就是为了送死?要是想寻死,那死法多了去了,你为啥非得战死不可?”
这话一出口,孙英年就听出来司令是真气坏了,然后就一声不吭,愣愣地站在那儿。
会场上其他人的情况几乎都一样,全都一声不吭的,静得连喘气声都能听得见。接着,傅作义又去问了另外几个人。可他们瞧见孙英年挨了批评,就都不想再吭声了,喊了句“到!”之后,就不说话了。
开会的人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傅作义就在他们周围走来走去,过了好一会儿才又开口说话。
北平,最后的结果肯定得是‘和平’才行。靠打仗是解决不了中国的那些问题的。孙英年呐,你当营长的时候,我还在你的营部住过一个礼拜。可是等你当上师长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你的部队。为啥?因为现在军事解决不了问题。别说你就一个美械师了,哪怕你有十个、二十个,那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对军队已经没兴趣。
过了一会儿,看到傅作义不讲了,孙英年还是忍不住插了句话:“既然这样,总司令咋不在去年就带着我们走这条路?”
傅作义大声说道:“搁一年前,咱们要是走这路,保不齐就有人掏枪把我给崩了,这人搞不好就是你!说不定就是你孙英年!如今这形势下,我才能跟你们说这话,你们也才肯跟着我走!”
孙英年被这一顿训斥弄得难受极了,脸都铁青铁青的。
他突然就发觉了,今天来参加会议的人里,就数自己资历最浅。自己年纪轻轻的,战斗经验也没多少,老是显得特别莽撞。这次开会的时候,大家都不是从同一个门进来的。还有,王景泰先查看了外面的动静,然后才把大家带到一个小小的会议室,其他人都没吭声。
孙英年心里清楚,没有别的路能走了。
随后,傅作义特别坚定地讲:“北平的问题要解决,我是铁了心要走和平的路子了,你们是跟我一起走,还是不跟我?”
稍作停顿之后,所有人都齐声说道:“愿意跟着总司令走和平之路。”
在“异口同声”里,能听到孙英年的声音。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傅作义又陷入了片刻的沉思。他先是坐回座位,接着又缓缓起身,对众人说道:“我觉得今天这个会就开到这儿吧。今天会上的内容,谁都不许往外泄露,要是谁传出去了,那可得负责,我肯定会追查到底,按军法处置,散会!”
这个会议的目的特简单,就是听听将领们啥想法,然后靠“少数服从多数”来推动和平。
在那个会议上,傅作义特意第一个让孙英年站起来回答问题,意图很明显。
他可能晓得孙英年想怎么回答,再不然就是打算批评孙英年,好震慑其他将领。
后来,在解放军和傅作义部一块儿努力下,相关的问题总算有了进展,北平确定能和平解放。这对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还有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来说,意义可重大、可深远了!
1949年1月的一个晚上,傅作义部骑兵四师师长刘春方还没出城,傅作义就专门打了个电话过来,叮嘱一些注意事项。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骑兵师到了一个离城外大概30里地的小镇子,所有人都下了马,把马鞍子卸了下来。
当地的老百姓晓得这是要出城接受改编的国民党部队后,也都纷纷投以友善的目光。
这可让大家都松了好大一口气,就好像从牢笼里走出来了似的。
骑兵师走了之后,中央军还有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就交替着出城。这个仪式一直持续到1月31日中午12点。各部都陆续开到了预先定好的地点,总共是25个师,有十几万人。
傅作义比较担心孙英年的311师。
孙英年所在的部队快要改编的时候,他专门去跟傅作义辞行。
傅作义招呼孙英年坐下,然后问道:“你多大了?”
孙英年回答说:“38岁。”
38岁,年纪已经不小,得好好把握自己,以后可别犯错了,毕竟还要打拼事业。
孙英年正打算离开的时候,傅作义一个劲儿地反复交代:以前怎么听我的话,现在就怎么听解放军的指挥,把部队管理好,纪律维持好,多向解放军学习。
出城前一天,傅作义专门跟他叮嘱道:“千万得注意纪律,关心官兵生活,和解放军部队处好关系。”
之后,孙英年出了城,电话就“铃铃铃”连着响了三次。西直门、阜成门还有复兴门的守门部队,一个接一个地向他报告说:解放军都来接防城门。
结果,傅作义一直担心的事儿到底还是发生了。孙英年当时就回话说:“跟解放军讲,西三门不移交。”
还没到一个小时,三座城门那边就先后给孙英年打电话报告情况了。说啥情况?就说解放军都已经把城门给包围住了,要是还不把城门交出去的话,就得被缴械。
孙英年这时候才发觉问题严重了,急忙开车往阜成门去了。
带头的是个解放军营长,他特别有礼貌地敬了个礼,接着就跟孙英年讲:“我们是奉命来接管西三门的。”
孙英年还真有点“执拗”,他也告诉对方:“我们接到命令了,西三门不能交。”
孙英年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北平的和平,他稍微思考了下接着说:“这样好了,咱们一起向北平军管会请示吧。”
电话一接通,孙英年就接到通知,让他去御河桥二号见陶铸。
陶铸以前就已经是军委秘书长了,还做过总政部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平津战役的时候,他可是化了装就进北平了,直接跟傅作义谈判。再后来,他又负责起改编起义部队,还领导南下工作团的工作了。
所以,在这次和平改编里,他说的话那可老有分量了。
孙英年找到陶铸的时候,陶铸生气地大声质问:“孙英年同志,你还想不想要脑袋了?西三门为啥不移交?”
孙英年也觉得有些委屈,他讲:“我是遵照郭宗汾副主任的命令才不移交的。”
这位“铁头”将领这么一说,陶铸就把郭宗汾找来了。
结果,郭宗汾一来,就更让人无语了。
他跟旁边的孙英年讲:“守军出城那会,是让你的师守城门的,就为了进出方便。这会儿部队都出去了,你们还守着这三座城门干啥?”
孙英年在一旁,听了这样的话也听明白了,一下子不知道说啥好了。
陶铸瞧着孙英年那模样也乐了,跟他讲:“孙师长,你都已经接受改编,成解放军战士,得一切行动听指挥,赶紧去交城门吧,要不真得把你缴械。”
孙英年满是愧疚地讲:“我把上级的命令领会错了。”
就这么着,国民党的军队开到城外以后,原来的指挥关系就没了,转而隶属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接受这个司令部的指挥和补给了。
聂荣臻提出这么个建议:搞一个入城式呗,这样就能扩大人民解放军的影响力,还能给北平添上胜利的氛围。
没过多久,建议就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战士们,也纷纷开始整理自己的着装,把枪擦得锃亮,打算以全新的面貌进入古城。
2月3日,罗荣桓他们登上了前门箭楼。
城楼下满是人群,就像“人的海洋”似的。工人、农民、学生等等各界人士都到这儿来,他们都是专门来欢迎解放军进城的。
你得知道,打从《辛丑条约》签了之后,北京的东交民巷就一直被帝国主义占着当使馆区。这回,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去了,而且是开着坦克进去的。专门绕着走是为啥?用意明摆着嘛:就是要让外国人瞅瞅这情形。
聂荣臻站在前门箭楼之上,内心满是激动。
孙英年,他听了傅作义的叮嘱,后来就去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学完之后,他就在内蒙古当起了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你看,以前是个有点“莽撞”的将领,到后来,就干起文化方面的工作。
从1979年起,他就开始担任《团结报》内蒙古站站长。他这人工作起来那叫一个认真、细致又谨慎,一直干到1984年2月才退休。
2007年的时候,他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去世了。他曾经在北平接受教育,那段经历对他的一生影响可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