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在这里提前声明一点，笔者写作误读红楼系列的目的，第一是揭示末世红楼梦显隐文本里朝代、地域、人物真实身份及改朝换代里大悲剧的真相；第二是根除各种各样误读带来的历史和文学误会，还某些历史人物和天下最好的媳妇秦可卿一个清白；第三是不让后来的红楼梦研究者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第四是使那些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有重大误差的和研究方向稍有偏差的人的理论臻于完美。这里没有那种恶意攻击别人、哗众取宠、借着打击异己错误理论抬高自己的目的。 沈治钧先生，河北广平人，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文学博士学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红楼梦学刊》编委。学术研究方向是中国小说、元明清文学、红学，著有《中国古代小说简史》、《红楼梦成书研究》等。 沈治钧是当代著名的红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红楼梦》的版本学、成书过程以及相关文献考证。以下是他的主要红学观点和学术贡献： 1. 《红楼梦》成书过程研究 沈治钧先生在《红楼梦成书研究》一书中，系统地探讨了《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他提出“一稿多改”的观点，认为《红楼梦》从《风月宝鉴》到最终定稿经历了多次修改。他从体例、时空、情节人物、文献史料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证，直面文面矛盾，重视文献史料考证，注重文本诠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2. 版本研究 沈治钧先生对《红楼梦》的版本学有深入研究。他曾在《真迹曾传可辨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缩微胶卷述要》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对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甲戌本缩微胶卷的核验过程。他认为，胡适当年完成的甲戌本备份工程中，曾经引起争议的八条跋文并非被抽撤，而是摄影师误以为后面没有文字而结束。此外，他还对“庚寅本”进行了辨伪，认为该本是一部典型的伪书。 3. 人物形象分析 沈治钧先生在人物形象分析方面也有独到见解。例如，在《漫谈王熙凤》的讲座中，他从多维角度分析了王熙凤的人物形象，指出王熙凤既年轻漂亮、聪明伶俐，又在贾府中举足轻重，但同时她也贪婪、嫉妒、狠毒。她的个人命运与贾府的兴衰紧密相连，最终导致了她个人的悲剧结局。 4. 红学研究方法论 沈治钧先生强调红学研究应结合版本研究、作者生平研究和文本研究，三者缺一不可。他认为，只有将这三者融于一体，才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红楼梦》。 5. 对红学研究的贡献 沈治钧的红学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他还通过多种方式推动了红学的普及。他多次参与红学研讨会和公开讲座，传播《红楼梦》的文化价值。 沈治钧先生的红学研究体现了他对《红楼梦》版本学、成书过程和人物形象的深刻理解，他的观点和著作在红学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沈治钧先生在版本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他认为关于上海有正书局石印《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底本即戚蓼生序本之来历,学界主要有俞明震、夏曾佑两说。俞说出自黄乃秋、王瀣、陈寅恪、俞大纲、俞大维,采信者较多;夏说出自吴则虞,采信者甚少。俞说尚存明显破绽,不可执迷。包天笑证词实际上排斥俞夏两说。有正底本即张开模藏本,无可置疑。兹据《申报》美查启事及《汪康年师友书札》中王存善函一通、夏曾佑函四通,考证有正底本来自夏曾佑,方式为狄葆贤先租后买。狄氏一开始便道出了实情。夏曾佑拥有过一部《石头记》旧抄本,购置时间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夏秋之际,有案可稽,有据可循。有正底本清季递藏源流为张开模→王存善→汪康年→夏曾佑→狄葆贤。 关于关于乾隆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民国递藏史，沈治钧先生认为一粟《红楼梦书录》称“董康旧藏，后归陶洙”。此语源自陶洙亲口，跟董康或陶洙有过密切接触的红学家及藏书家，对此均无异议，甚至明确表示认可或赞同该说，证实该说可靠。董康购藏己卯本是在1935年末至1936年初，后者可能性更大。尔后，它主要由陶洙负责保管。这是因为董陶二人交谊甚笃，董又洞晓“心如耽于红学”。陶洙“影抄”功夫极精深，几可乱真。己卯本补抄部分、北师大藏本与庚辰本笔迹局部相似，甚不足为奇。己卯本与庚辰本均为古籍文献，真实可信，绝非赝品。董康死于1948年5月4日，临终前将己卯本正式馈赠给陶洙。 关于乾隆己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残卷，三回又两个半回，现藏国家博物馆。沈治钧先生它是于冠英、王宏钧于1959年冬在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的，价格5元整，1974年12月送交吴恩裕、冯其庸鉴定。结论为，它是董康原藏己卯本的散失部分，文献价值极高，整个己卯本都是从怡亲王府传出的。笔者查考己卯本残卷两位购藏者生平：于冠英(1910—1989)生于北京，满洲正白旗人，崇德中学毕业，燕京大学肄业，供职国立北平图书馆，兼燕京大学哈佛购书处代购员，1957年调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王宏钧(1926—)是安徽泾县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供职华野六纵政治部及国家文物局，1959年初调至中国历史博物馆。 沈治钧先生认为刘铨福旧藏甲戌本时期，濮文暹与濮文昶兄弟是较早的该本读者，书后还留有二人的亲笔跋语及印鉴，时间是同治四年（1865）乙丑孟秋，地点是京城豪宅半亩园。濮氏昆仲与甲戌本、刘铨福及完颜崇实、崇厚、嵩申、华毓之间的牵连瓜葛，理应复查稽核一番，藉此返回历史现场，以便解惑答疑。结果表明，已知史料与濮跋信息高度吻合，濮氏兄弟与半亩园主人崇实等关系确甚密切。细读《见在龛诗钞》与《味雪龛词稿》，还可获知濮文昶的生卒年。包括濮跋在内的甲戌本卷尾跋语七条时序错乱，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并无问题。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发现濮文昶的《味雪龛词稿》抄本残卷，是一宗副产品。 可是他对于红楼梦的朝代和地域及年代的判断依然是错误的，他认为的敦诚《挽曹雪芹》初稿里的“三年下第曾怜我”像一句诗谜，包含着重要的历史秘密，亦即历史细节。“三年下第”专指科举考试失利，与敦诚《岁暮自述五十韵寄同学诸子》所述之事恰合，与敦诚《先祖妣瓜尔佳氏太夫人行述》及敦敏《敬亭小传》亦合，与各类史料也对得上，因而可以判定“曾怜我”发生在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敦诚考得优等成绩，却名落孙山，这并非敦诚犯错，而是朝廷的宗室科考政策有变。敦诚是弘历固执己见并暗箱操作的牺牲品，所以极度不满、愤懑、无奈，非常痛苦。此时，曹雪芹送上了关怀与同情，尽管怹反对科举。也因“宗室停科”,曹雪芹失业并移居西山，《红楼梦》断尾。这个属于传统的错误的曹学体系。 还有红楼梦的作者，他还是认为满清包衣奴才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向《金瓶梅》学习语言，主要落实在学习词汇上。许多红楼语汇的最初源头，正是《金瓶梅》,未见更早的。某些语汇既见于《金瓶梅》,也见于兰陵笑笑生同时或之后，亦即曹雪芹之前或同时。另有一种情况，即《金瓶梅》以前已存在某语汇，经笑笑生铺张扬厉，踵事增华，影响到曹雪芹，从而反映在《红楼梦》里。笑笑生的优异表现证明，日常生活是作家最好的语言老师，努力创新是作品最值得追求的艺术目标。正缘于此，曹雪芹着意向《金瓶梅》学习语言，更注重向日常生活学习语言，于是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注：本文参考部分专业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