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是何许人？知道这个名字的读者或许很少，我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他是谁？
阎长贵是钓鱼台11号楼的首任机要秘书，这11号楼居住的人是伟人的妻子，他也是11号楼里面学历最高的一个。他当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人大这个学历在现在也是一个金字招牌，更别说是在60年代了。
阎长贵在11号楼担任秘书的时间很短，从开始到结束，也就刚还是一年的时间（1967年1月——1968年1月）。
因为这两个人，让他失去了秘书的身份其实要说来，阎长贵还挺冤枉了，他本身是没有犯什么错误，而且工作上也是尽职尽责。那么，他为何会在一夜之间从钓鱼台11号楼，搬去了秦城监狱呢？
是因为和这两个人有关。
关锋
阎长贵从人大毕业后，进入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他被分配到哲学组。当时，这个小组的组长正是关锋。和阎长贵这个正经科班出身的人比起来，关锋在哲学上的研究是野路子出身，因此，对于这个新来的员工，关锋是格外的照顾。
在外人看来，阎长贵就是属于关锋的老师。
戚本禹
在工作当中，有一段时间，阎长贵的直属领导是戚本禹，而且戚大帅对他的印象特别好。
1967年，11号楼挑选首任机要秘书的时候，其实最开始相中的是戚本禹。但是呢，戚本禹知道在11号楼的工作不好做，因此也就婉言谢绝了。
在谢绝以后，戚本禹同时把阎长贵给推荐了出去。在外人看来，阎长贵之所以能顺利进入11号楼，当秘书就是因为有戚本禹的推荐。
关锋，是阎长贵的老师；戚本禹，是阎长贵的推荐人。
即使在阎长贵自己看来，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属于任何一方，但是，在外人看来，他就是属于关锋和戚本禹那一个圈子里的人，已经是和关锋和戚本禹捆绑在一起了。因此，在1968年这一年，戚本禹和关锋被转去了秦城监狱的时候，阎长贵的命运也早就已经注定了。
在职场上，任何人都是很难独善其身的。1968年，这一年的1月9号，这一天的上午，阎长贵被要求移交工作。
当天晚上的八点左右，他被要求搬出了在11号楼的宿舍，然后被送到了警卫连连部，住进了该连部的一间房子里。
1月24号这一天晚上，在两个战士的押送之下，阎长贵坐上了开往秦城监狱的车子。
也是在这一晚，他八年的监狱生活正式开始了。
八年监狱生活阎长贵被送到秦城监狱的时候很突兀，甚至还没来得及和家人告别，也来不及收拾自己的衣物，连夜就被送去了监狱。
那时候，他的妻儿正好也在北京。
1968年1月24号，这一天晚上，阎长贵去了秦城监狱，他的妻儿当晚也被送去了招待所软禁了（北京东郊通县的空军某机场）。
后来，阎长贵的妻子再三要求，这才把他们送回了山东老家。
和妻儿的境遇比起来，阎长贵在秦城监狱的境遇就不是很好了。
自打踏进秦城监狱的大门，阎长贵就没有了名字，取而代之的是6820这个编号，意思就是1968年第2十个进来的犯人。在正式进入牢房之前，管理员首先把他带进了一个屋子，在这个屋子里，管理员对他全身做了搜查，比如鞋带，皮带这些不适合带进牢房的个人用品，通通都要收走，登记在册，等出来的时候再发放给他。
搜查结束以后，就给他发了一套黑色的囚衣。随后，闫长贵就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牢狱生活。
这八年的牢狱生活里，给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孤独。
原本以为进去以后，他将会面对频繁的提审，哪知道他进去以后，似乎一下子就被这个世界给忘记了，没有人来提审他，也没有人来过问他的事情。他就像一个被世界遗忘的人，在那15平方米的牢房里面，整天无所事事，不知道要做什么，就连时光进入牢房都变漫长了。
一个人无聊的日子里面，他只能以自言自语的方式来打发这漫长的时光。
如果说度日如年，是对时光漫长最深的体会，那此时的阎长贵，可以用度秒如年来形容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是群居动物，是要和人接触的，而此刻的他，仿佛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人类。他在想，此时此刻，哪怕让他干什么脏活累活都是一种幸福。
到了1969年，这一年召开了九大以后，阎长贵在监狱里面的日子才有了些许的改善，也是在这一年，管理员给了他一份《人民日报》和一本《红旗》杂志。
有了文字，对于这个读书人来说，日子就变得没有那么漫长了。
虽然给他的报纸和杂志，他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但是有了文字的陪伴，日子也不是那么枯燥了。没过多久，管理员又把之前没收他的一些书籍还给了他，这对阎长贵来说可是太好了。他又有了新的文字，可以阅读这时光的漫长，日子就变得没有那么无聊了。
在监狱的那段时间，有的文章他甚至看了不下于100遍，以至于到了晚年，对那些文章的记忆还很深刻，就连标点符号都难以忘记。
时间很快来到1975年，这一年的5月22号，专案组突然来到了秦城，他们告诉阎长贵一个消息，决定让他走出监狱，但是要送到湖南的某个国营农场接受劳动。这个消息对于阎长贵来讲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于他而言，他终于可以走出监狱，走出这方寸之间的孤独了。
只要是能和人打交道，对他来说那都是好消息。
于是乎，他来到了湖南的西洞庭农场，在这里开启了自己五年的农场生活。
1979年的九月，阎长贵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组织上决定恢复他的工作，把他调回北京，安排在原来的老单位《红旗》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