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军事科学院发布了《对越自卫反击战部队纪律审查档案（1979-1983）》。其中，“079-048号”案卷显示："50军150师448团副参谋长付培德在1979年3月班英作战中负有次要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这一结论结束了持续40多年的传言，并澄清了该部队曾被误传“整建制失踪”的情况。

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越南在苏联支持下，不断挑衅中国边境。1979年2月17日，遵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在此次战争中，陆军第50军承担重要任务。该军由原国民党第60军起义改编，曾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表现出色。此次参战，50军下辖3个师，分散至东西两线作战。其中，148师在广西方向行动，归55军指挥，负责牵制越军主力，攻克扣当山，切断谅山越军南逃路线，并阻断河内援军北上，确保谅山战役顺利进行。撤退时，148师还破坏了谅山机场和文画永备坑道等越军重要设施。149师赴云南，归13军指挥，与越军316A师激战。该师447团在黄连山新寨北山垭口战斗中，全团伤亡548人，红2连135人参战，伤亡106人，连长郑家才负伤39处，4次昏迷，仍坚持指挥，创造战争奇迹。150师组建于1967年11月，最初有6000余人，属乙种师编制。战争初期，150师未出境，老兵多被调至其他部队，自身成为“架子师”。后期，150师扩编为甲种师，增至11000余人，但新兵缺乏经验，导致人员磨合、战斗力提升和素质培养面临挑战。起初，150师作为预备队，主要负责清剿残敌和收缴仓库等任务。全师官兵迫切要求参战，渴望在战场上证明自己，为国家贡献力量。因此，150师主动请缨，希望承担作战任务。上级考虑到其强烈意愿及部队需实战锻炼，决定让其掩护友军回国。3月6日，150师从水口关出境，448团作为前锋，负责抵达打沙、朗登地区，组织防御，并执行搜索清剿残敌、搜缴越军物资、寻找友军失散人员和烈士遗体等任务。初期，150师表现优异。截至3月10日，他们成功歼灭部分越军，收拢沿途失散的友军和烈士遗体，完成上级任务。然而，正当胜利在望时，危险悄然而至。

3月11日，150师准备撤退时，50军驻师工作组与师长刘同声在448团撤退路线上产生分歧。刘主张沿3号A公路撤退，认为可安全回国，完成任务。工作组副军长关豁明则要求448团先清剿再撤退，认为应扩大战果并锻炼部队。尽管关副军长经验丰富，但其决策显得过于冒险。

清剿路线地形险要，121师曾在此受重创，部队对此不熟悉。贸然行动将使部队陷入极大危险。尽管各级领导反对，关豁明仍坚持命令448团“只准前进，不准后退”。448团兵分两路：副团长胡庆忠和副政委龙德昶带领2营、团特务连和侦察连穿过越北山区；团长李绍文和副参谋长付培德带领1营、3营沿大路撤退。不幸的是，走小路的部队在那嘎、郎庄地区遭越军突袭。大雾弥漫，能见度低，加上山路崎岖，丛林密布，部队缺乏经验，瞬间陷入混乱。越军利用地形优势设下包围圈，448团战士被围困，难以反击，陷入绝境。接到2营求援信号后，团长李绍文心急如焚，立即向师部请示，要求全团紧急救援并更改撤退路线。师部同意448团增援及改道请求，但50军驻师指挥组认为只需小股越军，2营应能自保，拒绝了请求。无奈下，李绍文避开师部和指挥组，命令团副参谋长付培德带领1连和8连直接救援2营，并突破包围。付培德深知任务艰巨，仍坚定带领两个连穿越密林，在夜色掩护下抵达2营所在地，并决定继续带八连前往朗庄。

他们到达后，局势未改善反而恶化。在山垭口，越军设伏，双方爆发激战。越军利用地形优势，疯狂进攻，八连虽奋力抵抗，但因寡不敌众且地形不利，逐渐被击溃。一连也被伏击，同样被打散。苦战后，八连勉强击退越军，付培德清点部下，仅剩30余人。尽管处境艰难，付培德仍坚持任务，带残部上山寻求突破口。经过联络员的努力，次日上午，付培德终于与团指挥部恢复联系，报告情况并请求支援和指示。

付培德接到指示后不久，便与团指挥部失去联系。此时，他周围有不明数量的越军四处袭击，行动极为困难。随着时间推移，部队处境愈发艰难。3月14日晚，他们被越军重重围困，进退不得。接下来几天，在越军不断骚扰下，战士们陷入断水断粮的绝境。3月18日，付培德派战士求援未果，部队已无力继续战斗。

3月19日上午，越军加强了对培德所在山头的进攻。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培德所在部队的抵抗变得愈发无力。战士们饥寒交迫，身体虚弱，武器因缺乏弹药而失去作用。面对绝境，培德决定投降以保存战士们的生命。放下武器时，他感到痛苦与不甘，认为自己辜负了国家和人民的信任。投降后，培德和其他战士被越军捆绑并押送到临时战俘集中营。在那里，他看到上百名被俘的解放军战士，心情复杂。尽管行动被发现，培德仍积极串联战士，秘密策划越狱。越军对培德等人施以酷刑，企图让他们放弃抵抗，但培德坚不吐露任何信息。在长期囚禁中，培德和战友们不仅遭受身体折磨，还承受精神压力。他们被关在狭小、卫生条件极差且疾病蔓延的牢房，食物和水极其有限。尽管如此，培德始终保持乐观，鼓励战友不要放弃希望，最终他们被交换回国。然而，他将面对军事法庭的审判，为自己的投降负责。在法庭上，培德认真陈述，其内容被详细记录，成为了解448团被俘前战斗情况的重要资料。他详细回顾了作战过程。我们448团在任务中遇到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部队中新兵占多数，他们缺乏实战经验，在面对越军突袭时显得紧张和慌乱。有新兵因紧张而无法稳定射击，这种情况在战场上很常见，严重影响了战斗力。指挥层的混乱使局势更加严峻。例如，撤退路线的选择上，上级领导意见不一致，导致命令模糊不清。师部与工作组间的分歧让我们基层部队无所适从。按原计划行动时，危险已悄然而至，我们在黑暗中盲目行进，如同迷失方向的羔羊，不知前方等待的是什么。情报不足也是我们失败的关键因素。我们对越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及作战计划几乎一无所知。进入山林前未获任何关于越军埋伏的情报，导致我们遭遇袭击时毫无准备，无法制定有效策略。被越军包围后，我多次请求支援，但一直未到。战友不断倒下，我心急如焚。带领一连和八连救援，途中困难重重：黑暗中行军，缺乏明确信号，队伍混乱，人数不明。我们在密林中艰难前进，时刻面临越军袭击。在断水绝粮、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我们坚持多日。战士们身体虚弱，伤口恶化，痛苦万分。我知道已到生死关头……最终，为保护战士生命，我决定投降。尽管这决定可能让我背负骂名，但我不后悔。付培德的陈述引发深思，但部分与事实不符，有推卸责任之嫌。比如，他称八连副连长王立新带着一排逃跑，实则王立新带领一排突破敌人封锁，英勇牺牲，仅两名重伤员被俘。在突围时机的选择上，付培德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一排长司福林等人认为白天有机会突围，便主动行动并成功脱险。而付培德坚持夜战，错失了最佳时机，使部队陷入更困难的境地。

付培德的投降并非单纯怯懦，而是有复杂背景和深层原因，需多角度分析。从人性角度看，他作为普通人，渴望生存，恐惧死亡。在极端困境下，断水绝粮、孤立无援，他可能因求生本能而投降，体现了人性的脆弱。但作为军人，他有保卫国家的职责。穿上军装即意味着为国家和人民利益奉献一切，甚至生命。在战场上，军人代表国家尊严，应坚守阵地，绝不退缩。付培德的投降违背了军人誓言，损害了国家形象，因此需为此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