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镇斩杀于谦有后悔吗？史料冲突暴露真相，徐有贞石亨都是罪证
夺门之变后，朱祁镇重登皇位，却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处死了曾保卫大明江山的功臣于谦。史书记载，朱祁镇曾说＂于谦实有功＂，对处死于谦一事颇有犹豫。然而，史料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却充满矛盾：《明史》称是徐有贞说服了朱祁镇，《皇明从信录》却说是张軏进言，而《国朝献征录》则记载是石亨与张軏共同劝说。这些史料的冲突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相？朱祁镇对于谦的死，究竟是真的感到愧疚，还是另有隐情？
一、史料记载的三重矛盾
正德六年，江西布政使黄绾翻阅故纸堆时，偶然发现了一份尘封已久的文书。这份文书记载了于谦案审理过程中的供词，其中提到一个细节：于谦被押入狱之时，曾有一位狱卒记录下了整个过程。
这份记录与《明史》中的记载大相径庭。《明史》中写道，是徐有贞向朱祁镇进言：＂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而那位狱卒的记录却显示，当日在朝堂之上，徐有贞并未发言。
更令人困惑的是，《皇明从信录》中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又是另一番景象。书中明确指出，是都察院右都御史张軏提出了处死于谦的建议。张軏在奏本中称：＂于谦助景泰帝夺位，罪在不赦。＂
《国朝献征录》的记载则将这段历史推向了另一个版本。书中提到，当日朝会上，石亨与张軏联袂而上，共同向朱祁镇提出了处死于谦的建议。不仅如此，这本书还记载了一个惊人的细节：徐有贞在听闻这个建议时，竟一度表示反对。
弘治年间，朝廷档案库中又发现了一份当年的审讯记录。记录显示，于谦案的主审官员前后更换了三次，每次更换后的审讯结果都有所不同。第一次审讯认定于谦＂助景泰帝夺位＂；第二次审讯则改为＂图谋不轨＂；到第三次审讯，罪名又变成了＂大逆不道＂。
这些前后矛盾的记载，引发了后人的诸多疑问。正德皇帝就曾在朝会上感叹：＂一桩案子，三种说法，到底哪个是真？＂
更耐人寻味的是，于谦之子在《先肃愍公行状》中的记载。他提到，父亲入狱前曾留下一封家书，信中写道：＂吾之死，非一人之谋也。＂这句话似乎暗示着，促成于谦之死的，并非某个单独的大臣，而是一个由多人组成的利益集团。
世祖皇帝在查阅这些史料后，专门召集大臣讨论此事。会议记录显示，与会大臣一致认为，这些史料的矛盾之处恰恰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有大臣指出，不同史料中的记载，可能都只是整个事件的一个片段。
通政使司的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特殊的文书，记载了于谦案发生前后，朝廷官员的任免情况。这份文书显示，在于谦案审理期间，有多达二十余名与案件相关的官员被调离原职。这个现象似乎印证了于谦之子在《先肃愍公行状》中的说法。
这些矛盾的史料记载，为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这个谜团不但没有解开，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这些疑点，也为我们理解当时的政治局势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夺门之变后朱祁镇的权力布局
正统十四年十二月的一个清晨，朱祁镇在石亨、徐有贞等人的帮助下，成功夺回了皇位。这一天，紫禁城内的气氛异常紧张，大殿外围满了御林军，内阁大臣们个个神色凝重。
夺门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首先，他将石亨提拔为兵部尚书，徐有贞升任吏部尚书。这两个重要位置的任命，显示出朱祁镇急于稳固新的权力基础。
然而，在朝中还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以于谦为首的＂景泰旧臣＂集团。这些大臣在土木堡之变后保卫京师，又在景泰朝期间掌握了朝廷重要职位。据《大明会典》记载，当时追随于谦的官员多达百余人，分布在六部、都察院等重要衙门。
一份保存在内阁的密折显示，夺门之变后的第一个月，朱祁镇就对这些官员进行了全面清查。他命令锦衣卫暗中记录这些官员的一举一动，甚至连他们的家人也被列入监视名单。
更值得注意的是，朱祁镇对于谦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根据当时兵部的奏折记载，于谦虽然保留了兵部尚书的职务，但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重要决策之外。兵部的一些要务被转移到了石亨主持的军机处。
正统十五年正月，朱祁镇下令重新审查景泰年间的军政大事。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总结经验，但从当时的廷议记录来看，这个举措实际上成了打击景泰旧臣的突破口。
在这次审查中，景泰年间的许多决策都被重新评价。一份流传下来的廷议纪要显示，于谦在景泰年间主持的几项军事改革，都被打上了＂不当＂的标记。这些举措包括扩充京营、调整边防部署等。
同时，朱祁镇还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他对一些景泰旧臣采取怀柔政策，比如给予他们名誉职位或者丰厚的赏赐。这使得原本团结的景泰旧臣集团开始出现裂痕。
到了正统十五年三月，朝廷的权力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通过一系列精心安排，朱祁镇成功构建了以石亨、徐有贞为核心的新权力集团，而景泰旧臣的影响力则大幅削弱。
当时的一位御史在奏折中写道：＂朝中大事，皆出自新任诸臣之手，旧臣虽在，形同虚设。＂这句话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朝廷的实际情况。
三、处死于谦的政治算计
正统十五年四月初三，一纸诏书传遍京城，于谦以＂谋逆＂罪名被捕入狱。据当时锦衣卫的密报记载，于谦被捕时正在家中读书，面对突如其来的指控，他只说了一句：＂天地可表，于谦何负？＂
锦衣卫的审讯记录显示，于谦案的审理过程历时二十七天。在这期间，朝廷三次更换主审官员。第一任主审官王谦，因为认定证据不足被撤职。第二任主审官张泰，上书称于谦无罪，随即被贬至边疆。直到第三任主审官上任，才最终定下＂谋逆＂的罪名。
一份保存在通政使司的文书记载了审讯过程中的一个细节：每次更换主审官后，对于谦的指控内容都会发生变化。最初是＂勾结外藩＂，后改为＂结党营私＂，最后才变成＂谋逆＂。这些罪名的变化，引发了后人诸多揣测。
正统十五年五月初一，朝廷派出五路锦衣卫，对于谦家族进行大规模清算。据《都察院志》记载，当时被牵连的于氏族人多达八十余口，他们或被流放，或被降职，有的甚至被下狱问罪。
抄家行动持续了整整七天。一份流传下来的抄家清单显示，于谦家中除了书籍和几件旧家具外，竟无贵重物品。这份清单后来被誊抄多份，在京城官员中传阅，引发轩然大波。
正统十五年五月初八，于谦在午门外被处死。处决前，他留下了一首诗：＂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当天，京城百姓自发聚集在刑场外，目睹这位功臣的最后时刻。
处决于谦后，朝廷并未就此罢手。一份密折显示，朱祁镇下令对与于谦有来往的官员展开调查。据统计，因此被牵连的朝廷官员达三百余人。这些人或被降职，或被调离京城，朝廷的权力格局就此彻底改变。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处决于谦的第二天，朝廷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兵部、吏部、户部等重要部门的主要官员全部更换，取而代之的都是石亨、徐有贞推荐的人选。
这场人事调整的背后，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据《皇明实录》记载，新任命的这批官员中，有超过一半都参与了对于谦的审讯。他们在审讯过程中表现出的＂忠心＂，为自己赢得了升迁的机会。
到了正统十五年六月，朝廷又下令将于谦的族谱、画像全部销毁，甚至连他生前所著的诗文也被禁止传抄。这一举措表明，朝廷不仅要除掉于谦的人，还要抹去他的一切痕迹。
四、石亨徐有贞的命运转折
正统十五年七月，于谦案尘埃落定仅一个月后，朝廷内部就出现了新的变化。据《实录》记载，石亨与徐有贞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一份流传下来的密折显示，两人在军机处议事时发生激烈争执，甚至互相攻讦。
这场争执的导火索是一桩军事调动。石亨提议调整边防部署，将原本由徐有贞亲信把控的宣府、大同两处要地的守将全部更换。徐有贞当场表示反对，称此举＂有违祖制＂。双方争执不下，最终闹到朱祁镇面前。
正统十五年八月，朱祁镇出人意料地支持了徐有贞的意见。这让石亨颜面扫地。据当时一位御史的奏折记载，石亨离开金殿时，面色铁青，从此再未在军机处露面。
就在这个时候，一份匿名奏折出现在朱祁镇案头。奏折揭露了石亨在夺门之变期间的一些隐秘行为。据《明史》记载，这份奏折的内容如此惊人，以至于朱祁镇连续三天未能安睡。
正统十五年九月，朱祁镇突然下令彻查石亨的家产。锦衣卫的清查报告显示，石亨家中藏有大量金银珠宝，价值连城。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了一份详细记载朝中大臣底细的密册。
就在清查结束的第二天，石亨被逮捕入狱。审讯记录显示，他不仅贪污受贿，还私自结交番邦使者，涉嫌泄露军情。最终，石亨以＂谋逆＂罪名被处死，他的家族也遭到了清算。
石亨倒台后，徐有贞似乎成了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但好景不长，正统十六年初，一位名叫王纲的御史上书，揭露徐有贞与景泰帝时期的一些密约。这份奏折中提到，徐有贞曾暗中许诺要帮助景泰帝的儿子继承皇位。
朱祁镇立即下令彻查此事。审讯过程中，徐有贞的几个亲信承认，他们曾经帮助徐有贞销毁了一批重要文书。这些文书的内容虽然无法确认，但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给徐有贞定罪。
正统十六年三月，徐有贞被革职查办。与石亨不同，他没有受到死刑，而是被流放到了海南岛。据说在临行前，他对前来送行的官员说：＂成也夺门，败也夺门。＂
至此，参与夺门之变的主要功臣全部落马。朱祁镇重新任命了一批官员，这些人大多是在景泰年间保持中立的文臣。一位当时的史官在日记中写道：＂新贵速亡，旧人复起，此乃朝堂常态。＂
五、历史的真相与反思
成化十六年，距离于谦被处死已过去近三十年。这一年的春天，明宪宗朱见深在翻阅旧档时，发现了一份尘封已久的奏折。这份奏折是当年于谦案主审官之一留下的秘密记录，其中详细记载了审讯过程中的诸多疑点。
据这份记录显示，当年对于谦的指控主要来自三封密报。但这三封密报的内容前后矛盾，笔迹也大不相同。更令人生疑的是，这些密报的日期都标注在景泰帝驾崩之后，却声称是奉景泰帝之命写就的。
成化十七年，宪宗下令重新审理于谦案。这次重审持续了整整半年，期间调阅了大量档案，走访了众多当事人。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是，当年参与审讯于谦的三十二名官员中，有二十八人后来都被定罪流放或处死。
在重审过程中，朝廷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当年负责抄查于谦家产的锦衣卫百户李贵，在临终前留下了一份证词。他承认，当时抄家清单上的物品，大多是临时添加上去的，目的是为了给于谦定罪。
成化十八年正月，朝廷正式为于谦平反。诏书中写道：＂于谦忠心护国，功在社稷。＂同时，朱见深还下令恢复了于谦的官职和爵位，并追赠他为太傅。
平反之后，朝廷开始着手修复于谦的墓园。在清理墓地时，工匠们发现了一块被掩埋的石碑。碑文记载了于谦生前主持的多项军事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大多在他死后被采纳，为明朝边防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成化二十年，朱见深在南郊大典上公开表示：＂于谦之冤，朕心难安。＂随后，他下令在京城建造于谦祠，并亲自为祠堂题写匾额。这座祠堂一直保留到明朝灭亡，成为后人凭吊这位忠臣的重要场所。
弘治年间，于谦家族后人获准迁回京城。他们带来了一批于谦的遗物，其中包括他在狱中写下的诗文。这些诗文后来被收入《明史》，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材料。
正德初年，一位名叫王守仁的年轻官员在研读于谦案卷时发现，当年参与定罪于谦的官员中，竟有人在多年后主动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这份忏悔书被收入官方档案，成为这段历史的又一个见证。
嘉靖年间，朝廷编修新的《会典》，特意为于谦立传。史官们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于谦去世前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吾死后事，自有公论。＂这句话仿佛预见了历史最终会还他一个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