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猛一些。

1月16日，西安迎来了久违的鹅毛大雪，截至当天下午4点，城区降雪量已接近2毫米。而根据西安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雪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全市大部分地区未来12小时降雪将达到4毫米。西安人走出家门一哄而上赏雪拍照的同时，也造就了网络平台和朋友圈里“一下雪，西安就变成了长安”最为泛滥的一天。

2024年1月16日，西安大雪

最近几年一直流行一种风气：无论任何城市，只要一下雪，它的大名立刻不复存在，而会被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曾用名”取代。变成“长安”的西安并非孤例，同病相怜者还有变成“北平”的北京、变成“金陵”的南京等等，并且这个圈子还在不断膨胀，已经扩张到了各路二三四五线城市甚至小县城：石家庄变成了“常山”、苏州变成了“姑苏”、合肥变成了“庐州”、驻马店变成了“汝南”、枣庄变成了“兰陵”......即使是几千年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成都，也要跟风硬拗出来一个“锦官城”来强行凑热闹。仿佛下的不是雪，是能逆转时间的虫洞。

我始终不明白：西安就算真变成长安又能怎么样？能让李世民从昭陵里爬出来，带着他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一起重振大唐雄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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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这种“一下雪，XX就变成了XX”格式的感慨，大都脱胎于网上各种“改名失败城市案例分析”之类的相关内容，“石家庄赵子龙在此”、“吾乃驻马店袁氏”、“枣庄王”等吐槽中，“长安改名西安”尤为重灾区，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捶胸顿足、痛心疾首，天天嚷嚷要“反西复长”，那架势要是再配上一段雄壮的BGM，就跟岳武穆手书“还我河山”的气概有一拼了。

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很多人认为“长安”这个名字既有着“长治久安”的美好口彩，又朗朗上口，比之“又俗又土”的“西安”要有文化有意境得多。把狂拽酷炫的“长安”改成平平无奇的“西安”，就是开历史的倒车、是数典忘祖，始作俑者应该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人为“长安”鸣不平，那它为什么要改名“西安”呢？

丰镐遗址（图片来源于网络）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搞清楚“长安”这个名字是啥时候开始有的，又是怎样有的。

西安在历史上首次当上老大，是在西周时期。先是西周伯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在今西安城西南营建了“丰京”，并将大量臣民从岐山周原迁至此地；后来周武王姬发又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与丰京合称“丰镐”，武王灭商后，丰镐成为国都，就是长安城的前身。

丰镐在当时虽然颇具规模，但是西周末年，犬戎入侵，周幽王被杀，继位的周平王迁都洛阳，丰镐也毁于战乱，此后五百多年一直发展缓慢。与此同时，西边的咸阳在秦国几代人的经营下飞黄腾达，并最终在秦始皇手上达到人生巅峰，定为秦朝的首都。

而“长安”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史书上，是据记载关中地区地理和城市建设的古籍《三辅黄图》中所载内容：秦朝在地方上实行郡县制度，当时的咸阳县下辖有一个“长安乡”，位于渭河南岸。秦始皇有个兄弟叫成蟜，被封为“长安君”，他的封地就在此处。

虽然无从考证究竟是因为成蟜被封为长安君所以他的封地才叫长安乡还是因为他被封在长安乡所以才叫长安君，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长安”这个名字了，虽说彼时的长安和现在的西安并非同一概念，只是一个人口比较多的村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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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的辉煌转瞬即逝。刘邦灭秦朝、击败项羽，建立汉朝之后，在哪里建都，就成为一个现实性的问题。

周秦汉唐时期长安城的范围（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个地方想要成为国都，门槛相当高，需要满足很多条件，比如丰饶的物产、一定规模的人口、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其实秦都咸阳就满足上述所有条件，但当时的咸阳城已被项羽一把大火付之一炬。于是在娄敬、张良等人的建议下，刘邦最终在长安乡一带地区营建了一座新城，公元前200年正式竣工后，汉朝便迁都于此，“长安”这个名字被沿用下来，级别则由原本的“乡”升格成为“长安县”，属渭南郡管辖。

至此，传统意义上的“长安城”终于大大方方地在历史舞台上亮相了。

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汉武帝分汉初设立的左右内史为右扶风、京兆尹和左冯翊的“三辅”，治所就在长安城。在郡级区划上三分关中，长安县属京兆尹，渭城县属右扶风，栎阳县属左冯翊，这个“京兆府”的级别，就相当于现在的西安市，长安不是都城的时候，则为“京兆郡”，这种状态基本上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

隋唐年间，长安城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登峰造极。隋朝建立后，由于汉长安城在连年战火的影响下早已不适合居住，隋文帝在汉长安城南重新营建了新都，名为“大兴”。唐朝建立后依然定都于此，并恢复了“长安”一名，长安也迎来了这座城市最辉煌的年代——人口超过百万、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亚欧大陆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盛唐长安”就是古代中国巅峰的象征。

唐长安城平面图（图：地图帝）

然而再华美的乐章也终究会有绝唱，唐朝末年，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大量人口南流，中国的经济重心也开始逐渐向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偏移。长安就此步入了一个低潮期，此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成为过真正意义上的王朝都城。

那么，“长安”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变成了“西安”的呢？“西安”这个名字，是被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搬上前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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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景炎元年（公元1276），蒙古军队攻入临安，宋恭帝赵㬎退位投降，新兴的“元朝”就此宣告问鼎中原。

为了彰显元朝的文治武功，蒙古人把京兆府改名为“安西路”，到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又改称“奉元路”，多少有点拿长安城当战利品的意思。

西安明城墙（图：西安城墙官网）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很明显，“奉元”这种明目张胆歌颂旧政府的名字不能再用了。于是仍然取“安定西北”之意，把元朝曾用过的“安西”这两个字掉了个个儿，定名为“西安府”，至此，“西安”这个名字，终于闪亮登场了。洪武三年（公元1370），朱元璋封次子朱樉为秦王，其封地就在西安，西安因此成为明朝一座重要的二级皇城，城墙、钟鼓楼等都是在这一时期修筑起来的。

注意，这里必须使劲儿敲一敲黑板，重点来了：“西安”并非如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就是“长安”简单粗暴地改了个名，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出现的，和汉唐时期的京兆尹、元朝的奉元路有着相同的行政级别。当时的“西安府”下辖15县1州1厅，其中就包括“长安县”，硬要说有什么区别，无非就是长安是不是国都而已。

清朝时期，依然沿袭了西安府的名字和辖区。民国二年（公元1913）， 民国政府在关中地区设立关中道，继续管辖长安等14县；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将长安县城及城关一带划出，设立“西安市”，其区域归长安县管辖；民国28年（公元1939），政府又以“躲避轰炸”为由将长安县政府从城中迁出，至此，长安县在设立两千年后，失去了它的县城；三年后，政府为西安市划定了包括长安县县城在内的“东至灞河，西至沣河，南至秦岭，北至渭河”的区域。

也就是说，原本长安县的县城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西安城区。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现在的西安市实际上正是在原本长安县的地盘上建立起来的，而长安县则在西安城南建立了新的县城，算是古长安城的“精神延续”，只不过没有了城墙，“长安县”和“西安城”之间的界限也就变模糊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市”这一名称继续沿用，相当一段时间里长安县一直作为“直辖单位”存在，跟西安没有统属关系。直到1958年，陕西省宣布长安县由省直管划归西安市管辖，相当于恢复了明清时“西安府—长安县”的类似行政关系。

2002年，“长安县”结束了整整2204年的历史，宣布改为“长安区”，正式成为了西安市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事实应该已经很明显了：无论地位和管辖权如何变化，“长安”这个名字都是始终如一，从来没有变过。“西安”也不是由长安改名而来，而是经历了“内史（秦）—京兆尹（汉）—京兆郡（三国魏晋南北朝和隋）—京兆府（唐宋）—安西路和奉元路（元）—西安府（明清）—西安市（民国至今）”的不断变迁之后才定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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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长安”一直都在，从来没有消失过，那么，所谓什么“西安一下雪就变成长安”这种说法，自然也就显得站不住脚了。天天在朋友圈里刷类似的文案，不光没法激发思古之幽情，反而有点“装X失败”的嘲讽意味。

就好比你想“反清复明”，结果一抬头发现大明其实根本没亡，那这事儿就显得很搞笑了。

长安区（图：长安区政府官网）

当然，现代人怀念长安，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大众对这座城市辉煌历史的怀念，也包含着对个人“长安”的祝愿和对国家“长安”的向往。但因为这个就心心念念想让西安改回“长安”，也大可不必。

毕竟，如今的西安，坐拥陕西省省会、副省级市、特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西安都市圈以及关中平原城市群核心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和工业基地这一系列光环和上千万的人口，GDP已过万亿，比几千年前的“古长安”已经不知要进步了多少，叫什么名字都只是一个代号，又何必这么纠结呢？

不要再抱怨什么“长安不见使人愁”了，因为长安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