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革命党人的活动方式由地下转为公开，∞其自由主 义的政治主张也随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正义性。以自由主义民主共和理想 建国的新派势力虽然摧毁了清帝国在全国的统治，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清除 帝制儒学旧思想的政治影响。因此自辛亥革命至二次革命爆发之前，新旧思想 之间的互动、调试乃至冲突，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基本局面——即在新旧政治 势力之间、在自由主义与传统帝制儒学的秩序逻辑之间的一种互相接触、对话、 适应的状态。
而在南北议和后的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1913)，虽然以袁世凯为首 的北洋派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派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但是两 派有一个一直被学者忽视的共识，即在政治秩序与伦理秩序等方面，袁世凯是 与孙中山、黄兴等人有统一认识的。②在二次革命之前的新旧过渡阶段，双方 不仅在组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方面存在共识，在推行儒学确立礼法、重定社会 秩序方面也有一定的合作。正是这一时期的初步合作，为探讨儒学与自由主义 的共识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材料。
南北议和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让渡了民国政府的组织权，新旧两派达 成了议和局面。革命党与北洋派的合作局面的形成，取决于新旧政治势力之间 的微妙平衡：一方面因为北洋派和革命党都不认为己方能够完全掌控清帝国崩 溃后的局面，因此抱有“共济时艰’’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两派都尚未形 成一个切实可行的有关国家建设的方案，尤其是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政治运作 架构，在人事上也多有纠葛，两派面对多变的政局往往陷于疲于应付的境地。
以两派领袖的政治主张来看，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在保皇与革命之间 摇摆不定，后又在君宪与共和之间反复，可见袁世凯在此时对大局走向缺乏一 个清晰的判断。而孙中山等人虽然有效仿欧美的政治主张一一三民主义的学 说，但并未制定出一条合理的实践方案，因而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也承认， “当时同志鼓吹革命，全凭着一腔热血，未曾计划革命成功以后怎样的继续进 行，怎样的完全达到我们的目的和主义。’’就辛亥革命后的全国政局及民国 政府中的力量对比来看，这一时期也基本是处于新旧杂糅的过渡局面。民国初 年新旧势力在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冲突并 未全面爆发。
辛亥革命之后，面对辛亥革命后政权鼎革的大变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 “守旧派”也明确承认这一时期的新旧交汇的时局性质。袁世凯在和《泰晤士 报》记者的谈话中曾多次表示：“余信国民十分之七仍持保守主义。现民军已 有意见不和之征，北方民军与南方不甚融合。”“深信中国人民有十分之七 仍为守旧派，其与改革表同情者不过十分之三。”迫于革命的大势，袁世凯 不得不承认共和以促成南北议和的达成，承认民主共和的正义性是新旧两派组成联合政府的政治基础，即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民主政治是新旧两派合作的基 石。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的临时参议员纷纷北上参与北京临时政府 的组建，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袁世凯集团也不得不暂时走上自由主义 意识形态的政治轨道。
在清帝退位、南北议和成功之后，这种“守旧派”和“改革”派的矛盾虽 然暂时缓和了下来，但并没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消解。甚至在二次革命后 新旧之间仍存在泾渭分明的对立和冲突，孙中山在分析二次革命后的局势时仍 认为，此时国人的政治派别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旧官僚，二民党，三则普 通人民也。&34;内部的具体体现则是唐绍仪内阁的瓦解。
在革命风潮炽盛的南方各省，不仅新旧势力之间存在矛盾，即使在革命党 内部也难以统一意见。南方各省建立的军政府大部分都是以革命党人、新军统 领和地方立宪派等新旧势力合作的形式建立的，而江苏、山东在宣布独立时则 是由地方巡抚为首。因而在各省独立过程中，虽然革命的风潮势不可挡，但革命党人的中坚同盟会并不能完全领导各省的革命力量。“对于建立临时政府， 立宪派不仅在酝酿设计上占有先机，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发挥了主导作 用。”直到选举孙中山为I晦时大总统后，在组建临时政府时，宋教仁的政府 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的主张仍旧不能实现，甚至激进的革命党人宋教仁、 章炳麟被排除在部长名单之外。
建都南京的决定毫无疑问是南方革命党人出于对袁世凯等旧官僚的不信 任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但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却是一个总统意志完全凌驾于参 议院之上的形式。清帝宣布退位之后，孙中山在向参议院辞职时提出：“临时 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 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而在1912年2月14日南 京临时参议院讨论f隘时政府地点时，北方议员坚决主张北京，革命党人李肇甫、 章太炎、宋教仁等人从控制满、蒙等方面考虑，也力主建都北京。孙中山、黄 兴等人从巩固共和制度、限制言而无信的袁世凯等方面考量，力主建都南京。 在临时参议院已经议决建都北京的情况下，孙中山等人“极力运用同盟会在参 议院中的力量优势，不顾一切争取翻案”∞。
2月15日在选举正式大总统之前， 又向临时参议院提请复议，参议院在同盟会员的支持下不顾北方代表的反对而 最终通过了定都南京的决议。从民初政局的走向上看，孙中山以总统职权操 纵议员而推翻议会决议，不仅会使孙中山等革命党遭到党内少数派以及公众舆 论的指责，同时也为日后袁世凯肆意攻击议会开了先例。
唐绍仪内阁由南北议和时期的新旧势力协商成立，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内阁阁员包括陆徵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刘冠雄、王宠惠、蔡元培、 宋教仁、陈其美、施肇基等，人员组成复杂，党派歧见严重。唐绍仪虽出身 北洋阵营，却以新派政治人物自居，俨然成为了新派势力在北京临时政府中的 代表：“国务总理唐绍仪毅然主张内阁制……因与袁为旧交，恒严词抗辩，不 肯稍让， (袁)因益忌之。”于是袁世凯借熊希龄借款案和王芝祥督直案逼 唐绍仪离职，唐内阁存在仅三月余。袁世凯的幕僚也认为，“袁唐破裂，遂失 民党之人心。”在民国初年共和政治的初创时期，上述人事更迭与政治实践， 为总统以行政权颠覆政府提供了参照。
另一方面，从主义实践的顶层设计的方面来看，因为新旧政治势力、新旧 意识形态皆不能独自掌控时局，因而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一种互相退让、 互相配合的默契。这一方面表现在袁世凯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秩序的承认与顺 从，袁世凯在此时曾信誓旦旦地承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也表 示当不以个人权力为意而以国家大局为重：“倘明知不可而复虚与委蛇，致陷 民国前途于不可收拾，纵人不我责，而自问无以对同胞。”正因袁世凯赞成 共和的上述公开表态，使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导人暂时放下了戒心，采取 了与其合作的态度。由此可见，双方合作的最大政治共识是确立共和制度。
